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的支持，似乎应该对商业形态处于懵懂状态的温州推进多种经济有事半功倍的效用。
但是，温州，又尤其是当地私营经济的参与者在很长时间内都承受着非议的压力，发展跌宕起伏。
这其中除了社会陈旧保守的观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外，其参与者经营与管理的不规范甚至闯红灯才是外界否定他们的主要依据。
正如一扇小小天窗，在带进了清新的空气的同时，也放进了苍蝇。
《活跃的温州市场》刊出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撰文《温州地区不少社队企业大肆骗钱》，揭示部分温州人所谓的工厂和他们的骗人手法： 1 订合同、出广告就凭书包里的一个假印章。
书包工厂伪造温州市各部门的印章，以及各种对他们有用的印章。
凭这样的假印章，骗了全国各地许多单位与个人。
刻假印章招摇撞骗，在温州已成为某些人的职业。
所以，按读者揭发的厂名去找，好多都是查无此厂。
乐清县清北公社农副产品加工厂，经县有关部门批准后，刻了印章，但至今没有资金、厂房、设备和固定人员；印章放在书包和抽屉里，作为投机骗钱的合法招牌。
2 最近，温州市有两个人骗了7万元。
起初，这两个人向工商行政管理局打报告，说他们现办厂的厂房、设备、技术力量都有一定规模，请予批准。
为了慎重，工商局人员到厂里察看，果真如报告中说的那样。
于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
不久，他们骗钱的事情暴露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才知道受了骗。
原来，骗人者事先与那个厂的领导拉好了关系，该厂同意骗人者利用他们的厂。
像这样借厂行骗的事在温州并非罕见。
3 骗钱发工资。
有些社队企业由于没有正式生产计划，时停、时开。
开不出工人工资，就想歪门邪道。
有一工厂用发假订货单的手段，骗了黑龙江省一单位的几十万元，几年不还货款。
这个单位派人到温州法院申诉。
经法院一查，骗钱工厂的财产早已被分光吃净，骗来的钱也分光了，无力偿还。
……温州好些地方制造假黄连素成风。
瑞安的一个公社就有30多个这样的厂。
这些假药厂是未经批准的非法生产单位。
他们制成的假药，以3倍、甚至5倍、8倍的利润，通过各种渠道，大搞不正之风，直接远销省外医药公司或医疗单位。
瑞安县封了52个假药厂，把其中骗钱多的一个厂的负责人拘留，法院依法判了刑。
处理前，有人为犯罪分子开脱：这药不是假的，因为有成本，虽治不好病，但也治不死人。
有的领导同志还替他们求情说：社队企业没饭吃，望你们高抬贵手。
世景变迁往往让人恍若隔世。
回头来审视上述文章的要义，事实上温州私营企业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非规范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市场经济的闸门如潘多拉魔盒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自由的水流势不可挡地渗透进来，无法逆转。
初始，水流很小，却相当肆意；随后，它在妥协中积蓄力量，集涓为流、轰然成势；最终，水浊水清，集建设和破坏于大成，推倒旧的秩序，新的天地以混乱无度的面貌呈现出来。
在这天地之中，温州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在体制外拼命呼吸，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与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背景下高速成长。
这样的地位决定了这个企业群落的草莽和灰色，使其在有些时候为了可以游刃有余的存活而不择手段。
经济学家中钟朋荣曾经谈及温州模式：温州模式的背后，隐藏着温州人思维的无模式。
自从踏上改革开放的节奏，温州形成了一个民间力量与改革勇气井喷的经济活跃地带。
推陈出新、唯利是图、自强自立的精神，注定其是草根经济崛起的典型，少有国有企业，但家庭式作坊和私人工厂已成燎原之势，怎一个活字了得，又怎一个乱字了得。
温州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异端。
因此，正是《人民日报》那篇分量十足且针对性极强的文章，理所当然地给了一些以严肃自居、看不惯温州发展模式的领导予以整顿的口舌与把柄。
几乎与此同时，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袁芳烈受命担任温州市委书记。
袁芳烈一下车就直奔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感觉一脚陷入了敌占区——到处是杂牌的小作坊和灰头土脸的农民推销员。
他感觉温州已经到了非治乱不可的地步。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年底，颇具声势的检查在温州迅速开展。
检查本应只是维护经济秩序的行为，可是一场经济整风的暴风雨毫无征兆地悄然开始。
山雨欲来风满楼。
兴师问罪的氛围愈加浓厚，1982年的温州注定无法平静。
概述升腾是一场蜕变，刺骨寒意，固有秩序的抵触、阻碍乃至摧残如影随形。
时局螺旋上升，政策摇摆不定。
一夜之间，几个名号不小的个体户沦为阶下囚，肃杀之气扑面而来。
温州人遭遇不测，难免缩手缩脚，火热的民营经济先抑后扬。
大环境扑朔迷离，旁观者却分明看到了一股孤独且无声的力量。
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