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国会选举此外，总统并不认为妥协或者挫折都是永久不变的。
肯尼迪断言，每一次妥协或挫折都可能成为将来一个比较有利于他的国会中所将提出的一个项目和未来竞选运动中的一个争论的问题。
但是在1962年的国会竞选中，他的任务是使国会至少保持象原来那样有利于他的条件。
在他自己党内，他并不打算排斥那些投票反对他的政治纲领的人，不过他明确表示了他的意愿：他只为那些支持他的纲领的人展开竞选活动。
由于反对总统的民主党人中的多数人，在他们一党把持的选区里既不想要也不需要他的帮助，反过来这就象有些人所说的，对总统来说倒不是一种排斥。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总统还在预选斗争中给予曾经帮过他忙的人以间接的帮助，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在帮助民主党守旧派成员来反对向其挑战的革新派。
例如，有人设宴表彰布朗克斯的党魁查尔斯·巴克利，宴会上收到了乔、杰克、博比和特迪肯尼迪父子弟兄四人联名的一封颂扬电报，这时革新派就大发牢骚。
虽然早些时候总统怠慢过纽约的守旧派头头，可是通常他对这类标记不太重视。
总统注意到，一度驱使他遭到失败的那些守旧派头头，现在全乐于听从他的吩咐了，而革新派一旦当选往往也就成为守旧派。
肯尼迪在1962年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同共和党人有关的，这个问题就是他想挡住中期选举的历史趋势。
除了1934年以外，中期选举总使在白宫掌权的党失去大约三、四十名众议员席位和数目相仿的参议员席位。
1960年，他多得的票数差距十分微弱，所以没有几个观察家认为他有多大办法能使共和党席位的增加仅仅限于他公开承认的那十五到二十个众议员席位。
总统助理小阿瑟·施莱辛格在一份很有见解的备忘录中说，罗斯福在1934年根本没有为国会进行竞选活动，这是中期选举常规中的一个例外。
而罗斯福在1938年和1942年为国会进行了竞选，结果倒使民主党在两院都失掉了一些席位。
这份备忘录说，肯尼迪插手竞选，只会挨骂，因为他是无法控制历史趋势的。
为了不致因此失去威望，他应当置身于这场斗争之外。
有个杰出的共和党人也建议说，一个总统应该只在非党派活动中露面来体现他代表全国人民。
但是肯尼迪却说，不对，……美国总统的职责在于……制订一个纲领并为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
……我认为在这个极为紧要和危急的时期，正当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都需要（我们〕尽可能贡献出全部精力、拿出全部行动，承担起全部争取进步的义务的时候，任何总统都不应只在礼节性的场合露露面，或者只在这个职位上摆摆样子而已。
1962年，民意测验表明，准备参加投票的民主党人不到百分之三十，而共和党人却有百分之四十三。
为了补救这种冷冷清清的局面，总统筹划了一次比历史上任何总统所筹划的更为有力的中期国会选举的竞选活动。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从不夸大一个总统在这些方面所能办到的事。
他并不象大多数人揣想的那样，仅仅因为爱好竞选才开展竞选活动。
他对一个为此感到惊讶的来访者说。
我很不喜爱搞竞选活动。
美国生活中有一种荒诞的说法，说什么搞政治的人就喜欢搞竞选。
嗯，也许有些人是这样，但是发表许多篇演说可是件吃力的事情，而且我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做。
不过……这次将决定在今后两年里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国会。
所以……这几个周末除了搞竞选外，我该去的没有比这更加重要的地方了。
