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照总统的指示，比斯尔于3月15日向肯尼迪汇报了中情局的第三个计划。
这一行动的代号为萨帕塔行动，全部符合总统提出的保密要求。
入侵地点在古巴岛西南部一处海湾，科奇诺斯湾，即猪湾。
那里人烟比较稀少，僻静，海滩平缓，便于夜间顺利登陆。
美国将给古巴流亡者提供老式的海军快艇，将他们从危地马拉运送到猪湾并供应弹药。
卡斯特罗有一支规模很小的空军，所以比斯尔计划在登陆前几天提供空中支援，压制卡斯特罗的空军。
为了不显出美国的参与，比斯尔建议使用老式的曾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B-26轰炸机，这种飞机是古巴流亡者能从公开市场上买到的东西。
比斯尔向肯尼迪说明了萨帕塔行动计划，似乎该考虑的事全都考虑到了。
总统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安排在4个星期之内开始实施预先的空袭，但总统保留了提前24小时取消行动计划的权利。
计划定下来了，古巴流亡者在危地马拉加紧了训练。
这支代号为2506旅的部队的骨干分子，包括旅长佩佩·圣罗曼，都曾在巴蒂斯塔手下干过，跟卡斯特罗打过仗。
也有一批新人，是中情局为了扩大队伍而从流亡者中间招募来的平民。
大部分是古巴人，但还有很少的美国人，他们大都是20岁上下，对现实感到幻灭，想冒险捞外快。
他们相信中情局的说法，即古巴民众很快会起义推翻卡斯特罗，仗主要是古巴人自己去打，而卡斯特罗的军队又毫无进攻作战经验，因此这些美国人对作战行动掉以轻心，只贪图享乐。
其中一人给家人的信中说，他大部分时间是泡游泳池，喝啤酒，有意思的是，喝的是古巴啤酒。
在华盛顿，距离萨帕塔行动预定开始时间仅两周时，肯尼迪总统收到了著名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写的长达4000字的备忘录。
这使得他重新思考自己批准萨帕塔行动是否妥当。
富布赖特当时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他强烈反对由于政治原因而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
他指出，美国的参与是无法掩盖的；倘若入侵遇到了抵抗，或者未能引起一场反对卡斯特罗的民众起义，那时美国就会被迫公开使用武力支援入侵。
他说，假如我们走到那一地步，即便是找到文字上的合法借口，也仍然会毁掉我们30年来为稳定拉丁美洲局势所做的工作。
富布赖特建议总统最好是寻求一种外交解决方案。
在中情局的行动计划和富布赖特主张的外交解决方案这二者之间，肯尼迪举棋不定，于是请富布赖特到白宫，当面向总统及其顾问们陈述他的意见。
这时离预定的开始空袭的日期只有10天了。
富布赖特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他为什么反对向古巴动武。
他发言完毕坐下后，全场鸦雀无声。
总统问大家：你们意见如何?行还是不行?没有人回答。
除了肯尼迪焦急地用指头敲击桌面的声音以外，会场静悄悄的。
最后，一位自从罗斯福时代起一直在对外政策班子里工作的人打破了沉寂，他说：跟卡斯特罗的对抗只是早晚的事，所以……我主张动手干吧!有了这位长者带头，顾问们才纷纷表示赞成采取行动。
亚瑟·施莱辛格是肯尼迪的多年好友，这时担任肯尼迪的特别顾问，他在会上一言未发，会后急忙写了一个备忘录交给了总统，指出中情局的计划只有在集中对付古巴而不管别的地方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
但考虑到整个西半球和其余地区时，反对这一决策的理由就开始显得有力了。
他指出美国的参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引起的反响将是严重的。
世界各地对美国新政府的好感本来在上升，但一实施对古巴的入侵，好感就会消失。
施莱辛格直率地指出：这一行动是一个糟糕的主意。
肯尼迪这时感到左右为难。
距离萨帕塔行动的预定开始日期只有一个星期了，杜勒斯看到总统拿不定主意，就施加更大的压力。
他告诉总统，若取消入侵计划，就还会有一个善后处理问题，需要把那些人从危地马拉接出来，转移到美国，他们就会到处乱逛，到处宣扬他们在危地马拉干了些什么。
他还表示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气概，说不能让人看到美国胆小怕事。
肯尼迪不希望让人记住他是一个软弱的总统，竟然不能把艾森豪威尔留下的计划贯彻实施。
因此，他决定采纳杜勒斯这位有经验的中情局长的意见，而把富布赖特、施莱辛格和国务院的意见撇到一边。
他决心批准萨帕塔行动。
艾伦·杜勒斯认为向古巴进军从军事上来说易于反掌，在入侵开始前的周末他自己离开华盛顿，到波多黎各一家不向公众开放的俱乐部度假了。
萨帕塔行动于4月15日开始，一切按计划进行。
一批老式的B-26轰炸机从尼加拉瓜起飞，袭击了卡斯特罗的空军。
华盛顿接到的报告说袭击成功，已摧毁卡斯特罗空军80%的实力。
中情局认为卡斯特罗已经没有飞机可用，就取消了2506旅滩头登陆时的空中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