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民众犯错误不是政府的功能，而阻止政府犯错误才是民众的作用。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
H.杰克逊（1950）在我们这颗饱受烦扰的小星球上，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是，发生在专制政府管理下的国家广泛存在的滥用酷刑、饥荒，而且政府本身的渎职罪远比民主国家为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出现错误行为时，前者的统治者下野的可能性远比后者要小。
这就是政治中的错误修正机制。
科学的方法——与其所有缺陷——可以用来改进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
我想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改进标准，这一点都是正确的。
如果说科学离不开实验，那么，社会和政治的改进的实验怎样进行呢？人类不是电子，也不是实验用老鼠。
但是，国会的每一项法案、最高法院的每一项裁决，每一个总统发布的国家安全命令、每一个最优惠利率的变化都是一种实验。
经济政策中的每次变化、优先发展项目基金的每次增加或减少、每一次对犯罪判刑的加强都是一种实验。
更换针头、使公众免费使用避孕套、使用大麻烟为非刑事案件，这些都是实验。
不支持阿比希尼亚反对意大利，阻止纳粹德国入侵莱茵兰地区是一种实验。
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实验。
精神病医疗或监狱的私有化是一种实验。
日本和西德在科学技术上大量投入，但在防务上不进行投入——结果导致经济的迅速增长——是一种实验。
西雅图允许公民可以持枪用来自卫，而其邻居加拿大的温哥华却不允许，因而西雅图的枪杀犯罪率高于温哥华5倍，使用手枪自杀的比例高于温哥华10倍。
枪支使得人们由冲动而造成的杀人变得容易，这也是一种实验。
在所有的这些事例中，都没有进行足够的控制实验，或者说变量没有完全分离。
然而，政策思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和经常有用的程度上进行实验。
由于社会实验的结果似乎在意识形态上无法鉴定，实验所造成的巨大浪费经常被人们忽视。
现今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21世纪中叶感到乐观。
我们面对着大量细微而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巧妙而精细的解决办法。
由于不存在社会组织结构的演绎理论，因此，我们唯一的求助对象就是科学试验——在小范围内（如社区、城市和州）用多种方式进行试验。
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获得总理大臣特权的一个方法是你必须在你家所在地或省建构一个政府模式。
这正是孔子一生中的重大失误，他从未进行过尝试，对此他感到悲哀。
即使我们对历史进行一次随意审视，便会发现我们人类有一种不断地犯同一种错误的悲哀倾向。
我们害怕与我们稍有差别的陌生人或其他人。
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摆布别人。
我们有随时可以被利用的情感系统，当这些系统被触动时，强烈的感情就会被释放出来。
我们会被聪明的政治家操纵得毫无察觉。
当我们有了我们感觉好的领导，我们就像催眠师最易摆布的受试者一样，我们乐意去做他想让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即使有些事情我们明知是错误的。
联邦宪法的制订者是历史的学生。
他们在认识到人类处境的前提下，一直力图发明一种手段，以保证我们的自由，来自自己的限制另当别论。
一些美国联邦宪法的反对者坚持认为，联邦宪法从没有起过作用。
纽约州州长乔治。
克林顿认为，在这种气候、经济、道德、政治和人都不同的国家实行共和政府形式是不可能的。
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
亨利宣称，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联邦宪法，与世界各国的实践相违背。
即使如此，人类还是进行了这种实验。
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中从事科学发现的人很多，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也是基本相同的。
超越于任何个人观点的，任何著述、任何启示的最高权威——正如《独立宣言》中所说——是自然的法则和自然的上帝。
本杰明。
富兰克林在欧洲和美国被推崇为电物理学新领域的奠基者。
在1789年的联邦制宪会议上，约翰。
亚当斯反复求助于机械平衡模拟，其它人则对威廉。
哈维的血液循环的发现感兴趣。
在以后的岁月中，亚当斯写道：所有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化学家… 。
物质世界就是化学实验。
詹姆斯。
麦迪逊在他的《联邦主义者论文集》（The Federlist Papers）中使用了化学和生物的隐喻手法。
美国革命家是深受欧洲启蒙运动精神影响的人，欧洲启蒙运动为人们理解美国的起源和目标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美国历史学家克林顿。
罗西特写道：科学及其哲学推论可能是决定18世纪美国命运最重要的知识力量… 。
富兰克林仅是一批已经认识了科学方法和民主进程密切关系的目光远大的殖民主义者之一。
自由的研究、信息的自由交流、乐观主义、自我批评主义、实用主义、客观性——所有这些形成未来共和国的因素在18世纪即已繁荣的科学界就已经形成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了。
托马斯。
杰斐逊是科学家。
这是他对自己的描述。
当你参观他在弗吉尼亚蒙特塞罗市的家时，一进家门你便会发现他对科学巨大兴趣的足够证据——不仅仅是他拥有的数量巨大、种类多样的图书，还有复印机、自动门、望远镜以及其他一些装置，有些还是19世纪早期的尖端技术制造的。
其中有些是他的发明，有些是他复制的，有些则是他买来的。
他进行过美国和欧洲植物和动物的比较研究，挖掘过化石，还用微积分来设计一种新型的犁。
他精通牛顿物理学原理。
他说他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但是在独立战争前的弗吉尼亚没有机会成为科学家。
有更紧急的事情需要他去做，于是他投身到发生在那个时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
他说，独立战争胜利后，后代人就可以全身心地投身于科学和学术中了。
杰斐逊是我早期崇拜的英雄之一，不仅是因为他有深厚的科学造诣（尽管科学知识对他政治哲学观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而且是因为他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中比其他所有人都贡献更大。
这种思想——那时令人兴奋、激进和革命的（在现今世界的许多地区也还是如此）——指出，不是国王、牧师、大城市老板、独裁者、军队集团，有钱人组成的本书由乾坤电子书提供[乾坤电子书 www.qkbook.net]事实上的阴谋集团，而是普通的民众，共同努力管理国家。
杰斐逊不仅是这场革命主要的理论家，而且他也以最现实的方式投身于其中，同他人一道开始了从那时起即令世界钦佩和效仿的政治大实验。
杰斐逊于1826年7月4日死于蒙特塞罗。
刚好是美国发布由他起草的激动人心的文件——《独立宣言》50周年的日子。
这个宣言曾受到独裁统治、贵族统治和国家支持的宗教势力所统治的各国的保守主义者的痛骂，这些统治势力正是当时的保守派所极力维护的。
在他临死前几天写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正是科学的光芒告诉了我们并不是人类大众生来便背着枷锁，也不是少数被偏爱的人生来便高官显赫，荣华富贵。
他在《独立宣言》中写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毫无疑问地拥有同样的机会，拥有同样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假如1776年对于所有人的定义是令人感到可耻地不完全的话，那么《独立宣言》的精神就不可能如此高尚，以至于今天所有人的含义更为广泛。
杰斐逊是个向历史讨教的学生。
这个历史不仅是那个颂扬我们自己的时代、国家或种族的既抱怨又不对其有任何伤害的历史，而且也是那个说明我们真实的人类、我们的弱点以及我们的力量的真实历史。
历史告诉他，如果给予富人和权贵一半的机会，那他们就会去偷、就会去压迫别人。
在他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期间，他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描述了欧洲国家的各个政府。
他说，在政府的主张下，它们的国家已经被分成两个阶级：狼和绵羊。
杰斐逊说，当一个政府将所有的权力交于统治者而无人监督时，那么这个政府就将堕落。
