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理于那天(星期六)下午两点在‘蓝野猪’旅馆进行。
不用说，这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在圣玛丽米德至少有十五年没发生谋杀案了。
像普罗瑟罗上校这样的人在牧师寓所的书房被谋杀，更是村民们很少遇到的令他们惊诧不已的事。
我不愿听的各种各样的议论飘进了我的耳朵：牧师来了。
相当苍白，不是吗？我吃不准他是否也插手了。
毕竟是在牧师寓所干的。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他当时正在走访亨利·艾博特呢。
哦！但他们确实说他和上校吵架了。
玛丽·希尔来了。
瞧，她摆出那副架子，不就是在那儿干活儿呗。
别吵，验尸官来了。
验尸官是我们邻镇马奇贝纳姆的罗伯兹医生。
他清清喉咙，抬抬眼镜，摆出一副庄重的模样。
重述一遍所有的证据只会令人乏味。
劳伦斯·列丁为发现尸体作证，并确认手枪属于他。
他确信，他在案发前两天即星期二见过手枪。
枪放在他住所的架子上，而住所的门习惯上是不锁的，普罗瑟罗太大作证说，她最后一次看见丈夫，是大约六点差一刻他们在村于路上分手的时候。
她同意稍后到牧师寓所叫他。
大约六点过一刻，她沿后面的小路从花园的大门到了牧师寓所。
她没有听到书房有什么声音，以为房间是空的，但她的丈夫可能正坐在写字台旁，那样的话，她就看不到他了。
就她所知，他的健康和精神状况是正常的。
她没有听说有哪个对他怀恨在心的仇人。
然后是我作证，讲述我与普罗瑟罗约会和被电话叫到艾博特家去的情况。
我叙述了我怎样发现尸体，叫来海多克医生的经过，克莱蒙特先生，有多少人知道普罗瑟罗上校那天傍晚要来见您？我想，有许多人。
我妻子知道，我侄儿知道，并且，那天早上我在村于里碰见他时，他本人也提到这件事。
我想，有好些人都可能偷听到他的话，因为他有点聋，讲话的嗓门大。
那么，这是件人人皆知的事了？任何人都可能知道？我说是这样海多克接着作证。
他是个重要证人。
他仔细地、内行地描述了尸体的外形和道枪击的准确部位。
按他的判断，死者大约在六点二十分至六点三十分道枪击——肯定不会晚于六点三十五分。
那是最大的时限。
他肯定这一点，并强调这一点。
不存在自杀的问题，枪击处不可能是自己施加的。
斯莱克警督的作证谨慎而简短，他讲述了他接到通知和看到尸体时的现场。
他出示了那封信，还叫大家注意信上的时间——六点二十分。
还有闹钟。
不言而喻，可以假定死亡时间是六点二十二分。
警督什么也没有漏掉。
后来，安妮·普罗瑟罗告诉我，警督认为她到牧师寓所的时间稍稍早于六点二十分。
后一位证人是我们的女佣玛丽，看来她是个有点粗暴的证人。
她没有听到什么，也不想听到什么。
好像来看牧师的先生们通常是不会被枪杀的。
他们不会。
她有自己的话儿要照料。
普罗瑟罗上校正好在六点过一刻到的。
不，她没有看钟。
在她引他进屋后，他听到教堂的钟响了。
她没有听到任何枪声。
如果有枪声的话，她会听到的。
哦，当然，既然先生被发现遭人枪杀，她知道一定有枪声的——但仅此而已。
她没有听到枪声。
验尸官没有再就此追问。
我意识到，他与梅尔切特上校配合默契。
莱斯特朗兹太太也传唤来作证，但她出具了一份经海多克医生签字的证明，说明她因病不能到场。
还有最后一个证人，一个有点蹒跚的老太婆。
照斯莱克的说法，她是为劳伦斯·列丁料理家务。
向阿切尔老太大出示了手枪，她认出就是在列丁先生的卧室里看到的枪，那枪放在书柜上，随便放在那儿。
她在案发那天最后一次看到枪。
是的——在回答进一步的问题时她说——她确信星期四午餐时间枪还在那儿。
她离开时是一点差一刻。
我记得警督告诉我的话，不由得有点惊奇。
他询问她时她记忆模糊，而现在却对枪的事相当肯定。
