三、致力于空间计划总统在1961年向联合国发表的演说中，要求在一个新的领域——外层空间——进行和平的合作。
他说；决不能让宇宙的寒冷地区成为更加寒冷的冷战的新战场。
在那年的就职演说和第一份国情咨文中，他都号召东西方合作来创造科学的奇迹而不是使人看到科学的恐怖。
让我们一起去探索星球吧。
但是，苏联人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
他们无意同大大落后于他们的美国空间计划——不是在科学研究的数量和种类上，而是在把大型运载工具发射入轨道的十分重要的能力上——进行合作。
苏联人有较为强大的火箭推进器——在他们掌握小型氢弹的技术之前，原先是发展起来为了发射更为巨大的核弹头的——在1957年首先发射了一个宇宙卫星，接着又第一个把活的动物送入了空间轨道。
尽管多数党领袖约翰逊一再敦促，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着手制定我国的空间计划方面却是迟缓和拖拉的，而共和党官员们还对俄国人所作的努力的意义大加嘲笑和表示怀疑。
杜鲁门总统也砍掉了战后在德国科学家帮助下开始制定的初期美国空间计划。
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的竞选运动中曾激烈抨击我国在空间探索上同苏联的差距。
在他看来，这象征着国家在共和党的统治下缺乏首创精神、创造才能和活力。
他确信美国人还没有充分领会到空间竞赛所具有的世界性的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影响。
在东西方竞相说服举棋未定的新国家应转向哪条道路，并指出未来将是什么浪潮的情况下，他担心苏联的引人注目的成就有助于给人一个危险的印象，即苏联在各方面无可争议地居于世界领导地位，特别是在科学方面一马当先。
美国科学家可以一再重复说我们的空间研究所作出的较为扎实的贡献，是衡量我国实力的更为确切的标准，但对此美国和全世界都未给予充分的注意。
选举之后，以杰罗姆·威斯纳为首的一个第一流的负责交接工作的特别小组曾向肯尼迪提出警告说，美国在把人送入空间的竞赛中不可能取胜。
有人表示担心，苏联对空间的垄断将给西方带来新的军事危险和不利。
我们自己的火箭推进器适用于一切众所周知的军事目的，但谁也不能肯定它的未来的用途。
而且，其他国家还认为苏联在空间领先意味着在导弹方面也领先。
不管这个假定是否正确，它影响到这些国家在冷战中的态度。
肯尼迪进入白宫的头一百天还没有过去，他所担心的事引人注目地被证明是正确的。
莫斯科在4月12日宣布，宇宙飞行员尤里·加加林不到两小时就完成了环绕地球轨道的飞行。
当苏联在全球各个角落充分利用这个历史性的功绩时，肯尼迪向赫鲁晓夫和加加林表示祝贺——并认真开始工作。
他已经大大增加了发展大型土星或火箭推进器的预算，并使国家空间委员会恢复了活力，由副总统担任主席，在减少军方和文职人员进行无原则的争辩的情况下加速工作的进展。
但这还不够。
在加加林进入太空的消息宣布后第二天，当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局长詹姆斯·韦布把一个美国设计的、即将把一位美国宇宙飞行员送入空间的密封小舱的模型带来放在桌上时，肯尼迪还是不很安心。
他打量着放在他桌了上的这个鲁布·戈德堡式的新鲜玩意儿，心想这或许是韦布当天早晨在上班的路上从玩具店买来的呢。
同一天，他要我同威斯纳去探讨一下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及预算局对空间竞赛的下一步有些什么打算，以便获得某种直接的答复——为当晚预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作准备。
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报告说，未来的惊人的庞大计划按其可能的发展程序大约包括：更长时间的单人轨道飞行，双人宇宙飞船，空间轨道实验室，固定的宇宙中间站，绕过月球后返回地面的载人火箭，登上月球再返回地球的载人火箭，勘察星球的载人火箭，以及用于宇宙航行的全部可控制的飞机。
科学家们说，美国要在这份单子的前几项的任何一个项目上超过苏联人，其前景都是暗淡的，因为他们一开始在火箭方面就占了优势。
我们击败他们的第一个最好的赌注是使人登上月球。
总统比他的任何一个顾问都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在空间探索方面处于第二流、第二位的情况，是同我国的安全、同我国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以及同新边疆政策的开发精神不相称的。
因此。