因为统治者——真正实行统治行为的人——将会滥用民众的信任。
他说，民众本身是唯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可信赖的力量。
但是他担心，民众——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修昔底斯和亚里士多德——是很容易被误导的。
所以他提倡保护性措施和保险性政策。
其中一个措施是在联邦宪法上确定权力分离。
与此相适应，各个追求各自利益的利益集团，要相互制衡，防止国家机构失去控制，损害国家利益。
这些机构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众议院和参议院，州政府和联邦政府。
同时他还充满激情地不断强调，对民众来说，理解政府所承担的风险和利益、教育自己以及参与政治过程是很重要的。
他说，没有这些措施，狼将控制整个国家。
下面这段搞自《弗吉尼亚笔录》的文字，强调指出那些手中握有大权的无耻之徒如何寻找他们可以利用的软弱区域：地球上的每个政府都具有某些人类弱点的形迹，都有一些腐败、堕落的蛀虫。
他们的狡诈迟早会被发现，他们的道德堕落会在他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公众所了解、所探察、所深究。
当政府效忠无人监督的统治者时，这个政府便开始堕落。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只有自己保护自己。
即使他们是安全的，他们也仍然处于这种状况，他们的思想必须得以升华… 。
杰斐逊没有参与美国联邦宪法的实际起草工作。
当联邦宪法正式确立的过程中，他正出任美国驻法国的大使。
当看到联邦宪法条款时，他非常高兴，但提出了两点意见。
他认为，联邦宪法的一个缺陷是没有限定总统任期期限。
杰斐逊担心，如果这一点不在联邦宪法中确定下来，将会使得总统变成国王。
另一个重要的缺陷是缺少一个人权法案。
杰斐逊认为，如果缺少这个法案，那么，公民——每一个个人——被当权者无可避免地滥用权力时，将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
他主张言论自由，只有言论自由才能使与众不同的观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自由表达，只有言论自由，不同于传统常识的意见才能得到认真考虑。
从个人来讲，他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甚至不愿意批评他不共戴天的敌人。
他对其主要对手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在蒙特塞罗戏院大厅里的攻击泰然处之。
但是，他认为用怀疑的态度看待所有事情的习惯是有责任心的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诸种条件中的首要条件。
他认为，与愚昧和将政府拱手交与饿狼所付出的代价相比，教育的费用是无足轻重的。
他告诫说，只有国家是由民众来管理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是安全的。
亲近政府、按长官意志办事不是公民资格中应尽的义务。
我希望最近的移民公民权利宣言和学生反复背诵的誓词中应包括我保证对我上司让我做的任何事情提出疑问之类的话。
那将真正体现托马斯。
杰斐逊的观点。
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
我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
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自作判断。
我同时希望当总统宣誓就职时，对美国的效忠宣誓的内容应该是对联邦宪法和人权法案的效忠，而不是对国旗和国家的效忠。
当我们想起我们国家的创建人——杰斐逊、华盛顿、塞缪尔、约翰。
亚当斯、麦迪逊、门罗、本杰明。
富兰克林、汤姆。
佩恩以及其他许多人（我们至少有十个，甚至可能有几十个伟大的政治领袖），我们就会想起，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他们也是向历史学习的学生。
他们深谙人类的易犯错误的本质、弱点以及易于趋向腐败的特性。
他们的英语准确流利。
他们自己撰写演讲稿。
他们既现实又实际。
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有高尚的行为准则。
他们不需要询问民意测验专家这个星期要思考什么。
他们知道应该思考什么。
他们乐于进行长远思考、作出比下一届总统选举更长远的计划。
他们满足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要求以政治家或游说议员者为谋生职业。
他们是我们人类中最出色的人。
他们对科学很感兴趣，他们中至少有两个人精通科学。
他们试图为美国长远未来描绘出一种方向——不是建立法律，而是为什么样的法律应该得以通过设定限制。
在什么样的法律应允许通过的问题上采用制定法律的方式不如采用设置限制的方式那么广泛。
《联邦宪法》和《人权法案》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人类固然有其自身的弱点，但是，这些法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地建立起了能够对自己的方向进行校正的机制。
建立这两个法案的时候，美国大约只有250万公民。
而今天公民人数则增长了约100倍。
假如那时有10个托马斯。
杰斐逊那样的人，那么，今天应该有10×100＝1000个杰斐逊。
这些人在何处？《联邦宪法》之所以是一部大胆而敢于创新的文件，一个原因是它能够保障社会不断地发展变化，只要人们愿意，甚至可以改变政府本身的形式。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英明到预见到解决社会最紧迫的问题时究竟需要什么观念——即使某些观点与我们的直感明显相冲突，而且在过去曾带来一些麻烦——这个文件能够保证它有权得到最充分和最自由的表达。
当然，这需要付出代价。
当我们的个人观点面临着被压制的危险时，大多数人是赞成言论自由的。
然而，当我们不喜欢的观点在各处遭到查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不高兴的感觉。
但是在一定的狭小限制范围内——法官奥利弗。
温德尔。
霍姆斯的著名例子是在拥挤的剧院前谎称着火了并引起恐慌不应算作犯罪——美国允许公民享受很大的自由。
* 枪支拥有者有使用首席大法官、白宫发言人或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肖像作为练习射击的靶子的自由；受到伤害的普通市民有烧掉美国总统肖像的自由。
* 即使是鬼神的崇拜者讥讽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嘲笑了我们视为亲切可爱的所有东西，但是，只要他们不违反联邦宪法规定有效的法律条款，他们就有权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
* 断言一个人种比另一个人种优越的声称具有科学性的文章或很流行的书，不管它们多么有害，政府都不应该查禁。
对付谬误论点的最好方法是更好的论点，而不是对思想的压制。
* 个人或者团体都有权自由谈论犹太或共济会的阴谋正遍及整个世界，或联邦政府与撒旦结盟。
* 只要他们愿意，任何个人都有权赞美如阿道夫。
希特勒、约瑟夫。
斯大林之类的有无可争议的恶名的人的生活和政治活动。
甚至可恶的观点也有发表的自由。
由杰斐逊、麦迪逊及他们的同伴所建立的制度为那些不理解这个制度的起源，并希望用另外的制度替换它的人表达自己的意愿提供了途径。
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和主要法律的执行官汤姆。
克拉克在1948年提出以下建议：那些不赞同美国意识形态的人不应被允许留在美国。
但是如果存在一种主要的和有代表性的美国意识形态，那么就不存在强制性的和被禁止的意识形态。
我们看一下最近90年代的案例：约翰。
布洛克霍夫特，因为炸掉了一个位于辛辛那提的堕胎诊所而入狱，在一篇《回味生活》的时事通讯中写道：我是一个思想非常狭隘、没有宽容心、反对改革和进步、维护《圣经》教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一个狂热分子和盲信者。
……美国从前之所以曾是个伟大国家，其原因除了上帝保佑外，是因为她是建立在真理、公正和博大的基础上的。
兰德尔。
特丽是手术营救（Operation Rescue）组织的创始人，这个组织专门封锁堕胎诊所。
她在1993年8月的一个集会上讲道：让不宽容的思想冲击你们吧。
……是的，憎恨很好，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上帝召唤我们去控制这个国家。
……我们不想要多元论。
这些言论的表达是受到保护的，按照《人权法案》的条款，这种言论的表达确实受到了保护。
即使是在获得了机会的时候，这些受到保护的言论甚至会废除《人权法案》。
而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保护我们的人权的方法就是利用这部《人权法案》所允许我们的言论自由，使每个公民都知道《人权法案》是必不可少的。
