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他是身不由已地陷入与官方对抗的险恶处境，这处境对他心理的伤害就特别深重。
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本来是常常并排供着两尊神，一个要他注重实际，把眼前的功利奉为第一，另一个却要他超越世俗，向上下左右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不知道该皈依哪一尊神，总是在其间犹豫徘徊。
身遭严重的压迫时，狭隘的功利意识就膨胀起来，一九二五年他甚至说：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
１可在另外一些时候呢、他又很知道人应该有更为宽广的人生视界，于是他就说诗人应该有傅大的心灵，能感受人间、天国和地狱这三界的大痛苦和大欢乐，又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是痛苦的，因为他看到的永远是缺陷。
倘说他那些启蒙主义的呐喊的冲动，常常将他赶到前一尊神的座下，他碰壁之后的种种怀疑和悲观，又会将他拉回到后一尊神的面前。
可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与官方直接对抗的处境却不允许他再这样两边摇摆了：强大的敌人正对你虎视眈眈，它随时可能猛扑过来，置你于死地，你哪里还有工夫去作那种不着边际的玄想？虚无也好，悲哀也罢，小说家的想象也好，知识者的怀疑也罢，统统都只能抛开去，你先得集中全力来对付眼前的敌情！我相信，任何人处在鲁迅那样的境遇里，都会本能地向自己提出这一类警告吧。
随着他和国民党官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种凡事都以眼前利害为重的权衡方式，就自然会逐渐挤开其他的权衡方式，独占他的头脑。
无论什么事，只要能帮助他渡过眼前的险恶处境，他现在都愿意做了。
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个身外的精神寄托。
越是意识到自己和官方的力量悬殊，意识到自己的速胜的无望，他就越需要构造一个理想，来证明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徒劳地和官方对抗。
因此，尽管他早已经多次证实了侈谈理想的可笑，他现在还是不得不再一次谈论理想。
理想总是将来的事，他既然要谈，就只能捡回那个历史进步的老观念。
他在通信中对朋友们说：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
２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
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
二又在公开的文章中接出更为乐观的姿态：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４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５口气如此坚定，真是难为了他。
但是，这些话毕竟大空，光用几个将来、历史、之类的大名词，并不就能构成一个理想，他还得将它们落到实处，力它们配备一个现实的可能性。
可是，到哪里去寻找这种可能性？中国的社会是一片漆黑；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呢？都站在中国的当权者背后；唯一可以考虑的，似乎就是苏维埃制度下的俄国了。
说起来，他在五四时候就看过介绍俄国革命的书籍，二十年代中期介绍苏俄的文艺论战和文学作品，也明显表示过对俄国的变革的好感。
在厦门和许广平讨论今后的出路时，许广平还向他提议去苏联：党[指国民党]内似乎好些，我想如国民党不容，则跑到俄国去，在广东，去俄很容易……⑤．６他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一直有怀疑，但他现在已经别无选择，对理想的需要如此急迫，他不得不先把这一点怀疑：压人心底。
更何况中国的官方也好，它的外国的支持者也好。
都一齐攻击苏俄，单从敌我利害考虑，也应该将苏俄引为同志：用他自己的话说：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
哪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敌人，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
７已经抱定了以现实利害为重的宗旨，那就正不妨以苏俄为论证自己理想的材料。
他开始频繁地谈论苏俄。
先是在介绍苏俄及其文学作品的序跋中：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百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命运的人。
８当苏俄施行五年计划的时候，革命的劳动者都为此努力的建设，……到页年半，西欧及美洲‘文明国’所视为幻想、妄谈、昏话的事业。
至少竟有十几个工厂已经完成了。
９接着又专门写文章来称赞，说俄罗斯的黑土中确实长出了成功，１０说这成功使他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
１１如此热烈的口气，他还从没有对别的事物用过。
将苏俄描述成理想的标本，下一步就自然是在中国寻找它的相似物。
既然认定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是千千万万穷苦人造成的，你要在中国实现同样的成功，就势必得把眼光转向中。
国的穷苦人。
鲁迅似乎早有这样的念头。
在北京和广州，他看多了知识者的无用，看多了青年人的叵测；种种流血的事实又一再向他证明，光靠文字和思想，决不能战胜拥有暴力的黑暗。
因此，还在离开厦门的时候，他就已经产生了将人区分为聪明人和傻子的想法，他去集美学校演讲，一开口就说：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他们有坚强的魄力，有勤劳的德性……１２在《坟》的后记中，他更明白写道：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