他要求副总统以空间研究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根据我国的人力、科学才能、超时工作的设备、代用燃料、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资金等条件，设法对我们取得空间优势所能采取和必须采取的步骤的一切基本问题找出答案来。
委员会集中力量召开了一些意见听取会。
韦布和麦克纳马拉拟出了新的空间预算的细节。
在这些报告的基础上，总统作出了他后来称之为他当总统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把我们的空间探索工作从低速转向高速。
在1961年5月他的第二份特别国情咨文中，作出了坚定而惊人的保证：在这十年结束之前，要把人送上月球并使他安全地返回地球。
他不愿意事先规定一个确切的年份，只提到这十年作为期限，这样他以后可以解释为1969年或1970年。
事实上，詹姆斯·韦布把这样一种预想告诉了他，即预期在1968年下半年实现的月球之行，将作为他的第二任任期的胜利的顶峰。
（根据先前对空间计划提供的支持的程度来看，这一飞行如果实现的话，也决不可能在七十年代中期之前。
）不管日期如何，这项保证的目的是使人们感到极端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个空间计划上，并且有一种实现它的迫切感。
登上月球并不是所要进行的唯一的空间工作，不过这显然是现代史上人类的伟大冒险活动之一。
总统告诉国会：这个时期，没有一项其他的空间计划比这一项对人类影响更大或更为重要……实现起来也没有如此困难和如此昂贵。
他说，这将需要把它置于国家最优先考虑的事务中，需要从其他重要的活动中抽调科学人员和资金，需要更大程度的献身精神和纪律性，并且要杜绝长期以来干扰着空间计划的一切小规模的怠工、竞争和人员变动。
就十分现实的意义来说，这将不是一个人登上月球……这将是整个国家登上月球。
因为我们大家必须为了把他送上月球而努力。
……这不仅仅是一场竞赛。
现在，空间已向我们敞开大门；我们热衷于分担对空间的探索，并不受到别人在这方面努力的限制。
我们进入空间，困为只要是人类必须承担的事业，自由人都必须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乘车驶回白宫时，他告诉我，国会欢迎他这项保证的例行掌声，使他感到热情不足。
二百亿美元是一笔巨款。
议员们知道有许多更好的途径可以花费这笔巨款。
我坐在讲坛旁边，觉得总统在努力争取议员们的支持时显得很紧张。
突然，他差不多完全撇开他准备好的稿子——这是他向国会发表演说时唯一的一次——以表示他注意到他们在承担一项代价如此昂贵和时期如此长久的义务方面所面临的责任。
他说：除非我们准备进行这项工作，并挑起使之成功的重担，否则干下去就是毫无意义的。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急切但有点不够坚定。
几周之前，我们成功地把艾伦·谢泼德海军中校送入了空间（虽然没有纳人轨道）。
这件事很帮忙，国会几乎一致投票拥护这项总统称之为美国新的伟大的事业。
那一年，空间预算增加了50％。
次年，它超过了1961年以前历年空间预算的总和。
重大的新设施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现称肯尼迪角），以及其他地方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为美国空间探索事业进行的或由之而产生的研究工作，推动了从医药到金属制造业几十种其他领域的发展。
由于1962年2月约翰·格伦上校的轨道飞行，那年较后时期经过金星的带有仪器的飞行，以及使用通讯卫星转播电视节目（包括一次总统的记者招待会）的实现，美国空间计划才真正开始得到了扩大和加速。
总统说，美国仍然不是名列第一。
赫鲁晓夫主席发表了各种听起来似乎是漫不经心的声明，例如，在维也纳提出的建议，说什么美国更能第一个登上月球，而后苏联再跟上，这都没有使他上当。
他也没有因为国内持不同意见者群起反对而裹足不前。
他注意到，每当苏联获得一项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有人要求我们在一项应急的曼哈顿计划的基础上多搞出点名堂来。
在美国每进行了一次宇宙飞行后，就有人要求世界承认我们所取得的优势。
但在各次飞行的较长的间隔中，总有人要求——有时出自相同的政治和报纸来源——削减我们的空间预算和放慢我们的时间表。
纳税人抱怨费用太大。
科学家抱怨说，更重要的活动受到了忽视。
共和党人开始散布这样的论调，说空间计划是白花钱，是要科学幻想的花招等。
但是总统一旦迈开了步子，就不再后退。