用什么方法防止人类自己少犯错误？其它学说和机构是否为我们提供了防止错误的机制？是不犯错误的领袖？是人种？是民族主义？还是除了炸药和自动化武器，所有一切都与文明相分离？特别是在20世纪的黑暗之中，他们又如何能保证自己不会屡犯错误？他们不需要蜡烛吗？英国哲学家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在他写的著名的小册子《论自由》中认为，对一种观点沉默不语是一种特别的罪恶。
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被剥夺了将谬误转变为真理的机会；但是，如果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同样丧失了在真理与谬误发生冲突时对真理加深理解的机会。
如果我们只知道我们这面的论点，那便很难知道另一面，这样，这个观点就会变得陈旧落后，不久，人们就靠死记硬背学习这种没有经过证明的、苍白无力和毫无生命力的真理。
穆勒还写道：如果社会让相当数量的成员仅仅像小孩子般地成长，使他们不能在对长远目标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决定行动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本身应当受到谴责。
杰斐逊曾用更强烈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想在文明状态下使愚昧与自由共存，那么，过去做不到，今后也做不到。
在给麦迪逊的一封信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想法：一个社会想用少量的自由换取少量秩序，那它将一无所得，它也不应该有所获得。
当人们获准倾听其它观点并参加实际的争论时，他们往往会改变自己的主意。
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
例如雨果。
布莱克，年轻时是三K党党员，后来成了最高法院法官，也是历史上重大的最高法院裁决的重要人物。
之所以如此，部分是依据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
该法案确保所有美国人的公民权：也就是说，当他年轻时，他穿上白袍子恐吓黑人，老了时，穿上黑袍子恐吓白人，据说，这是法律允许的。
在一些刑事犯罪审判方面，《人权法案》还认识到威胁证人，加快审判进度对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所产生的诱惑。
刑事犯罪审判系统容易发生错判：无辜的人们可能会因为他们并没有从事刑事犯罪，却被判刑；而政府特别善于蓄意编造理由，给那些与蓄意犯罪毫无关系、但是他们不喜欢的人罗织罪名。
因此，《人权法案》制订了保护被告的条款。
这是一种成本－利益分析方法。
罪犯可能偶尔因此获释，但这样可以保证无辜者不受惩罚。
这不仅仅是个道德美问题，同时也禁止犯罪审判系统出现压制不受欢迎的观点或受鄙视的少数派等方面的误用。
这是错误修正机制的一部分。
新思想、新发明、新创造通常总是充当自由的先锋，它们从束缚人类思想的羁绊中挣脱而出。
自由是进行精确科学实验的先决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苏联无法维持极权主义政府和展开技术竞争的一个原因。
同时，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开放与怀疑主义的巧妙结合，以及对多种观点和争论的鼓励——是在工业化和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中进行精确的、自由的实验的前提。
从前当你对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个宗教始终坚持的流行的观点提出质疑时，你为什么会接受上帝派国王来统治我们这些被教会领袖们反复强调并确信无疑的观点呢？在17世纪，如果你提出这种问题，你很有可能引起英国和殖民地陪审团对你的极大愤怒，会指责你对上帝的不忠，或被认为是异端邪说。
他们可以随意因为你有自己的信仰而将你折磨至死。
但到了18世纪，他们却不敢这样做。
罗赛特又写道（摘自《共和国的萌芽时期》1953）：在美国社会环境压力下，基督教变得更加仁慈和温柔，对宗派间的争斗也更宽容，对乐观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发展也给予更多自由，对科学的兴起给予了更多的实验机会，对民主的到来持更为放任的态度。
同样重要的是，正如大量传教士所高声哀叹的那样，越来越多的殖民主义者放弃了世俗的观念，开始对各种事物充满好奇心，逐渐开始用怀疑主义的眼光审视事物。
《人权法案》将宗教与政府分离开来，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宗教已经成为一种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各个宗教视其自身为真理的化身，并急切地希望将这个真理强加于其他人。
极端主义宗教的领导者和实行者通常不知道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差异，也没有意识到真理可能就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完全相反的观点中产生出来的。
《人权法案》的制定者参照了英国的先例，那时的英国，基督教的叛教罪和世俗的叛国罪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许多早期的移民是为了逃离宗教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乐于因为别人与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同而去迫害别人。
我们国家的创始者认识到了政府与各个争吵不休的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对自由将招成致命的威胁，对宗教自身也同样有害。
法官布莱克在1962年恩格尔诉维塔尔一案的最高法院判决中对第一修正案的政府条款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它的首要和最直接的目的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而确立的，即，政府和宗教的联合将导致政府的毁灭和宗教的堕落。
而且，《人权法案》对权力的分离也具有制约力量。
沃尔特。
萨维奇。
兰多曾经说过，每个教派和宗派都对其他教派是一种道德检验：竞争在宗教中的作用就如同在商业中一样有益。
但是代价是高昂的：对于宗教团体来说，竞争对采取一致行动获得其共同利益是一个障碍。
罗赛特总结道：教会与政府分离以及个人意识自由这对双胞胎是我们民主制度的精髓，这实际上是美国对于西方人获得自由的最伟大贡献。
现在，当人们获得了这些权利，却并不使用它，这可是件糟糕的事情——有言论自由权，但没有人提出与政府相反的意见；有新闻自由，却没有人愿意提出尖锐的问题；有集会的自由却无人举行抗议游行示威；有了普遍的选举权，参加投票选举的人却不够半数；有了教会与政府相分离的法案，却无人监督其分离的有效性和长期性。
由于公众没有有效地使用他们的权力，因此，他们变成了还愿的供品和口头爱国者。
权利与自由：要么使用它们，要么失去它们。
多谢《人权法案》制定者们的高瞻远瞩，更要感谢那些甘冒个人风险的人坚持施行这些权利。
由于他们的努力，现在要压制言论自由是很困难的。
学校图书馆委员会、移民局、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以及那些寻求廉价选票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可能会不时地尝试着去压制言论自由，但这种压制迟早会引起爆炸。
尽管《联邦宪法》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公共官员都发誓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部大法，但是，仍有一些活动家和法院偶尔也会以身试法。
然而，如果降低教育标准、放松知识竞争、削弱对重要问题的争论的热情，以及制定限制怀疑精神发展的社会约束法令，那么我们的自由的根基会慢慢地销蚀，我们的权利会被取消。
宪法的创立者们深刻地理了解这一点：我们的统治者变得诚实可信，我们团结坚如磐石之时，即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每一个基本权利确立之日。
托马斯。
杰斐逊这样说：从这次（革命）战争结束时起，我们就在走下坡路。
从那时起，每时每刻都寻求人们的支持没有必要。
因此，人们会被遗忘，他们的权利也会被漠视。
除了挣钱的唯一本能，人们忘记了他们自己所有的一切，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团结一致，给予自己的权利以应有的重视。
因此，在战争结束时仍未摆脱的锁链仍将长久地束缚着我们，而且将越来越紧，直至我们重新获得权利或在抽搐中死去。
接受言论自由和《人权法案》所规定的人们可以享受的其它自由的重要性的教育，了解当你丧失了这些权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如何行使你的权利和维护这些权利，是成为一个美国公民的首要条件。