肯尼迪夏季到西部视察一下保护自然资源的情况，9月间到南方视察一下宇宙导弹的情况，随后在10月中旬又到十二个州匆匆兜了一遍，这些的确是吃力的工作。
后来，古巴导弹危机横插了进来，使他取消了其余的计划。
但是艰苦的工作却收到了效果，同时他处理这场危机的手腕也无可估量地帮了他的忙。
除了1938年以外，这是有记载以来任何一次中期选举中合格的选民出来参加投票的人数最多的一次，而且，除了1934年以外，这也是现代政治史上任何执政党取得最出色成绩的一次。
共和党在众议院只得到两席，在参议院反失掉四席。
总统说：我们还是和上两年的情况差不多。
但是他知道，这次国会选举的结果比他原来希望的要好。
国会领袖和联络工作在参议院的这些竞选中，有一回使肯尼迪分外喜悦，也分外焦急。
他的小弟弟特迪一直被称赞为肯尼迪家族中天生的竞选人，他击败了亨利·卡伯特·洛奇的儿子乔治，把参议院中总统原来的席位仍旧保持在民主党手中。
因为在他自己的州里失利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民意测验表明只有特迪能为民主党人赢得这个州，又因为他不愿意妨碍他的小弟弟的发展，所以总统甘愿忍受比他预料的诸如任用亲人，一家独霸之类更加厉害的非议。
但是特迪的候选身份所引起的最为紧张的情况，却在于总统同众议院新议长的关系上。
新议长约翰·麦科马克的侄子埃迪也在谋求同一个参议员的席位。
在华盛顿，关于这两个家族交恶的旧话又重提起来了。
在马萨诸塞州，两家壁垒分明，准备一决雌雄。
可是总统和议长都没有公开参与，在我们每周举行的立法人员早餐会上也没有私下提及此事。
双方都对这件事的结果感到至为关切。
但双方都不为这场竞争相互指责。
两人都决心不让这件事妨碍他们的合作，尽管他们的波士顿支持人发表了与此相反的声明。
肯尼迪总统向格里狄龙俱乐部作了一篇非正式的绝妙演说，把这场初选很含蓄地同越南战争相比拟。
在越南，美国军队只是以顾问和训练人员的身份正式出现的。
总统说：我宣布过总统助理或总统任命的任何人不得参加马萨诸塞州的那场政治战争。
当然，我们可以派一些训练人员去。
……我要说的就是一句话，我宁可要特德，而不要埃德①。
①埃德即麦科马克的侄子埃迪，特德即特迪。
——译者我和别人一样承担了几次训练任务，总统和司法部长也帮忙指导他们的弟弟。
事实上，特迪在他们不在场时干起来并不怎么紧张，总统倒很紧张，因为他的名誉随着特迪可能被问及的每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时起时落。
例如关于教区学校的援助问题或者关于民权问题。
因此，当电视上有一档对他的弟弟的访问节目时，他就关掉不看。
但是特德·肯尼迪不需要他的两个哥哥给予任何公开的帮助或施加任何不正当的压力，便在1962年9月获得了提名。
议长尽管大失所望，不过在下一次立法人员的早餐会上只是拼命咀嚼他的雪茄烟而已。
这种每逢星期二举行一次的早餐会，如同内阁会议一样，通常不过是作为一种保持联系和取得团结一致的手段，以及公开交换意见的渠道。
总统根据奥布赖恩和我准备的备忘录领导讨论，把早餐会当作定期审查尚未通过的法案的会议，但他通常不用开全体会议就可以得到或发布一些情报。
奥布赖恩、奥唐奈、塞林格和我都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出席早餐会。
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多数党督导汉弗莱和民主党会议秘书斯马瑟斯代表参议院出席。
1961年，萨姆·雷伯恩任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是多数党领袖，卡尔。
艾伯特是副领袖或督导。
雷伯恩在这届国会行将结束时去世。
麦科马克和艾伯特相继升迁，黑尔·博格斯继艾伯特担任了督导。
他们每个人都变得忠于肯尼迪了。
雷伯恩曾竭力反对过对肯尼迪的提名，汉弗莱曾在预选中同肯尼迪竞争过，斯马瑟斯经常投票反对肯尼迪，麦科马克则在马萨诸塞州的政治问题上同肯尼迪有分歧，而现在他们都转变了。
