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便用最快速度抄完了文件，回家后连夜复写了几份，向鞍山、太原、成都、武汉、等地的难友各寄去一份，请他们尽快转抄寄本地区的难友们，我特别向吴成德、赵佐端、孙振冠、几位老领导以及在抚顺乡下的郭乃坚单独寄去一份！ 我在给老郭的信中说：老哥，咱们可熬出头了，中央发布文件为我们平反了！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能早一分钟和我分享这个巨大的欢乐啊!不久，我就接到难友们充满激情的回信，信中说：这回是拨开迷雾见青天了！、没想到咱还能活到这一天，死也瞑目了！郭乃坚在信中说：他把文件念给家人听了后，全家抱头痛哭……。
3.终于给我恢复了军籍、党籍自我改正了右派问题后，学校领导立即任命我担任理化生教研组的组长，要我好好抓一下这几门课的教学质量。
74号文件发布后，我请求校党支部出个公函，介绍我去武装部落实政策，Ｙ书记痛快地答应了，还亲自向他的老朋友武装部长去了电话请予关注，区武装部很热情地接待了我，随即到学校去查了我的档案，根据我的申诉和提出的证明人，对我在战俘营的表现进行了函调，不到两个月就做出了复查结论和恢复我的军籍、党籍的决定，但报到北京卫戍区进行审批却花了近一年时间。
理由是要等到北京地区各武装部将本市共20余人的复查材料都送上去后一起进行审批。
尽管我不只一次邀集了我们常来往的五位难友一起去卫戍区上访，没想到就在天子脚下申冤也这么难。
后来还是请在总政的老上级周根龙给卫戍区的黄政委打了招呼，才分批地将我们的复查结论审批下来。
1981年底，根据北京卫戍区的正式批文，恢复我从1947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党龄，恢复我从1949年参军时起的全部军龄。
石景山区武装部换发了我的复员军人证书，补发了380元复员补助及医疗补助金。
中共石景山区委组织部给我校党支部下达文件，宣布恢复我的中断了整整30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学校党支部召开了支部大会，欢迎我归队。
会上支部书记和同志们讲了很多安慰与勉励的话，我不知为什么到了这时候反而不怎么激动了，像是一个饿过了劲的人，一下见到食物反而失去胃口一样。
当时我心里十分沉重：我第一次在清华大学入党时那种神圣的感觉，第二次在战俘营重新找到党组织时那种惊喜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了。
我虽然在会上表示了对党的感谢和愿意继续为党的教育事业而奋斗的决心。
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希望我们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总结历史教训，从思想上和制度上彻底解决个人专制独裁问题，以保证永远不再发生类似的人间悲剧。
4. 许多难友的下落已经难以找到从1980年10月起，总政开始推动74号文件的落实，任务是对6064名志军被俘归来人员在26年之前所做的政治结论与组织处理，逐个进行复查改正。
而这６千多人现在哪里？总政将沈阳军区政治部保存的原归管处的原始档案全部调来，发现已有丢失，只查到４千余人的名册，对于总政的询问，沈阳军区回答是在文革中由于防止造反派抢档案，藏在山洞里的档案被水淹后部分遭到损毁。
等到将原来按处理类型分类登记的名册重新按籍贯分类登记，才发现这４千多人当时返回原籍后已分布在除台湾西藏外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
总政只能将现有的、按原登记的籍贯进行分类的名册下发各大军区，再经省军区，军分区下达到各县武装部，要求各武装部负责先按照现有名单，地址主动对本县的志愿军归俘进行复查处理。
各地再设法在本地区查找丢失了档案的那千余人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