当然，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所必须知道的事情，除此而外，更应该了解这些权利随时有被人侵害的可能。
如果我们不能为自身利益着想，如果我们不愿意给当局提出问题，那么我们就会任由那些有权势的人摆布。
但是，如果人们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并且有了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些有权势的人物将为我们工作。
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都应当教育我们的孩子懂得科学的方法和设立《人权法案》的理由。
与此同时，还应该教育我们的孩子要正派、谦逊并具有团队精神。
在这个魔鬼出没的世界里，我们作为人而居住在这里，这可能便是我们与这个日益增长的黑暗势力之间的全部区别所在。
卡尔。
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 李大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扫校：致谢在康奈尔大学给一个高级研讨班讲授批判性思维的课程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十分愉快。
我一直可以在整个大学范围内，根据能力、文化和专业各个方面挑选学生。
我们强调写作水平和口头表达能力。
在课程结束时，学生们选择一些他们非常感兴趣的广泛争论的社会问题，两个为一组练习期末口头争论的整个过程。
但是，在开始争论之前的几周中，我们告诉他们每个人的任务是以使对方满意的方式给对方提出观点。
这样，对方会说：对，那是对我的观点的很好的表达。
在编组的书面讨论中，他们探讨各自的不同观点，这种争论的过程已对他们更好地理解相反的观点有帮助作用。
这本书中的一部分题目最初是给这些学生争论时使用的。
我从他们接受或批评我的观点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此我想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我还要感谢康奈尔大学天文系及其系主任耶温特。
特兹安，感谢他们允许我教授这门课程，尽管它以天文学490命名，但实际内容只有很少一点天文学知识。
本书的部分内容已在《展示》杂志中刊出，这份杂志是全北美星期天报纸的一种补遗，读者达到每周8300万。
读者给我的热情洋溢的反馈信息使我大大提高了对本书中讨论的问题的认识，也了解了公众的各种不同的看法。
我在书中的一些地方摘录了部分《展示》读者给我的来信摘录，这些来信使我感觉到了美国公众的内心世界。
《展示》的主编沃尔特。
安德森和高级编辑戴维。
柯里以及这份引人注目的杂志的编辑和研究人员在许多地方极大地改进了我的观念的表述方式。
同时他们也允许我表达那些可能不会在大众出版物上发表的观点，因为这些大众刊物较少谈论《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
书中的部分内容首先刊登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
最后一章的部分内容是根据一次演讲写成的。
那次演讲是1992年4月，在蒙特塞罗的东门廊——即五分镍币的背面图案——我有幸在有来自31个其他国家的人的美国公民宣誓仪式上作了演讲。
我的关于民主制度、科学方法和公共教育的观点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受到许多人的影响，在本书的正文中，我提到了他们中的许多人。
但是在这儿我想指出给我带来启示的人是：马丁。
加德纳、伊萨克。
阿西莫夫、菲利普。
莫里逊和亨利。
斯蒂尔。
康马杰。
限于篇幅，其他许多给我提供了便于理解和清晰的事例的人、帮我改正由于疏忽所造成的错误的人，在这儿不一换列出了。
但在此我要告诉他们，我十分感激他们。
同时我必须明确地感谢下列朋友和同事，他们十分认真地审阅了本书最初草稿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
他们是：比尔。
奥尔里奇、苏姗。
布莱克默、威廉。
克罗默、弗雷德。
弗兰克、肯德里克。
弗兰泽、马丁。
加德纳、艾拉。
格拉则、弗雷德。
戈尔登、库尔特。
高特弗里德、莱斯特。
格林斯波、菲利普。
克拉斯、保罗。
库尔茨、伊丽莎白。
洛夫图斯、戴维。
莫里林、理查德。
奥弗舍、杰伊。
奥雷亚、阿尔伯特。
佩尼贝克、弗兰克。
普雷斯、詹姆斯。
兰迪、西奥多。
罗扎克、多丽尔。
萨根、戴维。
萨皮斯坦、罗伯特。
塞普、史蒂文。
索特、杰里米。
斯通、彼得。
斯特罗克和耶文特。
特泽。
我同样也感谢我的著作代理人莫顿。
詹克罗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给了我很明智的建议。
安。
戈多弗以及其他兰登书屋在出版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人——恩里卡。
加得勒、J.K.兰伯特和罗森布卢姆；威廉。
巴尼特审阅了手稿全文；出版过程也得到了安德烈。
巴尼特、劳雷尔。
帕克、凯伦。
戈布莱希特、辛迪。
维塔。
沃格尔、吉尼。
赖安和克里斯托弗。
拉塞的帮助。
还应该感谢的有康奈尔图书馆系统，包括神权和迷信稀有版本书籍收藏部门的人，这些书的收藏最初是由该大学第一任校长安德鲁。
迪克逊。
怀特进行的。
本书有四章中的某些是部分由我的妻子及长期合作者安。
德鲁彦写的，她还是美国科学联合会的秘书。
这个组织于1945年由曼哈顿计划最初的几位科学家创立，目的是检验科学和高技术在使用中的伦理问题。
她还为我在过去10年中每个阶段的写作、本书的内容和风格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建议和批评。
我从她那儿学到的东西一言难尽。
我知道，我能够找到一个既能给我提出建议，又能进行评论，既富幽默感又能给与鼓舞力量的人而感到十分荣幸。
我对她身上所具备的这些特点深感钦佩。
她还是我生活中最理想的爱人。
卡尔。
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译序从科学普及到公众理解科学作为萨根的崇拜者和长期从事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研究的人，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战战兢兢地翻译了这本书。
我希望在萨根逝世两周年之际，能够有更多的国人了解萨根，了解他的思想、他的品格和他献身科学的一生。
我希望，读者在读过这本书后，能够更多地了解科学到底是什么，科学家是什么样的人，科学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世界历史上某些人在反对科学、诋毁科学、借科学的旗号做各种反科学的事情中主要干了些什么，科学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政体，乃至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本书在中国的出版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我想萨根在九泉之下定会感到欣慰的。
因为这符合他的思想和他所一贯倡导的传播科学的精神。
一、萨根——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科普专家卡尔。
萨根博士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天文学教授。
同时他又是世界著名的科普作家。
他对科学的精辟见解使他成为唯一能够用简单扼要的语言说明科学是什么的科学家。
他成为本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
卡尔。
爱德华。
萨根于1934年11月9日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市，于195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1956年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1960年获得天文学和天文物理学博士学位。
从60年代早期他就在哈佛大学执教。
1971年任康奈尔大学正教授。
1996年12月20日，这位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在与骨髓癌抗争了两年之后，在福莱德。
胡钦斯癌症研究中心与世长辞，年仅62岁。
卡尔。
萨根一生研究成果惊人。
他的研究重点为金星上的温室效应、火星上的季节变化、原子战争所造成的长期环境影响、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外星智能生命探索等。
他是宇宙生物学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
长期以来他一直担任康奈尔大学天文学和太空科学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
