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的火车站我已经非常熟悉——我数十次路过这里，但从来不是一个人。
这次，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完全的自由。
我把厨房里的零钱搜刮一空，来充实我的钱包。
既然做了一件坏事，再做二十件也无妨。
我还偷了其他的东西。
我从客厅里拿走了一把银刀。
我不知道这小小的刀刃如何能防身，但有它在包里，我稍感心安。
我找到一个安静的包厢，把过道一边的窗帘拉下来，希望没人和我坐在一起。
可过了一会儿，一个穿蓝色大衣、戴蓝色帽子的中年妇女进来了，手里拿着一叠荷兰语杂志，她朝我笑笑，坐了下来。
我坐在舒适的一角，又一次打开父亲的第一封信。
开头的几句话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我记得那模样惊人的词语、令人吃惊的地点和时间、坚定而急切的笔迹。
我亲爱的女儿：请原谅，在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出发去找你母亲了。
多年以来，我相信她已经死了，可现在我不太肯定。
在最近这几个月里，我想尽我所能，一点一点告诉你我的过去，以此来改正自己的缺点。
虽然你母亲是猛然闯入我的生活中的，但我还是打算慢慢把她带入故事中。
现在我害怕自己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你应该知道和继承的一切，有人就会逼迫我沉默——就是我无法再说下去——或者我自己甘愿沉默。
我已经讲过你出生前我的研究生生活，也说了我的导师向我作了坦白后便离奇失踪。
我也告诉过你我遇到一个叫海伦的姑娘，她和我一样对寻找罗西教授很感兴趣，也许比我更有兴趣。
每每我能平静下来时，我总试图继续讲下去，但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开始把剩下的故事写下来，明明白白地写在纸上。
如果现在你只能读我写的东西，而不是在陡峭的巅峰或平静的广场，在某个安全的港湾或某张舒适的咖啡桌听我把故事讲完，那么错将在我，是我说的不够及时或没有早些告诉你。
为什么我没有一口气把这一历史都告诉你，一次就克服它，完全说出来呢？答案还是在于我的弱点。
其实，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完全简化为单单几个事实呢？所以，我一次讲一段故事。
我还得冒险猜测，当这些信到你手里时，我应该已经告诉了你多少。
我父亲的猜测不太准确。
他讲故事的节奏快了一点点。
让我伤心的是，我也许永远不知道，在海伦·罗西出乎意料地决定和他一道去寻找罗西教授那一刻，他是什么样的反应，也不知道他们从新英格兰到伊斯坦布尔一路上的趣事。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对付那么多的表格，怎么跨过政治的隔阂，办理签证和通过海关的？父亲的父母是善良而理性的波士顿人，他是不是为自己突然决定去旅行而对他们撒了无伤大雅的谎？他是按计划和海伦马上去纽约了吗？他们在旅馆里睡在同一个房间吗？我年轻的心灵忍不住在构想这些谜，但又解不开。
最后我只能把他们当作青春剧中的两个角色，海伦小心谨慎地伸展四肢，睡在双人床上，而我父亲则可怜兮兮地缩在靠背椅上，除了鞋，什么都没脱。
窗外，时代广场的灯光色迷迷地闪烁着。
罗西失踪六天后，一个雾气弥漫的夜晚，我们从艾德威尔德机场飞往伊斯坦布尔，在法兰克福转机。
第二天早上，飞机降落在伊斯坦布尔。
我对一切都感到新鲜，有些大惊小怪的样子，海伦在我身边笑了起来，‘欢迎来到大世界，美国佬，’她说着，笑了。
这是真正的笑容。
海伦也从未到过这里，她安静而专注地端详一切。
在出租车上，她只有一次转过身来，对我说，看到奥斯曼帝国的源泉——她用了这个词——感觉真怪。
奥斯曼帝国在她的祖国留下了许多痕迹。
我思忖，海伦喜欢跑腿，干嘛不投其所好呢？我俩有个心照不宣的约定，那就是我来付账。
我从国内的银行里取出为数不多的全部积蓄。
哪怕我失败，罗西也值得我竭尽全力。
哪怕最终失败，我也不过是一文不名地打道回府。
我知道海伦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很可能一无所有，难以谋生。
我已经发现，她似乎只有两件套装，要靠变换剪裁老旧的衬衫来换着穿，‘是的，我们住两个隔壁的单间，’她告诉女房东，一个面容端庄的亚美尼亚老太太，‘我哥哥——哥哥——打呼噜打得厉害。
’‘打呼噜？’我在长沙发上问道。
‘就是打呼噜，’她伶牙俐齿地说，‘你就是打呼噜嘛，你知道的。
我在纽约就没关过眼。
’‘没合过眼，’我纠正道。
‘好吧，’她说，‘关好你的门吧，闭嘴。