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
１３从早先高喊任个人而排众数，到现在将世界放到愚人肩上，他的立场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这个新立场再转到将工农视为中国的希望，那几乎是顺理成章，非常容易了。
于是，也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接。
二连三地断言，中国的将来也必是工农百姓的天下。
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１４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１５不用说，他对共产党和红军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也就因此特别重视，这是中国土地上唯一和苏俄相似的地方，也是他那无产者的将来在现实中的唯一的例证，倘若那里的状况能够使他满意，他对自己的理想就可以放心了。
可惜他困居上海，不能前往苏区自己去看，只好求助于目击者的介绍。
就是这样的目击者也很难找到，他只好向共产党人去询问。
一九三二年，他就在家中会见从苏区秘密来上海养病的红军将领陈赓，了解苏区的情况，他尤其注意农民的生活状况，提了一大堆具体的问题。
最后他相当满意，确信苏区的农民已经获得了某种解放。
他后来甚至表示，要写一本描写红军的小说。
１６国外有苏俄的证明，国内又有苏区的证明，再加上国民党官方的反面的证明，他似乎的确可以相信，他已经替自己对于将来的理想，成功地指出一条现实的可能性了。
理想是有了，但它很脆弱，所以鲁迅紧接着要做第二件事，就是像五年前驱逐内心的鬼气那样，再一次搜索自己的头脑，剔除那些与理想不合的思绪。
需要剔除的东西也真不少。
比方说，他向来把流血看得很严重，因此，他一方面忿恨统治者的凶残，甚至将被统治者翻身之后的残酷，也算到统治者的帐上；１７另一方面又反感这种残酷，甚至会由此联想到中国历史上鹏大规模的屠杀，那些愚民专制的血淋淋的暴行，而禁不住生出对革命本身的厌恶。
他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怀疑，对国民党在广州清党的反感，实际上都是出自对鲜血的珍贵，他所以称许叶赛宁们的无可厚非，一个下意识的原因，也就在他们对革命的残暴一面的惊骇，能引起他的深切的共鸣。
可是，他现在将自己的理想托付给了俄国式的革命，怎么还能再反感它的残酷呢？自己亲身经历了统治者的暴力威吓，他对那种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也自然比先前更能体会。
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有意识地替革命的残暴辩护了。
借评述法捷耶大的小说《毁灭》，他强调：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
１８一九三三年初秋，顺着眼以牙还牙的思路，他更提出一个酷的教育的说法：要防‘奴隶造反’，就更加用‘酷刑’，而‘酷刑’却因此更到了末路。
……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
１９几乎同时，他又用痛打落水狗的理由，为革命的暴力开脱。
他详细叙述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梗概：革命终于起来，专制者人了牢狱；可是这位人造主义者[指堂·吉诃德]，这时忽又认国公们为被压迫者，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又引用剧中一位革命者德里戈对堂·吉诃德的做然自白：是的。
我们是专制魔玉，我们是专制的。
……然后称赞道，不能不称赞德里戈的嘲笑，憎恶，不听废话，是最为正当的了，他是有正确的战法，坚强的意志的战士。
２０把革命的残暴誉为正确的战法和坚强的意志，他在这时刻，是完全被敌我意识牵引着，站到踏着残酷前进，的立场上去了。
鲁迅要剔除的另一种思绪，就是对大众的轻蔑，他现在是指望愚人来支持世界，怎么还能像以前那样，一味去揭发他们的愚昧呢？一九三三年七月他说：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
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
……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
２１从在日本的时候起，他自己不就经常是一个悲哀中国人愚昧无救的读书人么？可他现在的立场变了，虽然承认老百姓确实像沙，但他强调的重点已经转移，不在他们怎样像沙，而在他们如何被治成沙，锋芒所向，是统治者了。
一年以后，看到上海有人借莎士比亚的《凯撒传》，指责民众永远是受人操纵，鸡来迎鸡，狗来迎狗，他就引用一位俄国人的话，把这鸡来迎鸡，狗来迎狗解释成民众对鸡、狗的赏玩：人往往愤慨着群众之不可靠。
但其实，岂不是正有适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的正义的法则的事在这里吗？劈开底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之辈的，……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撤万岁。
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顶罢。
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
如此替民众辩护，可谓用心良苦。
可他还不尽兴，第二天再写一篇文章，用相当尖刻的措辞，讽刺那指责民众的论者。
他似乎完全忘记了，就在差不多一年前，在一封私人通信中，他还说过和对方一样的话。
２３到一九三五年四月，他更以谈论孔子的机会，直截了当地赞扬中国老百姓：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于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
