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芳烈是带着在省委立下的军令状——一年内，解决温州所有制问题——和对个体经济的偏见，履任温州市委书记。
到温州后，他自我感觉像是进入了一个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城市： 没有熟悉的国营企业和人民公社，没有政治觉悟高的人民群众，一切乌七八糟。
官员们冷冷观望。
看得出他们并不欢迎袁芳烈的到来，有的制造舆论，放言袁芳烈3个月就会卷铺盖走人。
最初，袁芳烈着力扶持国有经济。
尽管有三分之一的国营厂彻底破产，剩余的也仅仅只是苟延残喘，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帮助这些国营工厂跑贷款。
袁芳烈努力的实际作用至为微薄，乃至最终无济于事。
与此，几十万温州人在国营企业体制之外，辗转于全国，弹棉花、补鞋、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站队、倒卖车船票和推销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
他们背负流言与指责，遭受冷眼和唾弃，仍然激情四溢，仿佛无时无刻都充满着对未来的期望。
正是这些黑工厂、家庭工业和不务正业的人支撑着温州经济的大半个江山，并积聚成为一股无法抗拒且正在蓬勃向上的自发生命力。
不过，当时袁芳烈的工作重心是割掉私有化的毒瘤，将这些大逆不道的人圈回温州。
他雷厉风行开展的一系列打击私营经济的组合拳，在让其势头偃旗息鼓的同时，整个温州经济形势也黯淡下来。
将民间经济与中央宏观政策嫁接起来的桥梁，就是地方官员。
他们不但上传下达，更明白融会贯通、活学活用。
如果他们具备足够的魄力与智慧，经济史势必会被改写，当然可能并不都是大刀阔斧。
局势不容乐观，可也不是那么悲观。
即使政府习惯于以行政手段和思路解决经济问题，改革仍旧是整个国家的主流。
民间的经济洪流滚滚，政策、行政的大坝可以抵挡到几时？到底是疏还是堵，这的确是个问题。
1982年下半年两次调研后，袁芳烈的心态就在不动声色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瑞安调研路途中，袁芳烈惊讶地见到上百头牛，个个膘肥体壮。
多年的基层工作，袁芳烈见过的牛，大多缺乏照料，瘦的瘦，死的死。
他向牛倌请教。
牛倌告诉他： 牛是一家一户养的，所有权归集体，收益归个人。
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干部，一头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炼乳厂收购值500元，每年产犊一只500元，1500元正好相当于一个有30年工龄的干部的年收入。
瑞安塘下镇，袁芳烈钻进灯光昏暗的地下工场。
半间房子，5台简单机器，主人兼工人是带着孙子的一位老太太。
她早晨领料，晚上将成品松紧带交给小贩。
5台机器投入500元，年净6000元收入。
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弗如。
他算了一笔账： 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60万元；1000个，600万元。
在当时的温州，袁芳烈竭力帮助而纯利超过60万元的国营企业不过3家。
没有比摆脱贫穷的渴望，更让人敢于冲破体制的樊篱。
吃饭问题压倒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走访让袁芳烈转变了对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判断： 由主动打击到被动接受再到自觉保护。
这一心态变化似乎暗合了张维迎的观点： 从地方保护出发，民营化的进程不可避免。
但是，如何消除温州人普遍存在的心怀余悸，尤其是八大王与登山鞋事件后，大多数人想动不敢动、想富不敢富、富了怕冒富，而等待观望的疑虑，是摆在袁芳烈面前的一个难题。
也正由此，一场两户（重点户、专业户）代表会悄然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