对于那些认为把这笔钱用来消除我们这个星球上的贫穷无知更为值得的人，他指出，我国有财力把这两方面的事业都办到，但提出前面那种意见的国会议员，不论空间计划的规模大小如何，似乎都不会投票提供更多的福利基金。
对那些批评他把力量集中在登上月球的计划上的人，他指出，这是进行具有广泛基础的科学研究力的焦点问题，约有六十项其他互不相关的工程占去了空间预算的将近四分之一。
对那些争辩说单靠仪器本身就能完成这项工作的人，他回答说，人是一切仪器中最了不起的计算机……〔人的〕判断力、勇气以及……吸取经验［的能力］仍然使人在各种仪器中居于独特的地位。
对那些担心我们的发射万一失败、已作出的宣传将使我们蒙受重大损失的人，他回答说，这个冒险不仅显示出我们献身于自由的精神，还可以提高我们取得的成就的声望，否则的话，别人可能会把我们已取得的成就看作是第二流的。
但是，正如他指出的，他从未放弃过的那个目标，不单单是第一个把人送上月球，正象查尔斯·林德伯格①的真正目的不是第一个去巴黎一样，而是在一个新的冒险时代中加强我们国家的领导地位。
1962年9月，他在休斯敦赖斯大学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最著名的演说，总结了这个国家为什么必须在这片新的海洋中扬帆航行的各种理由。
他说，不管我们参加与否，太空的探索将继续下去，正如合众国是以能量和远见来立国一样，它在每一个新时代中——工业革命、现代发明和核动力——总是首先破浪前进，从而取得了世界的领导地位，因而，这一代的美国人也立志要成为世界上领先的星际航行国家。
他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对生命以及对太空的总的看法：但是，有些人说，为什么要登上月球？……他们也可以问，为什么要登上最高的山峰呢？为什么三十五年前要飞越大西洋？为什么赖斯队要同得克萨斯队进行比赛？（得克萨斯队是个传统的、但几乎必然是更强的足球劲敌。
）……我们决意在十年中登上月球，还做一些其他事情，不是因为这些事容易做，而是因为它们艰难；因为这个目标可以用来组织和衡量我们最出色的能力和技术。
……许多年以前，伟大的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他后来死在埃非尔士峰②——在被问及他为什么要登上该峰时，他说：因为它在那儿。
不错，太空在那儿……月球和其他星球在那儿，取得知识与和平的新希望也在那儿。
①查尔斯·林德伯格，美国飞行员，1927年5月21日，他从纽约独自驾驶飞机持续飞行，越过大西洋，在巴黎降落。
——译者②即珠穆朗玛峰。
——译者肯尼迪加速实行空间探索计划，对美国外交政策也很有助益。
别的国家和我们合作，跟踪探索我们的空间载运工具，并从我们的气象、航行和通讯卫星中得到好处。
许多国家制订了同我们的计划相联系的太空研究计划。
但是直到1962年约翰·格伦进入宇宙轨道飞行之后，苏联才第一次表示有兴趣进行太空合作。
格伦的飞行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转折点。
那次飞行曾延迟了十次。
在五小时、三条轨道的飞行期间，未料到的危险使格伦多次面临活活被烧死的威胁。
总统喜欢在每个宇宙航行员安全返回后立即同他交谈，他本人特别喜欢格伦。
的确，他发现所有的宇宙航行员都是一些才干出众、容貌漂亮的人。
他的前任允许他们还在服役期间就可利用自己的名声和宇航员的经历大获其利。
他对他们的这种权利是不赞成的，他也不想让他们参加游行和发表演讲的时间和次数达到干扰他们的工作的程度。
但是他认识到他们的勇气和成就应该享有特殊的荣誉。
他当天大部分时间都从电视里观看着格伦的飞行情况。
在格伦安全着陆以后，他说：格伦上校的辉煌成就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前面还有漫长的路途。
我们起步晚了。
但这是一片新的海洋，我认为美国必须在这片海洋上航行。
在维也纳，赫鲁晓夫否定在发射火箭方面进行科学合作的重要性，声称从事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提高威信。
他曾说，合作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想让人观察他的火箭。
在后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把空间航行的进步与昆虫的进化相比，说他的国家已进入飞行阶段，而美国人仅仅在跳跃。
但在格伦飞行之后，各国首脑纷纷拍来的电报中，有一份是赫鲁晓夫拍来的，他在电文中不仅表示祝贺，还对双方合作第一次表示有兴趣。
肯尼迪指出，苏联对于他在就职演说、国情咨文和联合国演说中提出的类似建议，始终没有作出这样的反应。