’不管打不打呼噜，我们都得睡上一觉来消除旅途的劳累，然后才能做事。
等到我们开始在迷宫般的街道上搜寻，扫视形形色色的花园和院落时，已经快傍晚了。
罗西在信里没有提到档案馆的名字。
我们在谈话时，他只把它称为‘一个不为人知的资料宝库，由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建立。
’关于他在伊斯坦布尔所做研究的那封信中补充说，档案馆是一座十七世纪清真寺的配楼。
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从档案馆的一扇窗子可以看到哈吉亚·索菲亚，档案馆至少有两层楼，一楼有门直通大街。
离开前，我曾在学校图书馆里仔细寻找这个档案馆的资料，但没有找到。
罗西在信里不说出档案馆的名字，我觉得奇怪。
省略这样的细节不像是他呀，不过他也许不忍回忆。
我的公文包里有他所有的文件资料，包括他在那里发现的文献清单，结尾不完整，这很奇怪，它是这样的：‘书目，龙之号令。
’要寻遍整个城市，在迷宫般的尖塔和寺庙里逡巡，寻找罗西那神秘的几行字源于何处，是个令人生畏的工程，这样说毫不为过。
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转身朝我们的里程碑哈吉亚·索菲亚走去。
它原本是拜占庭时期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一旦我们走近它，就没法不进去看看。
大门敞开，巨大的圣殿把我们和其他游客一道吸进去，就像乘着波浪冲进洞穴一般。
我想，一千四百年来，朝圣者们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纷至沓来。
我慢慢朝中央地带走去，回头张望那巨大而神圣的空间，张望它那令人晕眩的寺庙和拱门，神圣之光倾泻进来，上层屋角的护罩上刻有阿拉伯文字，教堂下面是古代世界的层层废墟。
它的穹顶就在我们上方，高高在上，复制了拜占庭旧时的星相图。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就身在其中。
我已经目瞪口呆。
回想起那一时刻，我现在明白我在书籍里，在那狭隘的象牙塔里，生活得太久，我不知不觉束缚了自己的视野。
在这宏伟的拜占庭建筑里——这个历史奇迹里——我的精神突然跃出了牢笼。
在那一刻，我知道，不管发生什么，我再也不能回到那旧日的束缚里。
我想随着生命上升，向外扩展，就像这宽阔的内屋向上、向外升华一样。
我的心随着它膨胀，我在荷兰商业史中漫游时可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我看了一眼海伦，知道她也一样深受触动。
她像我一样，脑袋微侧，一缕黑色的卷发披洒在衬衫领子上，那张通常充满警惕和嘲讽的脸庞现在全是朦胧的超脱。
我冲动地伸出手，抓起她的手，她也紧紧握住我的手。
我在和她握手时，已经知道这种有力的、几乎全是骨质的紧捏。
过了一会儿，她似乎回过神来，放开我的手，但没有一丝尴尬。
我们一起在教堂里四处漫游，欣赏漂亮的讲道台，闪光的拜占庭大理石。
我好不容易才想起，我们在伊斯坦布尔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来哈吉亚·索菲亚，但我们在这个城市里的首要任务是寻找档案馆。
海伦显然也有同样的想法，因为她正朝出口走去，我也是。
我们穿过人群，回到街上。
‘档案馆有可能很远，’她思忖道，‘在城里的这一片区域，你几乎可以从任何一座楼房看到圣索菲亚，甚至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另一边都可以看到它。
它太大了。
’，‘我知道。
我们得去找其他的线索。
信里说档案馆是十七世纪一座小清真寺的配楼。
’，‘这城里到处都是清真寺！’，‘没错儿。
’，我哗哗地翻着匆匆买来的导游手册，‘我们从这里开始吧——苏丹的大清真寺。
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大臣有时可能会在那里做祭拜——它建于十五世纪后期，他的图书馆最终会建在这一地带是符号逻辑的，你觉得呢？’海伦觉得值得一试，我们便步行出发了。
一路上，我又浏览起导游手册，‘听听这个，它说伊斯坦布尔是拜占庭词汇，意思是城市。
你看，连奥斯曼人都无法毁灭君士坦丁堡，只能给它重起个拜占庭的名字。
这里说拜占庭帝国从公元三三三年延续到一四五三年。
想想——这权力的黄昏持续了多么、多么久。
’海伦点点头，‘思考世界的这个部分绕不开拜占庭，’她严肃地说，‘你知道，在罗马尼亚，处处可见它的痕迹——在每座教堂里，在壁画上，在修道院里，甚至在人们的脸上。
罗马尼亚文化的顶层是奥斯曼，那里比这里更接近拜占庭。