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的了。
２４倘若单看这些言论，我都谁都要说，三十年代的鲁迅是完拿走到自己原先立场的对面去了在鲁迅的观念中，民众除了以被统治者的身份，与统治者构成一对反义词，更以自己的不识字，和知识者构成一对反义词。
因此，他改变了对民众的认识，也就势必要改变对知识惭级的认识，你当然还记得，在整个二十年代中期，他是怎样谈论知识分子和革命的：他把知识分子春成是一种特殊的人，他断定他们和一切权势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常常举出叶赛宁和梭波里作为例子，向人证明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必然幻灭，每当讲述到这种幻灭，他总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同情。
可到三十年代，他的立场有了明显的移动。
在左联的成立大会上，他警告那些年轻作家：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阶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２５然后又举出叶赛宁的例子－－他对叶赛宁的悲剧的解释，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不是归因于革命的残暴，而是归因于他自己的浪漫谛克了。
一九三０年底，他又对两位向他求教的年轻人说：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
……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
２６这就更进一步，不但说叶赛宁们咎由自取，还指他们的幻灭是对于革命的反动；说这些活的时候，他分明已经站到那使知识者痛苦的势力一边了。
这也是役有办法。
叶赛宁所以对革命失望，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感受到了无理性的非知识者的残暴，事实上他自己就并非自杀，而是被人拷打以后吊起来，伪装成自杀的。
鲁迅并不知道这个真相，他只是照自己处境的需要来立论，既然已经替苏俄的革命辩护，替这革命盼残暴辩护了，他就只能把对叶赛宁的同情统统收起来。
可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他过去一直用叶赛宁们来代表知识分子，倘说他们是活该幻灭，活该自杀，那在今后的革命的时代，这样的知识分子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北伐时期广州的一批激进的青年，就正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喊出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的。
他自己到上海后的几个演讲，尤其是那篇《关于知识阶级》，也分明暗含着同样的疑问。
他自己是知识分子，二十多年来一直以此自豪，骤然听到这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自然觉得非常刺耳。
他在一九二七和二八年间的内心苦闷，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这个口号。
可是，他现在剔除头脑中的阴郁思绪，竞又在自己内心奏响了这个口号，惟其是发自内心，声势就更为逼人，他不能不认真来作回答。
可怎么回答呢？他似乎不能不承认，叶赛宁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应该灭亡，可在情感上，他又绝不愿意说整个的知识阶级都过时了。
那剩下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知识阶级一分为二，一部分应该灭亡，另一部分还有将来。
可这区分的依据何在呢？鲁迅无奈，只好又搬出苏俄来：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智识劳动和筋肉劳动的界限也跟着消除，……由此也更见社会一异，所谓‘智识者’即截然不同，苏联的新的智识者，实在已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对秋月伤心，落花坠泪，正如我们的不明白为什么熔铁的炉，倒是没有炉底一样了。
２７这话说得实在呆气，活现出他那种强自为说的倔脾气，就像三年前鄙薄蒋光慈式的革命恋爱小说，他不借作那样吓人的断言一样：革命的爱在大众，于性正如对于实物一样，再不会缠绵悱恻。
２８但是，他正是用这种颇为呆气的空想，来论证那不会灭亡的知识者的存在。
一九三二年底，他第二次回北京探望母亲，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演讲，都特别挑起知识阶级会不会灭亡的话题，反复强调说，有一种新的知识者，他们与群众结合，反对个人主义，能够把握住实际人生，因此在将来仍能生存。
２９到一九三四年，他更明确描绘出这新知识者的相貌：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
但这些知识者，……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楼罗。
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３０所谓看轻自己……，是他初到上海时的看法；那看轻别人……，则是他到广州之前的看法。
它们虽有不同，却都将知识分子看成是大众之外的特殊人物。
现在他把这两个看法部否定了，径直将新的知识分子归入大众之中；他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看法，总算是比较协调了。
能够将知识分子一分为二，他也就获得了心理平衡，他现在可以隐约地自居为新知识分子，而放纵他对旧知识分子的失望。
杨杏佛被刺以后，知识界一片恐怖，有些人难免谅慌过度，他就连声感叹，说知识阶级就是怕死：盖怕死亦一种智识耳。