可是我们……现在在桌子上有更多的筹码了……也许前景会有所改善。
总统就进行合作的特殊领域问题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大半重复了一年以前他在第一份国情咨文中所提出的建议：建立联合气象卫星体系、通讯卫星协作、交换太空医学情报、合作跟踪卫星的安排，以及其他较为一般的领域里的合作。
苏联的反应是有限度的。
共产党人的怀疑态度和保密措施很难打消，谈判进展得很缓慢。
肯尼迪本人的一些顾问抱怨说，以过多的合作代替竞争会挫伤国会的兴趣和削减拨款。
但是最终达成的有限安排——截止写本书时苏联人还从未履行过——至少是朝着实现总统在赖斯大学关于太空问题所作的誓言迈出了小小的第一步；……我们不会听凭空间内敌对国家的征服旗帜所统治，而应由自由与和平的旗帜来统治……我们不会听凭空间……充斥着大规模毁灭的武器，而应充满着为各国人民谋进步的…知识与谅解的工具。
四、对外援助与和平队约翰·肯尼迪关于和平的概念不仅意味着不存在战争。
它要求建立一个稳定的由自由和独立的国家所组成的共同体，摆脱共产主义赖以生存的动乱和斗争；它要求丰衣足食的国家帮助因贫穷而孱弱的国家。
他一进入白宫后，最优先考虑的就是美国援助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计划。
他说：今天，保卫自由和扩大自由的巨大战场是在地球的整个南半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是在日益觉醒的各国人民的国土上。
他们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他们谋求结束不公正、暴政和剥削。
他们不只是谋求结束，而是寻求新的开端。
他把使那些国家获得新的动力的经济援助计划看作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从头干起的主要手段。
这项计划不仅是理想主义或慷慨解囊的问题。
这些幅员广阔的不发达的大陆在没有重大战争的情况下，是东西方冲突的关键地区。
它们社会的现代化和成熟将会加强我们的安全。
他认识到每一个穷国（它们甚至不能全都称为发展中的国家，虽然为了避免落后或不发达这些字眼，这是正式使用的称呼）都处于不同的阶段，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他强调指出，除非受援国根据一个长期的经济计划利用本国的资源，否则任何数量的美国援助也不会是有效的。
可是他争取使受援国做到自我帮助和自己革新等方面的努力，只部分取得了成功。
在争取其他工业化国家进行较大的合作方面，他所作出的努力也同样只取得了部分成功。
最后，在他对美国援助计划进行彻底的整顿和提供长期的资金方面，他所作努力的效果也不例外。
如上所述，国会对外援的反对年年有所增加，总统的恼怒因之也一年年有所增加。
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他们尽量把话讲得十分堂皇，高谈什么首先由我国人民树立起一个榜样来。
可是在人民的估计寿命为四十岁的国家里，老年人的医疗照顾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大多数人是文盲或从未上过学，那么谁又会对我们的教育计划获得深刻的印象呢？我完全赞成帮助贫困地区和失业者，但这些人关心的只是生存。
他经常在记者招待会上或在公开发表的演说中用他希望国会和全国都能理解的词句来表达这种愤慨：任何国家如果在同贫困和绝望作斗争中就已耗尽了精力……就很难集中力量去对付外来威胁和颠覆的威胁。
我们每年花五百亿美元去制止共产主义的军事扩张……而后又舍不得花……不到这笔款子的十分之一去帮助其他国家……消除共产主义一直赖以滋长蔓延的社会动乱……对我们未说，这样去对付共产主义的恐怖是毫无意义的。
最使肯尼迪感到自豪的就是建立和平队。
这是他在1960年竞选运动中提出来的一个独特的机构，在他上任后的头一百天中就成立起来了，其人员都是具有他所号召的那种献身精神的美国人。
和平队是一支拥有几百人的骨干力量，后来发展到几千人。
他们大多数是年轻的志愿人员，把美国的活力和技术直接带给了贫穷国家的人民。
他们在那些国家的村庄里同当地的人民一起生活，讲他们的语言，帮助他们开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除了从助人中得到的乐趣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报酬。
和平队后来成为——至少在发展中的国家内——约翰·肯尼迪的希望与诺言中最鼓舞人心的象征。
然而，和平队的建立不是一帆风顺的。