’她的脸色阴沉下来，‘一四五三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是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出悲剧。
他用大炮轰塌这些城墙，然后派军队进城烧杀掠夺三天。
士兵们在教堂的祭坛上强奸姑娘和男孩，甚至在圣索菲亚也是这样。
他们偷走圣像和其他圣物，熔化成金子，他们把圣人的遗物扔到大街上喂狗。
在这之前，这里是历史上最美丽的城市。
’她的手在腰间握成拳头。
我沉默了。
不管很久以前发生过如何残暴的事情，这城市依然美丽，依然拥有雅致而丰富的色彩，拥有优美的寺庙和尖塔。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五百年前那邪恶的一刻对海伦来说是如此的真实，不过这和我们眼前的生活有什么真正的关系呢？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我和这个复杂的女人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到这个奇妙的城市，也许一无所获，而我要找的那个英国人，可能正乘着长途汽车去纽约呢。
我咽下这个想法，想逗逗她，‘你对历史怎么这么了解？我以为你只是个人类学家呢。
’‘我是人类学家，’她严肃地说，‘可你不能离开历史去研究文化呀。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做个历史学家得了？我看你仍然可以研究文化呀。
’，‘也许吧，’她现在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不愿看我的眼睛，不过我想研究我父亲还没搞出名堂的东西。
在金色的暮霭中，大清真寺的门还开着，面向游客，也面向信徒。
守门的是一个小伙子，他呈皮肤棕色，头发卷曲——从前的拜占庭人长的什么样？——我向他试验我那蹩脚的德语，他说里面没有图书馆，没有档案馆，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附近有这样的建筑。
我们请他出个主意。
他想了想，说，我们可以去学校里试试。
至于小清真寺，有好几百座呢。
‘今天去学校太晚了，’海伦对我说，她正在研究导游手册，‘明天我们可以去，问问那里的人有没有穆罕默德时代的档案馆。
我想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我们去看看君士坦丁堡的老城墙吧。
我们从这里走去，可以看到其中的一段。
’她在前面探路，我在后面跟着穿街过巷。
她戴着手套，拿着导游手册，胳臂上挂着黑色手提包。
自行车飞驰过我们身边，奥斯曼长袍和西装混在一起，外国车和马车共同迂回前进。
放眼望去，男人都穿黑色马甲，戴小钩边帽，女人都穿色彩鲜艳的衬衫，下身是灯笼裤，头上包着围巾，挎着购物袋、菜篮、包袱或装着鸡的柳条箱，还有面包和鲜花。
街道上生机勃勃——我想，一千六百年来一直如此。
罗马的基督教皇帝让随从抬着他们走过这些街道，身旁是牧师，从皇宫走向教堂，去领圣餐。
他们是强有力的统治者，是艺术、工程和神学的大恩主。
其中有些也很残暴，他们严格依照罗马传统，动辄要了朝臣的命，弄瞎他们家人的双眼。
原始的拜占庭政治就是在这里被终结的。
也许这里不够奇特，不适合做吸血鬼的温床。
海伦在一座高大的石头建筑前停下脚步。
这房子部分已经坍塌，基座周围挤满了店铺，无花果树在它的侧面扎下根。
城垛上，万里晴空正淡化成古铜色，‘看看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还剩下什么，’她平静地说，‘你可以看出这城墙完整时是多么的宏大。
书上说，从前海水曾漫到城墙脚下，皇帝可以乘小船出宫。
那边，那堵墙是跑马场的一部分。
’‘我们去找些吃的吧，’我突然说，‘已经过了七点，今晚我们得早些睡。
明天我决心找到档案馆。
’海伦点点头。
我们像一对好朋友那样穿过老城的心脏，一路返回。
我们在公寓附近发现了一家餐馆，侍者给我们端上大块的面包，一盘光滑的酸奶，上面散布着一片片黄瓜，还有装在玻璃瓶里的香浓的茶。
我们正要吃木叉上的烤鸡肉，这时，一个银胡子银发的男人走进餐馆。
他穿着整洁的灰色西服，往四下里扫了一眼，拣了个离我们不远的位子坐下，把一本书放在碟子旁。
他用平静的土耳其语点了菜，然后，他似乎也要分享我们进餐的快乐，倾过身来，面露友好的微笑，‘看得出来，你们很喜欢我们本地的饭菜。
’他的英语有口音，但说得很好。
‘当然了，’我惊讶地答道，‘美味佳肴。
’‘啊，是的。
真好。
你们在我们美丽的城市里观光，是吗？’‘是的，没错。
’我附和道，暗自希望海伦至少显出一点友好，敌意十足多少会招人怀疑的。