３１读了一些描述东北抗日游击队的笔记，他又借题发挥：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
３２有一次和朋友闲谈，他更断然说：知识分子，实在是应该轻蔑的，他们花样多，……有些事情就败于他们之手。
３３他这些话当然都有具体的所指，但人有了知识便会软弱和东倒西歪，却是他初到上海时就有的想法。
这个想法现在竟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他用如此轻蔑的口吻来谈论知识分子，这些又都是私下的谈论，并非公开作态，我实在要感叹，那种将坚定和勇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战斗意识，对他思想的影响是太大了。
鲁迅重新解释了知识分子，也就重新解释了文学和艺术。
既然新的知识分于是大众中的一员，他们的工作都属于革命运动的一翼，３４他们中一部分人所从事的文学和艺术创造，也就自然可以用未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还在一九二八年他引述苏俄那巴斯图派有关文艺只具有阶级性的理论时，就作过这样的两可的评价：这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
３５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它，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
３６到了三十年代，他更大进一步，多次从正面强调文学艺术的宣传功能。
看见有人指出文学不是宣传，他还作文抨击：谁用文字说‘文学不是宣传的’，也就是宣传，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
３７这其实是偷换概念，因为对方说的宣传，和他说的宣传不在一个层次上，与所谓社会影响，更是两个意思。
但也惟其如此，他为文艺的宣传功能辩护的急切之情，倒是充分表现出来了。
这种急切之情是来自他读过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书？实际上，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认识，主要是取自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两人的著作，尤其是前者的那一本《艺术论》。
笼统来讲，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偏重功利的，但你看鲁迅对普列汉诺夫的推崇，在他举出的几个尤合于介绍给现在的中国的观念中，却有要宣传主义，必须预先懂得这主义，而艺术家，适合于宣传家的职务之处却很少这一条。
３８每个人读书，都有自己的取舍，鲁迅阅读普列汉诺夫的时候，正在和创造社那批只认教条，不尊重文学本性的年轻人打笔仗，就自然会特别注意普列汉诺夫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强调。
他那样含糊其辞地评价那巴斯图派，也因为他实在知道，艺术并不只是政治手中的工具。
所以，单是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事，并不就能使他信奉文艺就是宣传，他现在这样冲动地强调文学的宣传价值，还是因为受多了官方的压制和迫害吧。
鲁迅毕竟是作家，比起鼓吹文学的现实的宣传意义，他更愿意描绘理想的文学前景。
这也正符合他对知识分子的新认识，既然会有一种新的知识分子，那么理所当然。
也该有一种新的文学。
他在广州时就预言，随着平民世界的建立，将来会有一种平民文学。
３９一九三一年他更肯定他说，将来的文坛上会出现别一种作者和别一样看法。
４０由这对将来的文学的笼统的称颂一他更引申出两个意见。
一是废除方块字。
将来的文学的作者，当然是工农群众，可至少在目前，他们绝大多数都不识字，汉字的笔划如此繁难，要说他们能很快掌握，鲁迅也知道不大可能。
那怎么办呢？只有废除汉字。
所以他断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４１还多次打比方，说方块字是大众身上的结核菌。
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更明确说：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
４２这分明在重复钱玄同二十年前的主张了。
再就是推崇无产阶级文学。
既然唯无产者才有将来，那至少在名义上，这无产阶级文学是将来的新文学的先声，他就是再看不起成仿吾和蒋光慈，对他们手上的这面旗帜，却不能不表示敬意。
所以他这样向朋友介绍上海的左翼作家：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指无产阶级文学]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
４３对提出名目者的轻蔑，和对名目本身的尊重，区分得清清楚楚。
柔石被杀之后，他为美国的一个左派杂志写文章，第一句就是：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
４４这明显不符合实情，他却偏要这样写，而且用这样坚决的口气，我想他心里其实是很清楚的：鼓吹无产阶级文学也好，修正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认识也好，更不必说为革命的残暴辩护了，都不是在讨论抽象的道理，而是作具体的抗争，是在回击身外的压迫，是在克服内心的阻力。
既然是抗争，那就先得满足现实的功利需要，别的方面，只好不管它了。
为了能有个理想来支撑他与官方的对抗，鲁迅不惜对自己的思想作那么大的修正，那在实际的社会交往中，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功利策略，你也就可想而知。
谁都不愿意孤身一个人面对强敌，他总希望两边有支援，背后有接应，越是发现敌人的强大，这寻找盟友的心情还越急迫。