验尸官用一种平静的态度宣布审理结束，但语气却非常坚定。
几乎立刻就作出了裁决：由未知的个人或数人进行的谋杀。
当我走出房间时，看到一小群年轻人，他们有着明亮而机敏的眼睛，外表上也有些相像。
他们中的几个人，我觉得面熟，因为过去几天他们老在牧师寓所周围转悠。
我为了脱身，折回到蓝野猪旅馆，幸好碰到那位考古学家斯通博土。
我也顾不上礼节，一把抓住了他。
那些个记者，我简短而明确地说，您能帮我甩掉他们吗？噢，没问题，克莱蒙特先生。
跟我上楼。
他带路爬上狭窄的楼梯，走进他的卧室，克拉姆小姐正坐在房里熟练地敲着打字机的键盘。
她满脸堆笑地向我打招呼，表示欢迎，并趁机停止了工作。
太可怕了，不是吗？她说，我是说，不知道是谁干的。
不过我对审理感到失望。
不够味，我是这样看的。
从头到尾都没有你可以称为痛快的情节。
那么，你也在那儿吗，克拉姆小姐？我当然在那儿。
想不到您没有看见我。
难道您没有看见我吗？这使我有点伤心。
是的，我确实伤心。
一个男人，哪怕他是个牧师，头上也应该长眼睛的啊。
您也在场吗？我问斯通博士，试图摆脱这种嬉笑嘲弄。
像克拉姆小姐这样的年轻女人总使我感到尴尬。
没有，恐怕我对这样的事情兴趣不大。
我是个沉溺于自身爱好的人。
那一定是种非常有趣的爱好。
我说。
也许，您也略知一二吧？我被迫回答，我几乎一无所知。
即使承认一窍不通，也不会使其气馁，斯通博士就是这样的人。
结果就好像是说，我的惟一的爱好是掘墓。
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开了。
长形墓、圆形墓、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史前石墓和独立墓，这一切都从他的口中像泉水般涌出。
我只有点着头，装出懂行的样子——这样说也许过于乐观了。
斯通博士继续用深沉而洪亮的声音讲个不停。
他是个小个子的人，有着一个圆圆的秃头，还有一张浑圆红润的脸。
他的眼睛从很厚的镜片后炯炯有神地盯着你。
我从未见过一个人，这么小的一点鼓励竟然使他变得如此热情。
他详细地讨论着每一个支持或反对他的孤芳自赏的理论的依据，顺便说一句，我对这种理论简直茫然不知所以。
他详细讲述了他与普罗瑟罗上校的意见分歧。
一个固执的乡巴佬，他愤愤地说，对，对，我知道他死了，一个人不应该讲死人的坏话。
但是死并不能改变事实。
他确实是个固执的乡巴佬。
就因为他读过几本书，便以权威自封——反对一个终生研究这个问题的人。
克莱蒙特先生，我把一生都投入到这个工作中去了。
他激动地说着，唾沫飞溅。
格拉迪斯·克拉姆短短的一句话把他带回现实。
如果您不当心，就要误火车了。
她说。
喔！这位小个子停止了讲话，从衣袋里掏出一只表。
哎呀！只差一刻？不可能。
您一旦开始讲话，您总记不住时间。
如果没有我的照顾，您会怎样，我真的不知道。
完全正确，亲爱的，完全正确，他充满感激地拍拍她的肩膀。
这是个了不起的姑娘，克莱蒙特先生。
从不会忘记什么东西。
我认为自己能找到她是非常幸运的。
哦！别说了，斯通博士，姑娘说，您太抬举我了，真的。
我不禁感到，我事实上会支持第二种观点——这种观点预见，合法的婚姻将是斯通博士和克拉姆小姐的最终结局。
我设想，克拉姆小姐爱自行其事，但不失为一个聪明的年轻女郎。
你们最好动身。
克拉姆小姐说。
好，好，我就走。
他走入隔壁房间，出来时抬着一个皮箱。
您要离开吗？我有些惊奇地问道。
只是到镇上去呆几天，他解释说，明天去看我的老母亲，星期一有些事要与我的律师办一下。
星期二就回来。
顺便说一句，我想普罗瑟罗上校的死不会影响我们的安排。
我是指墓地的事。
普罗瑟罗太太不会反对我们继续工作吧？我倒不这样看。
他说这话时，我在猜想，谁将成为老屋的主宰。
很可能普罗瑟罗会把房子留给莱蒂斯。