自由派人士贬低它，认为它是骗人的玩意儿。
保守派人士把它当作垮掉的一代派①和幻想家的荒诞的避风港而加以否定。
共产党国家谴责它是间谍的外围组织。
许多十分需要它的中立国家的领袖对它非常憎恶并横加嘲弄。
而它自己的支持者，甚至在它还未成立之前，就已经议论着要建立一支联合国和平队和一支国内和平队以及十几支其他的分队来使它泄气。
在1961年，遇到关键的唱名投票时，共和党的反对力量无论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都是很强的。
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现于美国知识阶层中的一个颓废流派，以蓄长发、穿奇装异服、反对世俗陈规、强调个性自我表达等为特征。
——译者但是总统——以及他的能干的、富于理想的妹夫，和平队队长萨金特·施赖弗——细心而坚持不懈地建立起了这支队伍。
他们保证和平队在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中都是非政治性的，并且表明和平队只开往那些明确地发出邀请的国家。
中央情报局要利用和渗入和平队的企图遭到了坚决的、成功的抵制。
施赖弗以一种只有亲属才具备的那种说服力劝说总统改变了把和平队置于极不受人欢迎的国际开发署领导之下的决定。
申请参加和平队的人全经过仔细挑选和全面训练，不合适的人立即便被淘汰。
和平队的国家和地方干事都异常称职。
总统实事求是、注意实效地描述了和平队的使命，把这项满腔热情的事业委托给了施赖弗。
经历了产前的阵痛和成长中的苦楚之后，和平队终于茁壮地成长起来了。
拨给和平队的款项逐年增加，反对的人也减少了。
每一个驻有和平队志愿人员的国家都要求再多派去一些。
这些志愿人员很少犯错误，也很少出事——在东道国的首都之外，他们比任何美国外交人员都更为人所熟悉。
他们担任教师、医生、护士、农业人员、木匠以及各行各业的各级技术人员——他们成了美国最得力的理想主义使节。
他们还使美国对世界上落后地区的生活状祝有了充分可靠的了解。
总统同和平队志愿人员之间产生了一条特殊的纽带。
今天，他们在某些地区被人称作肯尼迪的孩于——而这个称呼也很确切地描写了他和他们之间的感情。
有一个和平队队员后来写道，他是真正的志愿人员。
而总统——他一有机会总要一批批接见他们——则说，和平队志愿人员对他的就职演说中关于不要求任何报偿的训谕，体现了最热烈的响应。
五、争取进步联盟总统的就职演说里使用了竞选中的另一个口号——成立一个新的争取进步联盟——Alianza Para el progreso。
总统心目中最常想到的大陆莫过于拉丁美洲，同时也没有哪个大陆比拉丁美洲更为热忱地感谢他所作出的努力了。
的确，许多非洲人对约翰·肯尼迪特别尊重——这是因为他在民权方面的努力，他在参议院发表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演说，他最先任命有革新精神的门南·威廉斯为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提出的改善非洲国家驻华盛顿外交人员待遇和住房的倡议，他对非洲独立运动的热忱，以及他给予刚果的阿杜拉、反对葡萄牙的安哥拉人和加纳的沃尔特水坝工程的支持。
相反，许多拉丁美洲人开始时对肯尼迪早期所作的听来熟悉的诺言表示怀疑，对他早期反共和反卡斯特罗的强烈调子和他未能任命一个人来负责西半球的政策也感到怀疑。
但是后来，他们终于认识到，他称他们的大陆为世界上最关键的地区，并不是说说而已的。
肯尼迪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发表的竞选演说中，第一次公开谈到争取进步联盟这一名称及其实质。
有一天晚上，在总统座机卡罗琳号上，他谈到了在就职后的头几个月里将集中考虑拉美问题；他要求为这项政策定个名称。
这个名称对六十年代，应象罗斯福的睦邻政策对三十年代那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我建议用Allanza，认为它的意义比alliance广泛，还因为我们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些美籍墨西哥人支持者所组织的一个合作保险机构也用了这个名称。
在华盛顿的一个古巴难民，拉美问题专家欧内斯图·贝坦考特通过戈特文建议加上para elprogreso（争取进步）。
候选人很喜欢这个称号——于是争取进步联盟便诞生了。
然而，它正式诞生的日期是1961年3月13日。
那天，总统在白宫东厅召集拉美各国的大使开会。
在那篇讲话中，他以争取进步联盟的名义披露出的十点计划，其源出于他在坦帕发表的演说的未宣读部分、1月份的国情咨文演说，以及1958年12月在波多黎各圣胡安的演说。