在雷伯恩死后，他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职位就同肯尼迪和约翰逊对他们的职位一样感到生疏，所以在他们熟悉工作的过程中都犯有错误。
萨姆·雷伯恩在生前最后几个月里脾气越来越坏，越来越不爱说话，可是没有一个人（包括亨利·克莱在内）曾经担任过这么多年的议长，或是工作得这么突出的。
他懂得何时、如何以及向谁去拉选票、施恩惠，怎样去威吓新手和安抚老手。
他不在后，较多的权力不可避免地落到了保守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主席的手里。
约翰·麦科马克习惯于担任多数党领袖这一党派性较强的角色，因此受到他的党左右两翼很不公正的抨击，说他未能接好萨姆先生的班。
事实上，有人曾经竭力敦促肯尼迪反对把麦科马克提升为多数党领袖。
但是总统注意到敦促他的那些人自己并没有提出明确可选的候选人，而且也没有任何其他候选人比麦科马克更值得总统给予支持或对于这个职务更为相称。
他不能冒险在高级职位上树立更多的仇敌，所以在一场他断定赢不了的斗争中就避不卷入。
而且，自从1961年初最低限度工资法案因为六十四名民主党人缺席而以一票之差遭到否决后，众议院中党的组织工作已经逐步有了改善。
在参议院，有人也把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很不公平地拿来与他的前任，即现任的副总统相比较，致使他相形见细。
温和谨慎的曼斯菲尔德面对着推行他本党总统的立法计划这个同过去大不相同的任务，可是他个人的禀赋却又与这个任务很不合拍。
他是一个随和的、通常说话温文尔雅的蒙大拿人，比肯尼迪甚至显得更有节制，更为轻松自在。
参议院的领导班子是经过同总统充分磋商后组成的，但总统有时感到泄气，因为他认为曼斯菲尔德过分悲观、谨慎和拖拉了。
不过鉴于曼斯菲尔德在参议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总统也深深赞赏他的忠诚和勤劳，私下对他怀有诚挚的好感，并认为这些年来没有一个参议院领袖能够在长时期内干得比他更为出色。
同参众两院领袖密切地合作，这是在拉里·奥布赖恩主持下白宫同立法机构之间进行的有史以来最有组织的联络工作。
奥布赖恩的助手与白宫其他工作人员不同，是仔细地根据地理上的考虑挑选出来的。
威尔逊是北卡罗来纳人，马纳托斯是怀俄明人，多纳休是马萨诸塞人，戴利是加利福尼亚人，德索托尔斯是马里兰人。
尽管人家指责奥布赖恩的班子使用了高压手段和威胁，但他们同人握手的时候远比扭别人手臂的时候多，而他们挥舞大棒的时候也远比挥舞胡萝卜的时候少：例如，预先通报联邦政府的外包契约，给予参观白宫的特权，提供关于一项法案实施后果的详细资料，提供演说和新闻发布的资料，递送总统祝贺生日的信件，由全国委员会出面协助竞选，赠送总统签名的照片，以及在优惠待遇、公共工程和其他预算项目上提供种种的通融办法等等。
和蔼可亲、机智老练和孜孜不倦的奥布赖恩负责安排总统宴请宾客、约打棒球、演讲、接见以及通电话等种种活动的名单和日程。
他意识到总统对国内立法的兴趣和研究立法项目的时间全很有限，于是设法使总统亲自接见议员的人次不致太多，从而增加了这种接见的价值，不过凡是坚持要见总统的人，他也从来不会置之不理。
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政治行家，白天和晚上都同议员们混在一起，做他们工作，听他们意见，和他们一起谈笑，而且他说的好话总比搞的交易为多。
他从民主党控制的州里，从本乡的党领袖那里，从劳工和其他院外活动分子那里，从各个部门和机构那里，把压力调动起来。
他对所有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都保有一套卡片档案，档案里有关他们私人的和政治方面的资料，以及有关他们选区的情报资料都很完备。
在决定性的投票临近时，他和他的助手分头驻守在有关的会议室门外，或者在议长或多数党领袖的办公室里设立临时的指挥部。
在不唱名投票的表决中，奥布赖恩的一个助手有时候就坐在边座上，注视着每个议员怎样投票，尽管拉里本人觉得他在那里露面并不很合造。