病重期间，他仍然在指导他的学生。
他是康奈尔大学最值得尊重的教授。
卡尔。
萨根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航海者、海盗、旅行者和伽俐略宇航探险计划中曾起到重要的作用。
为此，他荣获美国航空航天局颁发的特别科学成就奖，两次荣获杰出公共服务奖和航空航天局颁发的阿波罗成就奖。
萨根除了获得航空航天局的承认和奖励以外，还拥有美国大学和学院授予的22个荣誉学位，以表彰他在科学、文学、教育和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贡献。
由于他在原子战争的长期后果和反对核武器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许多奖励。
他还获得过许多其它部门给予的奖励，如美国太空航行委员会的约翰。
F.肯尼迪太空航行奖；探索者俱乐部第75届年会奖；苏联航空联合会康斯坦丁。
柴科夫斯基奖；美国天文协会马素斯基奖；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的公共福利奖；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最高奖，以表彰他在将科学应用于公众福利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萨根是美国天文协会行星科学学会的主席、美国地球物理学会联合会行星研究会主席、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行星学会主席。
他在12年的时间内连续担任研究行星的权威杂志《伊卡洛斯》的主编。
萨根是行星协会的合作发起人，这个机构拥有10万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以研究行星为主的组织。
这个组织为寻找外星智能生命的无线电联络研究项目和地球附近的的小行星的研究项目提供帮助。
萨根还是加利福尼亚的喷气推进器研究所的客座科学家和《太空漫游》杂志的投稿编辑。
在这个杂志上他发表了许多论文。
在他病重期间，他还写了一些与他的疾病有关的文章。
卡尔。
萨根还是伟大的科普专家和科学教育家。
1980年，他推出大型长达16集的电视序列片宇宙，在世界上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这部电视片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在60多个国家放映，观众达到5亿！这个电视片获得米。
彼博迪大奖。
与这个电视片配套的科普书籍《宇宙》是《纽约时报》连续70周的发行量最大的畅销书，是历史上英语出版的科普书中发行量最大的书籍。
他的一生著述甚多。
除了各种科普文章以外，他还写了30本书。
其中《伊甸园的飞龙》、《布鲁卡的脑》、《无人曾想过的道路：核冬天和武器竞赛的终结》、《被遗忘的前辈的影子》、《接触》、《彗星》、《宇宙中的智能生命》和《浅蓝色的点：人类在宇宙中的未来之展望》等书籍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伊甸园的飞龙》还获得美国普利策奖。
卡尔。
萨根在科普中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获得美国青少年的尊重和喜爱。
他的知名度超过所有的影星歌星，甚至政治领导人。
在1991年美国青少年中进行的十大聪明人评选中，他的名字列居榜首。
而在当年海湾战争中大出风头，立下赫赫战功的斯瓦兹科普夫也才名列第二，里根和布什分别名列第四和第六。
他同时还是美国超自然现象说法科学探究委员会的成员，并于1987年获得该委员会授予的维护理性奖。
1994年，他又获得第一届阿西莫夫奖。
二、科学——探究和维护真理的崇高事业卡尔。
萨根博士的著作《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是他临终前的最后一部作品。
当年便创下最佳畅销书第一名的记录。
笔者跟踪萨根的作品多年，对他的思想有所了解。
应该说，这是萨根诸多作品中比较全面地反映其思想的一部作品。
作者以广博的知识，犀利的思想，入木三分的揭露，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发人深省的启示，阐述了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别。
热情地讴歌了科学家在人类生活中的伟大贡献和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幸福。
全书充满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精神，从科学的角度对伪科学和伪科学后面所隐藏的反科学意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精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是精神世界的源泉是什么？萨根在书中写道：当科学与大自然相遇时，科学就必然会使人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的感觉。
对大自然的真正的理解的行为是与自然的结合和融合的欢庆，即使是在很小程度上的结合也能使人感受到宇宙的宏伟和壮观。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积累起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体系使科学变成了跨国界、跨时代的超越所有界限的理智的东西。
‘精神’一词是从拉丁文‘呼吸’变化而来的。
我们呼吸的是空气，无论它多么稀薄，但毫无疑问它是物质。
尽管‘精神’这个词的使用是与物质相对而言，但我们都不可能脱离物质（包括构成大脑的物质）而谈论这个词中‘精神的’基本涵义。
有时我也会随意使用这个词。
科学不仅与精神性和谐共存，而且是精神性的深厚源泉。
当我们抓住了生命的错综复杂、光彩美丽和精妙绝伦之时，我们就有了一种飘然飞腾的感觉，这是一种洋洋得意与自感谦卑相结合的感觉。
毫无疑问，这是精神的。
当我们置身于伟大的艺术、音乐或文学，当我们在甘地或马丁。
路德。
金等令人景仰的无私的勇气和行为面前时，我们的感觉同样是精神的。
科学与精神性以某种方式的相互排斥对双方都将产生损害的作用。
萨根在书中认为，当人类发现宇宙的年龄是80亿到150亿年，而不是6000年或12000年时，人类对宇宙的变化和其深透宏伟有了更深的认识。
当人类明白了人只是原子的复杂的结合体，而不是什么神灵的创造后，人类至少增加了对原子的景仰之情。
当人类了解了我们居住的星球只不过是银河系中数以十亿计的星球中的一个，而这个星系也仅是数以十亿计的星系中的一个时，人类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当人类发现自己的祖先同时也是猴子的祖先的时候，人类知道了自己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并越来越认识到这个发现的重要意义。
无论人类怎样看待科学，人类的一切都与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人类不可能回到愚昧中去。
人类最好还是充分利用科学。
当我们最终认识到科学的美妙绝伦和其极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精神还是实际物质方面，科学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益处。
但是，迷信和伪科学至今仍在大行其道，迷惑人们的思想，对复杂的问题作出轻率和随意的回答，对于怀疑的质问采取回避搪塞的办法应付，使人们惶恐迷惘，将事实当做过眼烟云，视而不见。
迷信和伪科学使我们墨守陈规，不思进取，使人们变成轻信的牺牲品。
确实如此，如果UFO潜藏在百慕大群岛附近的深海之处吞噬飞机和轮船，如果死去的人能够通过意念使电话听筒震颤并脱离电话机，如果我们的梦能够解释，如果我们能够用我们对于世界所了解的知识精确地预测未来，那么，世界将变得多么吸引人啊！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伪科学的例子。
他们声称他们使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和发现的成果，但是实际上他们完全背离了科学的本质。
这是因为他们的所有结论都缺乏充足的证据，同时将能够证明不同结论的证据弃置不论。
他们能将假的说得像真的一样，使人轻易相信。
许多报纸、杂志、出版社、电台、电视台和电影商等在未做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给予配合，使这些伪科学思想得到广泛和大量的传播。
这些思想的传播为对事实的其他解释，对科学的新发现所带来的新思想的传播增加了困难。
萨根在谈到伪科学时精辟地论述说：真理可能会令人感到敬意或与我们的直觉相反。
真理可能与人们根深蒂固的信仰相矛盾。
实验是使我们获得真理的方法。
在几十年前的一个宴会上，有人向物理学家罗伯特。
W.伍德敬酒时说：为物理和玄学干杯！‘那时，人们提到玄学时都意指哲学或仅凭思考就可以获得的真理，也可能包括伪科学。