东厅演说之后——这篇演说由美国之音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和英语向西半球各地播出——联盟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同时他还向国会递交了一份特别咨文，要求对此给予拨款。
在这头一年内，国会为它拨出了资金。
泛美经济社会理事会8月间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争取进步联盟的正式宪章。
一群新边疆人士——除制订外交政策和负责外援的一般官员外，还包括伯利、施莱辛格、古德温、史蒂文森、狄龙和其他人士——在政策方面进行了出谋划策，或出席了边界以南的各种会议。
这在国务院的专业人员中引起了相当的惊慌，并在政策的连续性上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可是它却在拉丁美洲促成了该地区前所未见的活动与兴趣。
猪湾事件曾使拉美关系暂时搞僵，但总统在开头恼怒了一下之后，重又强调了积极的目标。
他开始拟订一个稳定咖啡价格的协议，向边界以南派送了比去其他大陆更多的和平队队员，增加了粮食用于和平计划的运输量，创办了一所新的训练机构，在国际开发署的计划下他任命了一位专职的争取进步联盟协调人（波多黎各的领袖特奥多罗·莫斯科索），并订出了其他十多种新开创的项目。
但是联盟的进展开头是缓慢的。
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拉丁美洲的婴儿死亡率几乎等于我们的四倍，其人民的估计寿命不到我们的三分之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年产量不到我们的九分之一，文盲率高达SO％，学校、卫生设备和受过训练的人员都很缺乏；某些地区的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城市中有骇人的贫民窟，乡村很肮脏，而他们对美国投资又持十分怀疑的态度，那么我们应从哪儿下手呢？总统说，这个任务的规模是令人惊愕的，即使这是个十年计划。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本人也对联盟的规模感到吃惊。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使用了一个他罕用的词，说他感到很沮丧拉丁美洲相继发生的军事政变也成了一个难题。
总统说，为了制止它们的政变而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去，不是壮大民主力量的办法。
他企图提供种种条件——例如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实行自由选举，烙守宪法的规定等——但他的政策既没有一直予以贯彻，也不是一直成功的。
经济援助和外交关系断绝了再恢复，或虽不断绝，但在形势本身不明朗的情况下就处于一种不明朗的状态之中。
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的情况是一个特殊的事例。
1961年5月，长期执政的军事独裁者特鲁希略（他被肯尼迪排除在联盟的所有活动之外）遭到暗杀，引起了没完没了的动荡和纷争。
美国外交人员的告诫和美国军舰的到场使特鲁希略式人物没有能登台，而引进了一个民主政府。
但是三十年来第一次通过合法选举产生的总统胡安·博什却那么软弱无能，无法防止连绵不断的政变和反政变。
和军事政变相反的另一种威胁是，由卡斯特罗或共产主义的追随者来接管政权。
肯尼迪谋求采取联合行动，以防止古巴把武器和人员输往拉丁美洲其他国家。
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功地使卡斯特罗日益从其邻国之中孤立起来。
1963年，他曾研究过一份拟议中的使门罗主义现代化的新文件，把它作为一项反对共产主义进一步渗入西半球的宣言。
可是他到1963年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拉丁美洲的巨大危险……同古巴无关……（包括）文盲、住房恶劣、财富分配不均、国际收支逆差、原料价格的下跌……［以及］同古巴无关的当地共产党的活动。
那年11月18日他在迈阿密说道，如果联盟要成功，我们必须……制止共产党的渗透和颠覆活动，但是，……仅仅抱怨卡斯特罗〔或〕共产主义，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尽管有这么多问题，联盟仍取得了进展。