教育和宗教奥布赖恩原指望被提名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尤其当他知道总统可能认为宗教争端虽未了结，暂时却不会爆发，因而并不理会有些人的意见。
那些人坚持认为由天主教徒当全国主席的传统应当随着一位天主教徒进入白宫而被打破。
但是在总统就职后几个月内，肯尼迪、奥布赖恩和我们其余的人又一次卷入了宗教争端，不过这一回，总统厌恶地说，是与一些新的团体展开斗争。
有些人写文章说，1960年的选举已经把宗教争端一劳永逸地排除掉了。
事实上，肯尼迪始终不同意这种观点。
一个非美国的传统已经打破了。
天主教徒显然可以当选。
竞选运动使许多偏狭和无知的人开通起来。
然而，总统在他获胜后不久说道，真正的考验不在于他的当选而在于他的当政上。
险些把他击败的顽固的宗教反对派依然存在，并且会兴旺起来。
如果总统缩小了国家和教会之间的界线，屈服于天主教统治集团的压力，或者在别的方面使宗教反对派的怀疑得到证实，那么将来有人就会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利用这些来反对提名天主教徒当总统，认为这不是切实可行的。
不过如果他执政时能信守竞选中许下的诺言和就职时的誓词，那么尽管总会存在不合理的偏执行为，而建立合理的政教关系问题也总会被提出来的，反对天主教徒当总统的不成文法律不仅暂时会被打破，而且永远将被废除。
争端迅速而强烈地在一个同约翰·肯尼迪关系最大的国内问题——教育问题上展开了。
在整个竞选运动中以及在整个总统任期内，他在这一问题上所花的时间、所作的谈话比在任何其他国内问题上全多。
他不用笔记本就举得出所有令人沮丧的统计数字：五年级学生每十个中只有六个读完中学，而中学毕业生中十六个人里只有九个去上大学；美国青年已经有一百万人失学失业；退学的学生失业率要高得多，而工资率则低得多。
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调查，有百分之七十一的人期望他们的于女上大学，可是只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有积蓄能办到这一点。
总统在俄亥俄州发表了一篇演说后，重新登上飞机时对我说：有些州长不明白如何能从财产税中挤出更多的钱去建立足够的学校，我同他们谈了话，俄亥俄的州长已经是第五个了。
作为参议员和作为总统，肯尼迪先后向无数大学听众发表过演说，恳求他们要向培育你们的世界贡献出这种教育所产生的尽可能广泛的好处。
……我不会采纳1893年比利时宪法的那项条款，即给予大学毕业生不是一张而是三张选票——至少在没有更多的民主党人上大学之前我不会采纳。
……可是我强烈敦促你们把你们的才智运用到当代的重大问题上来。
肯尼迪在白宫执政时，每年都向国会提出一份教育咨文，咨文的调子一年比一年强硬有力。
他把教育与我国的军事、科学和经济力量联系在一起。
他说：只有教育迅速有所发展，全国的发展才能加快。
人的才智是我们的基本资源。
不论多少次挫折都没有使他打退堂鼓。
当一项混合法案失败后，他就设法使每一部分分别通过。
如果每一部分通不过，他就采用混合法案的形式。
关于中小学的财政补助法案遭到否决后，他就在高等教育法案上下功夫。
但是宗教和种族问题①所形成的气氛，公立学校院外活动集团的攻击和参众两院与个别议员之间的争吵，这一切加在一起，妨碍了他的高等教育法案在1962年获得通过，尽管参众两院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分别通过了它。
但由于总统的耐心，新的有才能的教育总署署长弗朗西斯·凯佩尔的坚持，以及全国教育协会的较为建设性的领导，1963年的高等教育法终于制订出来。
它授权在五年期间内给予大学的补助比根据大学土地授予法在一个世纪内拨出的款项要多几倍，并且为几十万名学生提供了教室，每年还提供二十五到三十所新的地区性学院，十到二十所新的研究中心，几所新的技术学院和更完备的大学图书馆。
同年实施的另一项法案向医科学校和牙科学校提供了类似的援助。