伍德回答说：’如果一个物理学家有了一种思想，他就要进行思考，他思考得越深刻，他理解得也就越深刻。
他要参考科学文献，他阅读得越多，他对这种思想实现的前景就越清晰明了。
在做了这些准备之后，他就要走进实验室，用科学仪器进行实验。
实验令科学家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艰辛磨难。
他要对所有的可能性进行实验和检测，他要对实验数据精益求精，将错误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他不论后果如何，只是全力以赴按实验的进展进行下去。
经过精心的实验，在研究工作结束时，他有可能发现最初的思想是毫无价值的。
这时，物理学家就会将实验和结果丢在一旁，将自己的思想从一堆错误中解脱出来，去做其它的研究。
‘伍德将他的酒杯高高举起，下结论说：物理学和玄学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实践者中谁比谁更聪明，而在于，玄学家没有实验室。
’萨根接着谈到，有人为玄学家辩护说，他们的思想像真正的科学一样在同样的程度上被人误解，如果他们的语言不被别人篡改和曲解，他们的思想同样会被人接受。
如果你根本没有听说过科学（更不要说科学的研究过程了），你根本就不可能意识到你接受的是伪科学，你会用人类所具备的一般思维方法去思考问题。
宗教经常是受到政府保护的伪科学的保育院，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说明为什么宗教要起到那样的作用。
在有些国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占星术和预测，包括政府领导。
但是，这些并不是靠宗教简单地灌输到他们头脑中去的，而是靠文化环境，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人们乐于接受这些做法，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肯定的褒扬。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类对于外部世界是恐惧和害怕的。
因为人类对可能发生的危险不能预测。
人类对于任何能够减少他们恐惧的解释都欣然接受。
科学在了解世界、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控制自身和指导安全航行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萨根说：一个国家将会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可以避免的人类灾难在这些国家会因为无知和愚蠢而更多地发生，特别是当这个民族对自身缺乏了解的时候。
特别是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对于伪科学的迷信似乎一年比一年更具有挑战性而倍感忧虑。
他进一步深刻地阐述了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重大差异：伪科学与错误的科学是有区别的。
科学就是在改正一个又一个的错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科学经常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不是最终的，而是暂时的。
科学家总是先设立假设，然后，再去确定其正确与否。
任何假设是否能最后证实是可行的，完全要依靠实验和观察。
科学是经过探索和曲折，才逐步加深对事实本身的了解的。
当一个科学假设被证实是错误的时候，任何想秘而不宣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十分有害的。
固为这种对假设的反证被认为正是科学事业的核心。
但是伪科学却恰恰相反。
伪科学的假设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以防任何能够提供反证的实验，因此，即使在原则上，它们也不能被认为是无效的。
伪科学的实践者采取防守战略，谨慎小心。
他们激烈反击对他们的论点表示怀疑的任何调查和研究。
当他们的假设经不住科学家的调查和质问的时候，他们就会策划出压制科学家的意见的阴谋。
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严格区别可能就在于，与伪科学相比，科学对人类的不完美性和犯错误的不可避免性，具有深刻得多的认识。
如果我们坚决拒绝承认人是必定会犯错误的这一基本常识，我们就一定会永远犯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点自我评价的勇气，无论这种评价会获得多么令人沮丧的结果，那么我们获得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如果只讲科学的发现和成果，无论这些发现和成果是多么有用，甚至令人鼓舞，但是，如果我们不向每个公众说明科学严格的研究方法，人们又怎么能够分辨出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呢？表现在公众面前的都是没有证据的论断。
权威的科学就是权威们所说的科学。
只有你自己来判断科学与伪科学。
三、科学传播的最终目的——将科学精神注入民族文化人类传播科学和技术的活动究竟始于何时至今仍无从考究。
但是，西方学者认为，有一点应该肯定，那就是，在人类利用科学技术从事生产活动的时候，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的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其特点有所不同罢了。
这是由人类社会性动物的本性所决定的。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的程度也随之提高。
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传播是人类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必然行为。
但是，随着人类传播科学和技术的理性化程度的提高，人们，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传播科学和技术的目的是什么？18至19世纪，人类对于其文明进化的结果——知识的传播仍处于广义的阶段，也就是说，知识的传播中科学技术的知识还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
那时，人类知识的传播还是一种知识的传布（Diffusion of Knowledge）。
进入本世纪之后，直至40年代前，科技传播开始出现活跃的态势，书籍、报刊、广播等传播媒介中关于科学技术的内容大量增加，西方学者将这个阶段称之为科学普及（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普。
20世纪40年代和两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传播速度和质量随着人类对自身权利的要求和经济发展，以及对环境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广大公众对于科学和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影响由过去的盲从、期望、崇尚，乃至迷信转为冷静的思考和怀疑。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科学的目的和技术的弊端提出了疑问。
战时科学产生出原子弹、氢弹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科学家利用人体进行生物武器实验和化学实验，化学工业化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尤其是臭氧层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
1962年，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
卡逊的代表作《寂静的春天》第一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用预言的形式向广大公众揭示了化学技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性影响。
公众开始了对科学和技术的影响的思考和讨论。
人们由过去科学万能到对科学的作用怀疑和质问使人类对自身的智能所带来的结果采取了冷静和审视的态度。
从社会的意义上讲，这是人类的进步，而不是否定科学的倒退。
公众对科学家的道德、技术的影响、对科学和环境、科学和人类之间关系的审视导致公众对科学议题的全面参与，科学知识和公众、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简单的灌输和接受的关系转变为一种新型关系。
科学技术的传播工作从过去的单纯的科学技术普及向公众理解科学技术转变。
科学家和科学团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科学的社会价值。