肯尼迪到拉丁美洲的几次访问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杰奎琳通常总陪同他一起去的。
肯尼迪在一次访问之前曾说，她的到场是赢得大量欢迎群众和良好待遇的保证。
1961年，在哥伦比亚波哥大附近，总统站在一片旷野上为联盟行将兴建的一项住房工程举行了奠基仪式。
一年多以后，他收到首先住进那些住房中的一户人家的家长阿赫米尔·普拉萨斯·加西亚先生的一封感谢信，信中结尾说：我们很高兴……不再象流浪汉那样四处迁移了。
现在，我们有了尊严和自由。
拉丁美洲每四个学龄儿童中有一个得到额外的粮食配给，数万户农民重新安置到了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其他数千人获得了新住房、新教室或新教科书，他们全取得了较大的尊严和自由。
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业已开始的长期改革：建立中央计划机构，对赋税法和行政管理略加改革，在土地的使用和分配方面作些改进，把详细的开发计划提交给美洲国家组织，以及由当地作出更大的努力提供教育、住房和金融设施。
十九个国家中有十个超过了联盟所规定的年度经济增长的目标。
然而，现实同格兰德河两岸人们对于联盟的赞美之词还是不相称的。
总统不得不经常答复对联盟抱怀疑态度的人的问题。
他在1963年11月18日说，尽管有种种艰难险阻……抵制反对……步子缓慢，我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烈地支持和相信争取进步联盟……我并不低估困难……但是……最大的危险不在于我们的处境如何，也不在于敌人，而在于我们自己的怀疑和恐惧。
多样化的方针在南北美洲对联盟不满的人里，有些人对肯尼迪乐意援助国有化工业和援助征用（作为补偿）美国人产业的国家的做法持反对态度。
这不仅是拉丁美洲的问题。
他对印度（波卡罗钢铁厂），加纳（沃尔特水坝工程）和其他地方的援助计划也遭到了类似的反对。
由于许多受援国所奉行的外交政策象他们的国内经济那样，同我们的政策不相一致，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国会对援助这些国家的敌对态度。
许多国家在寻求美国人援助的同时又寻求苏联人的援助。
许多前殖民地自动地采取了反对西方的姿态。
他并不坚持认为应将每个国家标明为共产党国家、反共国家，或者是热中于冷战的国家。
他说，中立主义曾经是我们自己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的一部分。
他还认为许多奋发图强的新兴国家奉行中立主义，与其说是不道德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度用过这个词），不如说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不应该老是指望看到他们支持我们的观点，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
但是我们应该老是期望看到他们强烈地维护他们本身的自由。
象巴基斯坦这样的盟国往往抱怨他对印度那样的中立国家同样地友好。
但是正因为我们结成联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备国的独立和安全，他认为没有理由对任何一个采取不结盟方针，从而能够最有效地实现这一目的的国家不那么友好。
苏联人长期以来一直出力地争取中立国家，肯尼迪也无意从竞争中退出去。
1961年年初，他遭到了欧洲盟国的抱怨，因为他悄悄地放弃了国务院以前的政策，没有把向美国新申请外援的所有非洲国家先转给他们原来的宗主国；当门南·威廉斯支持非洲人的非洲这一口号时，它们就更为不满。
对此，总统淡然地评论说，我不知道非洲还应该是哪个别人的。
他也不想去规定受援国的国内政策。
虽然他确实想使其他国家在利用我们资金时作出基本的改革，但是他知道我们自己的制度不能普遍地强加于这样一个世界，或为这个世界所接受，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不是白人……不是基督教徒……（而且）对自由企业，正当的法律程序或澳大利亚式的无记名投票都一无所知。
所有国家都必须采用自己的制度，而使它们能自由地这样做，这是他的政策的核心。
1963年，他开始在演说中多次谈到要确保世界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
这句话同威尔逊所说的要确保世界享有民主，并无特别的抵触。
这一句话就概括起了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不少新思想。