‘欢迎来到伊斯坦布尔，’他说，很高兴地笑起来，举起他的大口杯向我们敬酒。
我回敬他，‘我是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教授，’他的口气依然庄重。
‘啊，真是太走运了！’我嚷道，‘我们正——’就在这时，海伦踩了我一脚。
她和当时所有的女人一样，穿高跟轻便鞋，后跟尖得很，‘我们真高兴认识您，’我说完这一句，‘您是教什么的？’‘我的研究方向是莎士比亚，’我们的新朋友说，‘我想，你们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为什么不去看看我们的学校呢？这也是一所受人尊敬的学校，我很高兴带您和您漂亮的妻子到处看看。
’我听到海伦轻轻哼了一声，便赶快替她掩饰，‘我妹妹——妹妹。
’‘哦，请原谅。
’这位莎士比亚学者在桌子那边朝海伦鞠了个躬，‘我是图尔古特·博拉博士，愿为你们效劳。
’我们也作了自我介绍——其实是我为我们作介绍，因为海伦执拗得很，就是不说话。
我看得出她不高兴我说出自己的真名，于是我赶快说她叫史密丝。
对我给她起这个笨名字，她眉头皱得更深了。
我们握了手，我除了邀他共进晚餐外，别无选择。
他礼貌地推辞了，但只过了一会，就把他的色拉和玻璃瓶带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
他马上高举茶瓶，‘敬你们，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城市，’教授吟诵似地说道，‘干杯！’连海伦也微微笑了，虽然她还是一言不发，‘你们得原谅我的鲁莽，’图尔古特似乎感到了她的警惕，抱歉地说，‘我很少有机会和英语国家的人说话，练习我的英语。
’他还没有发现她不是英语国家的人。
我想，也许他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一点，因为她也许永远不会跟他说一个字。
‘您是怎么把莎士比亚当作自己的专业的？’我们继续吃饭时，我问他。
‘啊！’图尔古特轻声说，‘这很奇怪。
我母亲是个非常不一般的女人——非常聪明——她在罗马大学读书，在那里碰到了我父亲，他很讨人喜欢，是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专家，特别爱好——’我们正听得津津有味，这时一个年轻姑娘出现在拱形窗外，打断了我们。
虽然我只在照片里见过吉普赛人，但我认定她就是。
在她那张瘦瘦的脸上，你看不出年龄。
她抱着红红黄黄的花朵，显然是想要我们买花。
我正要掏出钱包，想向海伦献上——当然是开玩笑的——一束土耳其鲜花。
突然，吉普赛人转向她，指着她，嘴里嘘嘘作响。
图尔古特愣住了，平常天不怕地不怕的海伦却向后闪。
海伦的样子似乎让图尔古特回过神来，他半站起身子，生气地皱起眉头，开始申斥吉普赛人。
他的声调和手势不难明白，这是毫不犹豫地让她离开。
她瞪眼瞧了瞧我们，一下消失了，就像她出现时一样突然，消失在行人当中。
图尔古特坐下来，睁大眼睛看着海伦。
过了一会儿，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小东西，放在她的碟子旁。
这是块蓝色石头，约一英寸长，背景是白色和浅蓝，像一只天然的眼睛。
海伦看到它，脸色发白，本能地伸出食指去摸它。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在文化上遭到排斥，我感到烦躁。
‘她刚才说的是什么？’海伦第一次对图尔古特开口，‘她说的是土耳其语还是吉普赛语？我听不懂她的话。
’我们的新朋友迟疑了，似乎不想重复那女人的话，‘土耳其语，’他喃喃道，‘也许我告诉您的不是什么好事，她的话很粗鲁，而且奇怪。
’他感兴趣地望着海伦，但亲切的眼神里闪过一丝畏惧，‘她用的一个词我不想翻译，’他慢慢解释道，‘然后她说，滚出这里，罗马尼亚狼的女儿。
你和你的朋友把吸血鬼的诅咒带到我们的城市。
’海伦的脸一直白到嘴唇，我努力不去拉她的手，‘不过是个巧合，’我安慰她，可她对我怒目而视。
我在教授面前话头太多了。
图尔古特看看我，看看海伦，又看我，‘这的确非常奇怪，朋友们，’他说，‘我想我们不用理它，继续聊吧。
’尽管父亲的故事引人入胜，我还是在火车上几乎打起盹来。
我一夜都在看他的信，这是第一次我睡得很晚，累了。
我把信放在腿上，紧紧攥着，不过眼皮开始垂了下来。
对面座位上那个面善的女人已经睡过去了，手里还拿着杂志。
我刚刚闭上眼睛，包厢的门猛地打开，一个生气的声音闯进来，接着一个瘦长的身影挤到我和我的白日梦之间，‘嗯，我想你胆子真大呀。
我找你找遍了每个车厢。
’是巴利。
他擦着额头，训斥我。
《历史学家》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