①总统，还有教育、卫生和福利部及司法部的一份简报得出结论说，宪法和传统使公立和私立大学有可能得到平等的待遇，因为在高等教育上，法律并不要求任何一个州向所有的人提供义务教育，不强迫学生上大学，也不要求规定任何课程标准和录取标准。
当国会把这些法案里有关奖学金的条款砍掉后，总统就根据现行法律扩大了学生的贷款和奖学金。
当一般性的联邦教育援助法案遭到否决后，他就创设或者扩大各种新的特别援助办法；将职业教育经费增加三倍；拨出总统基金以制止退学现象；根据人力发展法案授权进行扫盲；为聋人，残废者、智力迟钝和智力优异儿童的教育提供经费；为学校午餐和图书馆增加经费；还和学校共同致力于少年犯罪问题——所有这些做法不仅是向严重的教育问题进攻，而且使地方经费能够用到一般建设和薪金上去。
其他法令给予地区性的图书馆、大学宿舍和教育性的电视节目以经费补助。
据估计，肯尼迪的全部主要计划中有三分之一是以教育的某个方面为中心内容的，教育部也称这几年为它百年历史中最为重要的立法时期。
然而他的中小学教育一般性援助法案失败了，各种争议——其中宗教问题不过是最引人注目的——汇合在一起，其势汹汹，使这个法案未能获得通过。
将近五十年来，在争论有关民权、州权、学术自由、预算平衡和财政平等等问题中，这一类法案就成了牺牲品。
因为这个法案在国会里的支持者彼此之间意见不一，大多数有组织的赞助人又是无能的、不合作的和前后不一的。
阿贝·利比科夫把一个在学校问题上做了多年院外活动集团成员的人的观点概括了一下，告诉我们说：不管他的立场是否危害到一项教育法案，他纯粹是反对所有的天主教徒。
另一方面，一个天主教教士说，他的有些同事干脆反对联邦补助教育的所有法案，不管这些法案是否包括给予在教区学校上学的儿童以宪法规定的补助。
肯尼迪对此毫不表示惊奇。
但是，他注意到，一项只涉及公立学校的法案在1960年差一点得到通过，并没有引起教会统治集团的重大抗议。
因此，他希望天主教教会将以同样谅解的态度对待他在竞选总统时作出的要通过这样一项法案的诺言。
但他的希望不久便落空了。
甚至在总统就职之前，斯佩尔曼红衣主教就谴责肯尼迪的工作小组所提出的有关教育问题的报告，认为它是不能考虑的，因为它没有把教区学校平等地包括在法案之内。
总统抱怨说：红衣主教对艾森豪威尔的任何一项仅提及公立学校的法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而他在1949年时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他不愿回避这一争端或者改变他的看法。
该年年初，他提出了一项广泛的联邦教育补助法案。
他强调，按照宪法明确的禁令，这个法案仅适用于公立学校。
代表美国天主教统治阶层的全国天主教福利会议立即提出，除非法案中增加给予非公立学校贷款的规定，不然他们就要号召人们起来击败肯尼迪的这个法案。
许多教堂的教区通报也敦促本教区的教徒写信给它们的国会议员。
总统又一次感到奇怪，他何以会被选中为攻击的对象。
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尖锐地指出，在共和党执政期间并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煽动。
他还说：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的教士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不应当仅仅由于白宫现在主持人的宗教信仰而改变自己的观点。
肯尼迪认为，在这件事上，他竞选时承担的义务和宪法的规定都是明确无疑的，而司法部和教育、卫生和福利部的一份全面的情况汇报进一步加强了他的这个看法。
帮助各种信仰的地方纳税人向那些对各种信仰的人都开放的学校提供经费，他觉得这根本不发生歧视谁的问题。
事实上，天主教徒的子女大约有一半在那种学校里求学，就象他当年那样。
