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富人却有能力选择住在更好的居民区，并可以投资于生活各方面来减轻污染的不良后果：净化的水、良好的垃圾回收、私人公园以及其他娱乐设施。
同时，他们拥有较多的政治影响力来制止在他们自己的住宅区进行的污染活动。
经济研究证明，往往越贫困的地区和住宅区污染越为严重。
也许最大的环境不平等就是气候变化的分布效应。
地势低洼的热带国家中贫困的居民们承受着气候变化的最大代价，而这却主要是由几千公里以外的富国使用化石燃料引起的。
甚至在发达国家，穷人都承受着环境退化的最坏代价——就如2005年在新奥尔良地区飓风卡特琳娜给穷人带来的可怕后果。
另外，当然不只有穷人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没有人能完全躲过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的全球性的灾难性后果——富人也不能。
153市场与环境许多经济学家将环境问题归因于自由市场运作的不完善。
污染给遭受负面影响的人们带来了确确实实的成本。
然而由于法规的不完善以及受损害人缺乏能力去追偿他们所承担的成本，导致污染成本没有由造成污染的企业来承担，也就是说他们是免费污染。
经济学中把这种现象称为市场外部性。
以市场为导向的环保主义者建议通过对污染活动征收各种费用（对温室气体排放征收碳税），强制公司吸收（或称内部化）污染成本。
市场机制（比如排污权交易制度）则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减少污染——据推测，这比单纯通过政府制定标准或规范来规定排放量要更有效率。
这个方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和竞争机制的效率。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价格信号（即使是包含了污染成本的真实价格）也并不总按我们设想的那么有效地影响经济行为。
想一下酒精消费吧，即使在征收很高酒精税的国家，人们依然消费大量的酒精饮品，而且酗酒仍然是让人头疼的问题。
仅仅依赖价格机制减少污染同样有其负面分布影响：低收入家庭会承受过重的负担，而富人却可以买到他们需要的污染量。
严厉的污染费会损害一些行业的收益率，进而会影响这些行业内的投资（尽管也会刺激一些其他行业的新投资）。
但这些并不会引起主张市场自由化的经济学家们的关心，他们相信供求力量会自发地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和最大繁荣。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确实需要关注失业或下降的投资。
环境税以及其他有利于环保的市场机制毫无疑问可以鼓励节约能源以及达到其他环保目标——更不用说筹集宝贵资金支持政府赞助的环保项目及投资。
但这些手段都必须以严格的污染条例及效能指标（在减少污染方面它比价格信号更有效）为支撑，且需要企业、政府、家庭加大对环保的直接投资。
一些环保人士还希望通过消费者的绿色选择来加速环保进程。
他们鼓励消费者购买环境友好型产品，并认为公司会改进在环保方面的表现来迎合消费者的选择。
消费者则可通过返璞归真他们的生活方式，即更少地消费和支出、购买环保品牌等，来给予环境最好的帮助。
所有这些个人决策都可以转化为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这里，一些环保人士同样高估了市场运作的完全性和影响力。
商家了解到消费者要购买环保产品就会尽力去迎合这些消费者，它们会利用广告来宣扬他们产品所不具有的捏造出的环保优点来满足这些绿色消费者。
想想澳大利亚的汽车出租公司，广告中自称为绿色选择——只因为它从每笔出租交易中拿出2澳元捐给环保基金（真正的绿色选择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而汽车出租公司并不希望你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