我感到，知道普罗瑟罗的遗嘱的内容是有趣的。
一个人死了，会给家人带来很多麻烦，克拉姆小姐略带阴郁地说，您简直想不到有时候会有多么悲伤的气氛。
哦，我真得走了。
斯通博士费力地想拿起皮箱、一张大毛毡和一把笨重的伞，我过去帮助他。
他谢绝了。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
我能很好地解决。
楼下肯定有人的。
但是，楼下连一个擦鞋匠或什么人的影子都没有。
我想他们为记者们服务去了。
时间很紧，于是我们向火车站走去，斯通博士提着皮箱，我拿着毛毡和伞。
我们一面匆匆走着，斯通博士一面喘着气说：您真是太好了——不想——麻烦您……希望我们不会错过这——这班火车——格拉迪斯是个好姑娘——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姑娘——天性非常温和——恐怕在家里不太愉快——绝对——心地纯洁——心地纯洁。
我向您保证，尽管——年龄悬殊——发现许多共同点……正当我们向车站拐过去时，看见了劳伦斯·列丁的住所。
它孤零零地竖在那儿。
周围没有别的房子。
我看见两个相貌机灵的年轻人站在阶梯上，另外还有几个通过窗户朝里窥视。
这一天记者们够忙的了。
小列丁，这家伙不错。
我说了一句，想看看我的同伴会说些什么。
这时，他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很难说出什么，但他还是喘着气吐一个什么词，我一时没有听清。
当我要他重复他的话时，他喘出一个词：危险。
危险？非常危险。
无知的姑娘们——不太了解——落入像这种家伙的圈套——总是围着女人转……不好。
从这话中，我推测，村子里这个惟一的年轻人也没有逃过漂亮的格拉迪斯的注意。
天啊！斯通博土喊道，火车！这时，我们已经接近火车站，开始疾步奔跑。
从伦敦开来的火车正停在站上，开往伦敦方向的火车正在进站。
在售票处的门口，我们撞到一个文雅的年轻人，我认出是刚到达的马普尔小姐的侄儿。
我想，他是个不喜欢被碰撞的年轻人。
他为他那种泰然自若、超然物外的风度而骄傲，那粗俗的一撞无疑有损于泰然自若的风度。
他向后摇晃几步。
我连忙道歉，然后我们进了站。
斯通博土爬上火车，我递给他行李，刚好赶上火车沉重地往前一冲，启动了。
我向他挥挥手，然后转身离开。
雷蒙德，韦斯特已经走了，但我们当地一位绰号叫作小天使的药剂师刚好也要到村于里去。
我和他并肩而行。
好险哪！他说，噢，审理进行得怎样，克莱蒙特先生？我告诉了他裁决的结果，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想裁决会是这样。
斯通博土要去哪儿？我将他告诉我的话重复了一遍。
没错过火车，真走运。
您总弄不清这条铁路的情况。
我告诉您，克莱蒙特先生，真要命，真丢人，我就是这么说的。
我坐来的火车晚了十分钟。
而且，还是在交通稀少的星期六。
在星期三——不，是星期四——是的，是星期四——我记得是谋杀案发生的那天，因为我打算向铁路公司写一封措辞强硬的投诉信——谋杀使我忘了这件事——是的，上个星期四。
我去参加药学学会的一次会议。
您说六点五十分的火车晚点多少？半小时。
整整半小时！您对此怎么看？十分钟，我不在乎。
但如果火车要七点二十分才到站，喔，那您在七点半以前就别想回家。
我说的是，为什么把这班火车叫做‘六点五十分班车’呢？完全如此。
我说。
这时，我看见劳伦斯。
列丁从路的另一头向我们走来，为了摆脱他的这番唠叨，我借故说，我有话要给列丁讲，就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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