学者们将这种关系称之为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更接近Understanding的本意。
科学和公众之间形成了互动的关系。
科学和技术与社会之其它重要部分是处于互动状态的（参见《科学与社会秩序》，巴伯著，顾昕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
在社会的其它重要部分中毫无疑问包含有构成社会的活跃因素的主体——人。
科学信息流动的这种重要的变化倾向体现了世界人类文化人主义（Peoplism）的价值观。
80年代，人类科学技术的传播活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美国芝加哥科学院副院长米勒博士于1989年提出公众科学素养的三个标准：（1）对科学技术术语和概念达到基本的了解；（2）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了解；（3）对科学的社会影响达到基本了解。
他的这个基本思想一经提出，就得到世界各国的赞同。
这三项标准体现了当今科学和公众之间的新型关系，与过去的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灌输关系截然不同。
而科普这种说法仅指人类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行为，而不能完整、全面地涵盖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
从功能上讲，现代民主社会所要求的国民的科学素养也由过去的让公众了解科学知识转变为使公众具备基本的科学精神。
这种科学精神就是萨根在本书中所不断提到的好奇心、探究真理的精神、怀疑精神、参与决策的意识与能力和实证意识。
正如卡尔。
萨根所说：对于从事科学普及的人来说，巨大的挑战是，如何向人们说清楚科学发现、客观真实、曲折坎坷的历史和人们对科学的误解，以及科学的实践者偶尔表现出的决不改变航向的执着的顽强的精神。
许多，可能是大多数的培养科学家的教科书对这些内容都涉及很少，用一种吸引人的方法传授从长达几个世纪中人类不厌其烦积累下来的有关大自然的问题中得出的智慧，比系统地讲授散乱地积累人类智慧的方法要简单得多。
科学的方法，可能看起来繁琐和生硬粗暴，但是与科学发现相比要重要得多。
科学素养对普通公众是十分重要的。
一个远离科学，没有科学素养的公众群体是无法承担民主政体对他们的要求的。
因为在民主政体中，公众舆论是决策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民主程度越高，其影响就越大。
虽然对于一个特定的问题的科学因素有更全面的了解并不一定导致人们对最佳决策形成认同，但是，至少可以得出更为明智的，因此也是最好的决策选择。
从这个角度上说，没有具备一定程度的科学素养的公众就不可能有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和进步。
科学素养对于科学家来说同样十分重要。
科学家是一定社会意义上的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专家。
他们首先是社会的人，然后才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
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达尔文是科学家，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
他们留给人类的不仅仅是科学的成就，而且是社会正义的化身和代表人类本质的正直的价值观。
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正确发展方向。
但是，也有鼓吹将原子武器用于杀人的科学家，也有用人体作为制造细菌武器的科学家，也有在国家处于重要的关头卖身投靠、为虎作伥的科学家，也有为了个人利益出卖科学家良心的科学家。
他们在科学上不愧为一代大师，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背离了科学的本质。
他们是具有科学知识却没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
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足够的科学知识不一定具有科学精神。
但是，要具有科学精神必须具备足够的科学知识。
公众（其中包括科学家本身）理解科学活动的本质和核心内涵是对科学本质的深刻理解，对科学给人类带来的价值观的理解和维护，对理性的渴望和维护。
而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灌输。
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科学的本质，维护科学的纯洁，牢牢把握科学航船的航向，不仅是科学家的责任，也是整个公众的义务。
而整个公众对这个义务的理解需要科学家和有关机构的启蒙和教育，这才是公众理解科学的真正目的。
我国虽然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光辉灿烂的文化确实可以使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虽然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对世界文明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但是在近代史上，我们的先人和现代人却干过许多令世界文明社会不可理解的、令人耻笑的蠢事。
并且，做这些蠢事的因素至今仍然存在。
科学精神还远远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文化中。
科学，还远没有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组成部分。
没有全体国民科学素养的整体提高，下个世纪中华民族的腾飞是不可能的。
正在科学传播领域中工作的科学家、工程师、学者和传播媒介的工作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全体国民科学素养和其它素养提高之日，就是中华民族腾飞，中国人受到世界尊重之时。
而我们，任重而道远。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科学界和科普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
由于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庞杂，涉猎科学的门类较多，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不得不经常请教各个领域的学者。
他们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郭正谊教授和李元教授，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的刘华杰博士、潘涛博士、邹锐硕士、王珉硕士、任信荣硕士和苗永华民怎，清华大学的郭兵博士、赵浮硕士和吉林大学的吴跃平博士，他们对译稿提出了十分具体的修改意见。
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不会顺利译出。
有时，时间和质量是一对矛盾。
由于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使得时间非常紧张，再加上水平有限，译文中的错误肯定是存在的，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大光1998年7月2日卡尔。
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 ：此书送给我的孙子——托尼奥祝愿我们的世界摆脱恶魔的纠缠，充满阳光。
我们等待光明，但面前一片黑暗。
——以赛亚与其咒骂黑暗，不如点亮一支蜡烛。
——民谚原版序 我的老师那是1939年秋季的一个狂风怒吼的日子。
公寓楼外面的街道上，落叶随风旋转，每一片树叶都像是有生命一样在舞动。
我很舒适地待在温暖安全的卧室里，母亲在另一间屋里忙碌着准备晚餐。
在我们公寓里没有那些经常无需借口找你麻烦的大坏孩子。
只是在一个星期以前，我刚刚打了一场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忘记了是与谁打的架了，可能是第三楼层的斯奴尼。
阿格塔，我狠命地向他抡出一拳以后，发现自己的拳头打穿了斯奇彻特先生药房的大玻璃窗。
斯奇彻特先生对我的伤势非常关心：很快就会好的，我保证。
他边安慰我，边往我手腕上敷一些令人痛苦难耐的消毒剂。
我母亲把我带到设在本公寓的一个医生的诊所里。
他用一把小钳子取出了玻璃碎片，并用针和线给我缝了两针。
两针！当天晚上父亲不断地唠叨。
他知道针的意义，他是一家制衣厂的裁衣工。
他的工作就是用非常锋利的锯将大厚堆的布料裁剪成服装初样，接着这些初样被传给一大排坐在缝纫机边的女工。
他对我能够克服天生的羞怯而发怒感到高兴。
奋起反击有时是一件好事。
我从来没有打算使用暴力。