在咨文中和记者招待会上他继续根据宪法讲话，这似乎使某些天主教徒更加生气，可是不管总统收到多少种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的答复却始终反映出他的下述决心：（1）促进公立学校的教育和（2）持政教分离。
问题在于找出某种办法，既打消天主教徒对前者的反对，又不致违反后一个原则。
利比科夫部长和我悄悄地、非正式地会见了地方一级的一个天主教教士，再由他同全国天主教福利会议的人员进行接触。
这些讨论最后集中在对国防教育法可能作出的修正上。
这个修正案将由国会而不是由总统提出。
1958年通过的国防教育法，已经包括向国防工作必不可少的那几类私立学校提供贷款的规定。
因此它提供了最方便、最合乎宪法的途径来说明，宪法所禁止的是给所有天主教学校以全面的津贴，而并不禁止给予天主教学童以专门的津贴。
虽然总统形式上仍旧仅对原来的计划承担义务，并不提出其他方案，也不想加以修正以便把教区学校包括进来，但根据宪法和策略他对于国会另外提出一项法案却并不表示异议，因为这项法案通过扩大国防教育法的实施范围和增加其贷款金额，可以消除天主教会对于他的法案所持的反对态度。
早在十多年前，当肯尼迪还是一名年轻的议员时，他曾作过类似的努力，在委员会里配合埃弗森的校车事件提出了一个在辅助服务方面给予儿童津贴的修正案，想弥合坚持补助公立学校的人同坚持补助教区学校的人之间的分歧。
但是鼓吹对公立学校补助的人当时对他的修正案持怀疑态度，他们在1961年对于扩大国防教育法的范围也有所怀疑。
肯尼迪的联邦教育补助法案于1961年初早经参议院通过，并已提交众议院重新审议，但在众议院规则委员会表决时却碰上了一票之差的障碍。
民主党人吉姆·德莱尼同他的大多数选民一起，真心诚意地认为，区别对待天主教学童和其他学童的做法是不符合宪法、不公正的。
他预感到新教徒将要在国防教育法的修正案上掀起轩然大波，所以得出结论——这项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一旦他赞同了公立学校补助法案，国防教育法案的修正案就会遭到肢解或完全夭折。
在他等待这两个法案送交规则委员会时，双方的宗教情绪全沸腾起来了。
由于不可能把这两个法案结合在一起，也不可能首先使国防教育法案获得通过，德莱尼就同史密斯、科尔默和五个共和党人一起以8票对7票否决了肯尼迪的法案。
总统和利比科夫作了不少恳求和施加了不少压力。
都丝毫不能动摇他的立场。
他比他信仰的宗教的许多领袖更加坚定，对于讨价还价或在其他问题上进行交易全不感兴趣。
奥布赖恩说：他毫无所求。
我希望他会有所要求。
德莱尼越是受到许多报纸社论和新教发言人的抨击，就越是受到他的天主教选民和伺事们的喝彩。
战场在国会和全国摆开。
一个新的组织争取教育自由公民协会威胁说要击败反对补助教区学校的任何议员。
议员们从双方收到了雪片般飞来的信件，有些信内连如何在教区学校补助问题上给议员们写信的指示也夹带进来了。
众议院有个集团发誓反对有关补助教区学校的任何法案，另一个集团发誓反对排除补助教区学校的任何法案，其余的议员因为他们的选民意见不一，衷心希望不要将任何会迫使他们表态的法案发回重议。
约翰·麦科马克出面支持给予教区学校全面的贷款。
萨姆·雷伯恩说，如果法案中不包括教师的薪水问题。
阻力将会少一些。
支持教育法案的院外活动团体则谴责任何删去教师薪水问题的动议。
众议院领袖们一致认为，不先获得规则委员会的赞伺，这方面的任何法案都无法通过。
而且在当时弥漫着的那种气氛中，没有一个法案能同时赢得德莱尼和南方议员们的支持以便取得规则委员会的批准。
虽然如此，总统仍继续奋斗，敦促那些对这个也许是国内最重要的法案持支持态度的议员……使用根据众议院议事规则可以使用的程序——将这个法案付诸表决。
要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使规则委员会已经扼杀掉的一个法案起死口生，只有三条靠大不住的办法：（1）散发大多数众议员签名提出的申请书——这种办法在五十年里只有两次成功；（2）为了把一项遭到搁置的法案提交众议院审议而暂停实行议事规则，但这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而个法案显然得不到这么多的票数；（3）由委员会主席于日程表中的星期三①提出法案——这些法案可以被拖延和辩论，直至被否决。