最后，大多数中立国的领导人开始尊重肯尼迪关于独立和多样化的概念，并且尊重提出这些概念的人了。
他们认识到，一种微妙的态度上的转变已使美国同他们国家内部争取社会正义和经济增长的愿望相一致了；美国不再把土地分配、扫盲运动和中央规划看作是共产党的口号，而看作是受到我国政府鼓励，甚至是指定要进行的改革；这个国家现在更常把手伸给那些得到群众较大支持和具有较高社会目标的领袖，而不是伸给通常为西方外交人士所支持的安全的右翼政权；而且美国有了一位总统，他既理解又欢迎民族主义革命，并且相信，根据他自己国家的经验，最恰当的贡献并不是关于私人财产或政党制度的概念，而是人类尊严和自由的传统。
亚非拉的学生团体、工会和民族主义政党开始降低他们反美口号的调子。
他们的联合国代表团开始更为经常地同我们的代表一起投票。
以前认为是亲苏分子而受到排斥的几内亚总理塞古·杜尔也攻击共产党大使馆在他的国家内搞阴谋，并欢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和平队的代表团。
甚至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加纳的恩克鲁玛和埃及的纳赛尔也不时缓和了他们对美帝国主义的谴责，因为这时在国内也好，在亚非国家也好，美帝国主义这类词已不大有用了。
这些人往往是使美国总统感到心情不舒畅的朋友，而且国会对于继续提供援助也很有意见。
但是肯尼迪认为，他的政策使他能对这些中立国家的行动保持某种影响，井使它们的领袖有所约束。
肯尼迪的个人威信有助于促使苏加诺释放几年前在对他的政府的一次袭击中被打下来的一个中央情报局的飞行员。
它还有助于说服纳赛尔制止阿拉伯联盟中反以色列的狂热分子。
纳赛尔喜欢肯尼迪的大使约翰·巴多，他也喜欢肯尼迪搞私人通信的做法。
苏加诺很喜欢和平队，而且——尽管同司法部长有过一场伤感情的舌战——希望总统前去访问。
肯尼迪说，如果因为这些人说过的每一句蠢话或做过的每一件蠢事就抛弃或谴责他们，如果因为他们引起我们不快就切断我们的援助或不运送粮食，那只会对共产党有利。
他还希望利用我们的援助和贸易政策去扩大铁幕后的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南斯拉夫，在态度上或步调上可能出现的任何分歧。
如果说共产党集团曾经是铁板一块的话，那末到六十年代它已不复如此了。
他想鼓励现存的各种民族主义倾向。
美国同波兰人和南斯拉夫人的关系虽然动摇不定，但这总比他们完全采取敌对态度要好。
虽然铁托同莫斯科的关系有所改善，他仍然愿意鼓起政治热情欢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到白宫来。
他迅速向斯科普里①地震的灾民送去了医疗援助；他在花园欢迎一支波兰男孩歌咏队；他为这两个国家谋求经济援助；他还同国会进行斗争，坚持要给予这两国同其他一切国家相同的关税待遇。
他十分同情他的驻南斯拉夫大使乔治·凯南。
凯南因为国会背离了肯尼迪的南斯拉夫政策，把它搞成了一个前后矛盾、没有成果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大杂烩，而辞职了。
①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首府。
——译者总而言之，这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种精明的办法：帮助某些共产党国家，不帮助另一些共产党国家；既同盟国友好又同中立国家友好；既向私人工程提供资金，也向社会主义工程提供资金；既援助某些革命家，也援助某些反动派；赞同某些一党制的政府，不赞同另一些一党制的政府。
国内和国会中有些人仍然认为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以行为不检为理由撤销我们的援助。
对于他们来说，总统的这种方针实在太玄妙了。
总统在1963年他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再一次强调说：这些国家是贫困的，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有自尊心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激进的。
我并不认为国会山的种种威胁会带来通常期望的那种效果。
……我并不认为斗争已经过去，也不认为这种斗争可能会在本世纪结束。
接着，他相当简明地把以上的意见概括起来：我认为当今是个险象丛生、风云变幻的世界。
我认为我们不得不同它共存下去。
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