这件事是偶然发生的。
桑尼先推了我，而我是随后用拳头击穿了斯奇彻特先生的玻璃窗的。
我伤了自己的手腕，花费了一笔不该花的医疗费用，打坏了一块平板玻璃，然而却没有人对我发火。
就连桑尼对我也比以前友好多了。
我对事情的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而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待在温暖的公寓里，边透过卧室的窗户凝视纽约湾，边考虑这个问题，比起到下面街头再去冒险要舒适得多。
像往常一样，我母亲换了衣服，化了妆，等待着我父亲回来。
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一起眺望着波涛汹涌的水面。
她用手粗略地指了指大西洋的对面，说：那边的人正在打仗，彼此残杀。
我聚精会神地向那面瞭望。
我知道，我答道，我能看见他们。
不对，你不可能看见，她反驳说，口气几乎是严厉的，她说，他们太遥远了。
然后返回厨房。
她怎么知道我是否能看到他们？我不明白。
我眯着眼睛眺望着，我认为我确实看到了地平线上那一小条土地，在那上面有很小的人影，他们相互推打，用刀剑决斗，就像我的漫画书上画的一样。
但也许她是对的。
或许这只是我的想象，有点像是午夜时分偶尔将我从沉睡中惊醒的怪物，我的睡衣被冷汗浸透，心砰砰直跳。
当一个人在想象的时候，你怎么能知道呢？我凝望着灰暗的海水，直到母亲招呼我洗手吃晚饭。
让我高兴的是父亲用双手一下子把我举了起来。
我可以从他一天内长出的胡茬上感觉到外面世界的寒冷。
就在那年的一个星期天，父亲耐心地向我解释0是算术中的一个占位符号，教我读那些发音古怪的大数字的名字，还告诉我为什么没有最大的数字。
（他说：你可以永远在一个数字上再加1.）我忽然被要求进行儿童必须接受的写出从1到1000的所有整数的必修课程。
我们没有成叠的纸张，但父亲给了我一叠灰色的硬纸片，那都是他将自己的衬衫送到洗衣房时积攒下来的。
我兴致勃勃地开始了这项训练，但是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进展非常缓慢。
当我刚刚写到几百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已经到我洗澡的时候了。
我很不情愿，我决心写到1000.就像他一生中常扮的调停者的角色一样，父亲介入了：如果我能很高兴地去洗澡的话，他将帮我继续写下去。
我非常高兴。
当我重新接手时，他已经写到将近900了，于是当我达到1000时只不过是比平常上床的时间晚了一点点。
这些大数字的重要性在我一生中都没有忘记过。
同样也是在1939年，我的父母带我参观了纽约世界博览会。
博览会在我眼前展现了科学和高技术可能带来的美好前景。
萌芽时代已经结束，这里展示着我们这个时代能为未来的人们带来利益的各类产品。
但很有可能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未来人对1939年的人并不很了解。
未来世界将人人身强体壮、干净整洁，工作效率很高，就我所知，看不到任何穷人。
看声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但却吸引人的展品。
确实如此，当用小锤敲击音叉时，在示波器的屏幕上出现了美丽的正弦曲线。
另一张海报上告诉人们：听光。
确实如此，当光线射到光电管的时候，我可以听到类似在频道之间调频的时候，静电在摩托罗拉收音机中产生的那种声音。
世界清晰地向我展现了我从未想象过的奇妙。
声音是如何变成图像，而光线又是如何变成声音的呢？我的父母不是科学家，他们几乎对科学一无所知。
但是他们通过让我了解既要具有怀疑精神，又要保持求知欲望的这种方法，教给了我这两种难以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而这却是科学方法的核心所在。
他们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贫穷的，但当我宣称要成为一位天文学家时，我得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尽管他们（像我一样）对什么是天文学并不了解。
他们从未劝我考虑周全一些，提出成为一名医生或是律师也许会更好的建议。
我真希望能够讲一下在我小学、初中、高中阶段里激励我从事科学事业的老师，但当我认真回想时，这样的老师竟然没有一位。
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元素周期表、杠杆和斜面、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无烟煤与有烟煤之间的差别等呆板的记忆。
全然没有不断增长的对新事物的新奇感，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讲过每个人所曾信奉过的错误思想。
在高中的实验课上，我们得到的都是由猜测所得的结果。
假如得不出结果，我们就得不到及格的分数。
那时，我们根本就得不到追求个人兴趣的鼓励，也没有人让我们去探究那些知觉的或概念性的错误。
在课本的后面，才有可说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
学校的时光通常都是在你尚未真正体会到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你可以在图书馆里，而不是在教室里找到有关天文学的美妙的书籍。
教师将多位除法像教烹调书上的配方一样灌输给你，却不解释单位除法、乘法、减法是怎样组合起来以得出正确答案的。
在高中时，教师恭敬虔诚地传授求平方根的方法，似乎这种计算方法是西奈山亲手所授。
我们的学习仅仅是记住自己被要求做什么，并得到正确的答案，而你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并不重要。
在二年级时，我遇到了一位非常称职的代数老师，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很多数学知识。
但他也非常严厉，常常使得一些女孩子哭鼻子。
在上学这些年中，我对科学的兴趣是通过读科学和科幻的书以及杂志而保持下来的。
大学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我发现大学的老师不仅懂得科学，而且还确实能够对科学作出解释。
非常幸运的是，我进入了对于学习的时代来说非常好的学校——芝加哥大学。
我成了以恩里科，费米为宗师的物理系的一名学生。
我从撒布拉曼扬。
昌得拉基卡的理论中领略到了数学的真正优雅迷人之处；我有幸可以与哈罗德。
尤里讨论化学；在夏季，我又成了印第安纳大学H.J.马勒的生物学徒弟；我跟G.P.柯伊伯学习行星天文学，他是当时唯一的全蚀研究者。
在跟柯伊伯学习时，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信封背面的计算：一个可能解决某个问题的想法突然涌现在脑海里，你立即找出一个旧信封，用你的基础物理学知识，在信封上写下几个粗略的公式，填上可能的数值，检验一下你的答案是否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不成功，你再寻求另外的解决方法。
这样寻找错误，就像刀切奶油一样容易。
在芝加哥大学我还非常幸运地修完了罗伯特。
M.胡钦斯开设的一门普通教育课。
他的课程将科学作为人类知识灿烂辉煌的织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展现在你的面前。
难以想象一个有抱负的物理学家会不去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巴哈、莎士比亚、吉本、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洛伊德以及其他的著名学者们。
在一堂科学概论课上，他将托勒密关于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学说讲得生动感人、引人入胜，使得一些学生对哥白尼学说的研究有了更新的认识。
在胡钦斯的课程中，老师的地位与他们的研究几乎毫无关系。
与今天美国大学的标准不同，那时对老师的评价却是根据他们的教学水平，以及他们是否具有向下一代传授知识和启发学生的能力。
这种活跃的学术气氛使我得以填补上了我过去所接受的教育中的许多空白。
许多以前非常神秘（不仅是在科学方面）的东西在我的头脑中变得清晰明了起来。
我同时也亲眼目睹了那些能够发现一些宇宙规律的人所享受到的荣幸。
我一直对50年代的那些辅导我的教师非常感激，而且一直在试图知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是否都知道我的感激之情。
但是，当我回首往事时，我似乎清楚地感到，我所学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来自中学和小学的老师，也不是来自大学教授们，而是来自我那对科学几乎一无所知的父母，他们对我的教育早在1939年那年就开始了。
卡尔。
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 李大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扫描／校对：碧声 of My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