然而在众议院领袖们倡议的一个妥协性的法案上，他们采用了最后这一办法。
①按照美国国会众议院议事规则，所谓日程表中的星期三是指有关委员会得在每周的星期三将无法获得优先讨论的法案提交众议院讨论。
——译者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故事的可怜结局。
由于共和党人一致的反对。
加上民主党的保守派和那些不愿就法案的是非曲直进行表决的人们的反对，这就使一项要求将该法案提请考虑的动议，甚至也被压倒的多数所挫败了。
联邦关于教育补助的法案就此完蛋了。
大多数天主教徒议员，包括德莱尼在内，投票支持考虑这个法案。
但是一百六十六名共和党人中只有六名投票赞成（而前一年则有四十四名）。
同时，南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几乎全体投票反对。
总统说，一再出现的大字标题和社论全说是大主教徒造成了这个法案的失败，这样提法是不公平的。
他指出，众议院中倡议这个法案的是个天主教徒。
在规则委员会的三个天主教徒里，有两个投票赞成，在十个民主党人里，有七个投票赞成，但是当法案还需要一票才可以提交全体会议审议时，五个共和党人里没有一个投票赞成。
总之，八个反对者中有七个人——五个共和党人和两个南方民主党人——在竞选中全没有支持过肯尼迪，他们也不受肯尼迪愿望的影响。
总统说：真正扼杀这个法案的不是天主教徒，而是这些人，正如他们五十年来一再扼杀这类法案一样。
但是，随着教育补助法案的寿终正寝，肯尼迪执政年代里美国政治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变化也随之出现。
天主教徒当选总统的禁令也寿终正寝了，其影响的范围远比去年11月里的事为大。
约翰·肯尼迪已经表明，一个天主教徒能够顶得住天主教会统治集团在一项对于双方均有实际意义的法案上所施加的全部压力，因而在全国各地新教教堂的讲坛上，他也受到了赞扬。
例如，几个月以前在竞选运动中反对他最厉害的一个人——达拉斯的W·A·克里斯韦尔博士，也号召他教区内的教友支持肯尼迪总统和宪法。
甚至新教徒和其他美国人支持政教分离联合会也报道说，它对肯尼迪总统感到极其满意，因为他的强硬立场将使所有主张政教分离的人感到安心和鼓舞。
……我们希望美国人民将支持肯尼迪总统同他自己教会的主教们对抗。
许多一般的天主教徒和几种象《公益》之类的天主教刊物支持总统的立场，他的朋友红衣主教库欣还号召天主教徒们看清楚多数人反对用税款补助教区学校这一事实，并呼吁他们既不要强使这种法案通过，使国家陷于分裂，也不要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达到目的而施展他们在国会中的政治影响，以阻挠其他有益于教育的法案。
但总统再次感到天主教统治集团的大多数成员既反对他，也反对他的计划。
在1961年的格里狄龙宴会上，他谈到了以前的一个反天主教的传说：艾尔·史密斯在1928年的失败阻碍了罗马教皇接管美国，当时他曾向教皇发了一份只有一句话的电报——打开铺盖睡觉！①肯尼迪说：嗯，在我就教区学校的这项法案表明立场后，我本人也从教皇那里收到一份简括的电报，电报上写着：\'卷起铺盖走路！\'①英文为unpack一个字。
——译者到1963年，肯尼迪看不出形势会发生任何变化，而最高法院作出的在公立学校强制学生做祈祷是非法的这一裁定，多少使形势有点恶化了。
总统在那年的宴会上用了一句切合实际的妙语来概括这项措施获得通过的可能性。
他说：首席法官使我确信，我们的学校法案显然是符合宪法的，因为没有人为它做祈祷。
最高法院关于学校做祈祷问题的决定，以及另一项关于学校里读《圣经》问题的决定，大有在1964年的总统竞选中引起新的宗教争端的危险。