鲁迅自然也是如此，他自已和国民党政府为敌了，对一切也与国民党为敌的人，就本能地会产生好感。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与国民党对抗最激烈的势力，就是共产党，鲁迅看待它的目光，也就最为亲切。
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家的客厅里就经常有文化界的共产党人来来往往，其中瞿秋自和冯雪峰等人，更成了他非常亲近的朋友。
以参加左联为起点，他公开和上海文化界中的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即使对其中有些人心存芥蒂，也总是克制着，尽量不露在脸上。
他将自己的寓所提供给瞿秋白作避难所，瞿秋白一有危险，就往他家里躲，有一次还在他家里约见其他的共产党人。
他甚至和北京的共产党组织也有联系，一九三二年他去北京，就在共产党北方局的安排下，借一个朋友的家，和北京各个左翼文化团体的核心分子见面，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
他因此常常充当共产党的联络人。
那北方局失掉了和共产党中央的联系，就派人将汇报信送至他手上，请他转交；一些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打散了，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也都会来我他，请他帮忙恢复联系。
有好几次，他果然也能帮上忙，譬如一九三三年冬天，他就帮助成仿吾和上海的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头。
当然，鲁迅井没有加入共产党。
他也不会加入，在内心深处，他对政治性的团体向来就有戒心。
一九二五年春未，他国答许广平关于参加国民党的询问，就明确说过：如要思想启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
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
４５他早年在东京就不愿意当刺客，现在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人生凤雨，将个人的独立看得更重，当然不会再加入什么政治团体了。
因此，他和共产党人的联合，就主要是以他那一枝笔，和那个令人眼亮的名字。
事实上，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所以再三敦促成仿吾、钱杏村这些人，要他们收起对鲁迅的敌意，主动去联合他，甚至尊他为左联的领袖，也就是看中了他的名字和笔。
４６鲁迅大概也知道，所以，凡是共产党方面要求他写的文章，只要和自己的见解抵触不太大，他就总是勉力照写。
在这样写下的文章中，他也总是尽力以共产党人的口吻说话，对国民党政府痛加斥责。
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九三四年冬天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就是两则突出的例证。
有时候，他甚至愿意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发表对时局的看法。
一九三一年，上海有一家《文艺新闻》杂志请他评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意义，他就写道：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４７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照着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的共产党，还有斯大林的共产党第三国际－－的意思来回答了。
至于将自己的名字列在共产党组织的各种宣言上，次数就更多了。
连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他都和茅盾联名拍电报去祝贺。
甚至冯雪峰自作主张，以他的名义买了火腿，作为给毛泽东的礼物送去陕北，他事后也表示同意。
他临逝世前，请冯雪峰代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４８，他过目时并不涂改，同意就这样送出去发表，就更说明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都非常看重和共产党人的联盟，要竭尽所能，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将苏维埃俄国描绘成理想的乐土，到与中国的共产党人公开结盟，鲁迅在短短的几年间，摆出了一个与从前明显不同的新姿态，十年前他告诫年轻人，万不可做关于将来的梦，可现在呢，他自己就不断向人描绘这样的梦；十年前他已经认定，无论那些人自称什么，都不过是在争夺地狱的统治权，可现在他公开跨进那争夺的战场。
他自然是不得已，借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
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这是当时国民党官方对苏区的称呼】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４９你甚至还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彻底坚守自己确信的可能，他们置身那样险恶的处境，总难免会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放弃自己的确信，来换取起码的生存。
虽然事实并非一定如此，我却愿意相信它是如此，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了，那种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肯违背信念的知识分子，你能看到几个呢？倘说鲁迅如此明显地改变面目，正体现了他逃离精神待死堂的第三次努力，这努力能够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