1960年，保守的新教徒曾经谴责过所有的天主教徒，说他们大概要谋求打破政教之间的界线，打乱宪法上关于信教自由的微妙的平衡以及威胁公立学校的非宗教性质，但是保守的新教徒中有许多人在1963年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其自相矛盾，又出来谴责最高法院关于取消在公立学校朗诵正式的祈祷文和读《圣经叉的决定，并要求修改宪法以允许公立学校学生做祷告和读《圣经》。
大多数天主教领袖和许多自由派的新教徒，也象美国州长会议和国会许多有势力的议员一样攻击这两项决定。
由于因最高法院、学校法案、天主教徒总统及其重新当选等问题所引起的种种争论都交织到了一起，一场新的不愉快的斗争临近了。
但是总统设法使这些决定中的刺激性成份大大减少，并使任何修改宪法的势头大大减弱。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就祷告问题的询问作了深思熟虑的答复，从而达到了上述目的。
他说：我认为即使我们不同意最高法院的决定，我们还应支持这些决定……这很重要。
此外，在这件事上我们有一个很方便的补救办法，即我们自己做祷告。
……我们可以在家里做更多的祷告，我们可以诚心得多地去教堂做礼拜，我们可以使祷告的真正意义在我们所有孩子的生活中变得更加重要。
这种权力是我们谁都可以使用的。
我认为这种答复典型地表明了肯尼迪在整个执政期间对于宗教争端处理得多么出色。
他使曾经警告说他可能会削弱宪法的所有批评者全感到失望，也使曾经希望他会削弱宪法的所有天主教徒全感到失望。
他的政府清楚表明，这个国家并没有法定是天主教的，新教的，甚至基督教的国家，而是一个民主共和国，任何宗教或某一教会都不能通过法令在这里立足或受到抑制。
肯尼迪说话算数，在挑选公职人员时他确实没有显示出任何宗教上的偏爱，也没有显示出惧怕教士们的压力，他忠心为国，矢志不渝。
总统并没有向梵蒂冈派遣大使。
在他的支持下，联邦政府悄悄地但是广泛地加强了在生育和人口控制方面的活动——增加对这方面研究的补助，支持联合国扩大这方面的努力，并主动协助需要这方面情报资料的其他国家获得更多的情报。
1962年的一项法案规定在哥伦比亚特区对诲淫的出版物进行检查——他的批评者们曾认为教士们的强大压力会迫使他不问法律依据如何就签署的——结果，却被他否决了，这倒不是因为他赞同这种刊物，而是因为这个法案根据宪法来看有严重的缺点。
肯尼迪曾对得克萨斯州的传教士说过，他会以总统的身份毫不犹豫地去参加新教礼拜，所以他在任期的第一年就乘飞机到得克萨斯州去参加了萨姆·雷伯恩的葬礼。
肯尼迪同这时已经很友好的比利·格雷厄姆一起参加新教的祷告晨餐，在白宫接见形形色色的新教牧师，而且私下会见反天主教的小册子作者保尔·布兰沙德——那是在我的办公室里，这样甚至来白宫访问的人也不得而知——争取他赞同把私立大学也包括进高等教育法案中去。
他通常总要我同布兰沙德保持联系。
他还象其他任何一个总统那样无拘无束地去拜会了罗马教皇（但是没有遵照他自己的先例和适用于国家元首的外交礼仪去下跪或亲吻保罗教皇的戒指，而是仅仅握握手而已）。
部分由于约翰·肯尼迪所树立的榜样——也由于另一个约翰①所树立的榜样（另一个约翰当教皇的短暂任期与肯尼迪当总统的短暂任期大致相仿，可是在他们得以会晤之前，那一个约翰不幸已经亡故了）——美国天主教会变得不再那么受到外界的指责，而更多的是需要进行内部的改革了。
①指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1881-1963），他于1958年10月即位，1963年6月去世。
——译者但总统始终没有改变或贬低他的天主教信仰，他也没有减少去教堂做祷告的次数或掩盖这个事实。
他很自豪地保存着一个军人身份牌，上面刻着前所未有的一行字：约翰·F·肯尼迪——总司令——血型Ｏ——罗马天主教徒。
还有一点要补充说一说。
我认为，在整个竞选运动中，我们所碰到的最难解释清楚的宗教问题是，有人担心可能会在白宫做起罗马天主教的弥撒来。
对于那些表示这种担心的人，我可以担保，弥撒仅仅在白宫做过一次，那就是在1963年11月23日。
上一章目 录下一章□ 作者：西奥多·索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