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次大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斯大林，这首先是因为由总书记作的政治报告在代表们的工作中占了主要地位。
代表大会批准了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关于可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决议。
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总之，社会主义一定能够在一国取得胜利（这里指的不是最终胜利）。
代表大会宣布向工业化过渡，认为这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任务。
代表们意识到，这一方针要求作出特别努力和牺牲。
会上提出了速度问题。
很多人，其中包括领导人，对这个问题都不十分清楚。
除了审议主要的经济性问题外，对新反对派的斗争问题也再次成为大会工作的中心。
大家知道，反对派的主要力量是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列宁格勒代表团。
正是他代表反对派作了副报告。
但大会对他的讲话反应冷淡。
季诺维也夫及其同伙的论据软弱无力，不能令人信服。
但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不无根据地警告党的官僚化危险。
他们认为，这种危险已经开始产生。
然而，为了给代表们留下应有的印象，他们的发言带有过多的个人特点。
正像前面指出的那样，加米涅夫在代表大会上第一次直截了当地说，他确信斯大林同志不能胜任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的角色。
但是，当加米涅夫说出这句话时，大多数代表开始一字一顿地喊道：斯大林！斯大林！实际上形成了对总书记的欢呼。
斯大林感到，他不停地重复的捍卫列宁主义的路线，得到了全党愈来愈大的支持。
总书记赢得声望的秘密就在于他拥有捍卫列宁主义和解释列宁主义的垄断权，加上许多党员的政治素养不高……斯大林的威信不知不觉地逐渐扩及全党。
我想，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还有下述情况：从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一直以集体领导的名义行事，为实现群众最易理解的列宁遗嘱而斗争，这就是恢复国家的经济、发展合作社、活跃商业、普及文化。
斯大林似乎一次也没有倒向某个反对派。
所以形成这种印象，是因为斯大林把自己的任何步骤、决定、批评、建议全都冒充为列宁的！尽管对斯大林的实际活动的分析证明，他犯过不少各种各样的错误，经常是一会儿支持这个集团，一会儿支持那个集团，但是他善于比其他人更快地修正自己的立场。
斯大林最善于在口头上把自己的路线、政策同列宁的等同起来。
这也是（再强调一次）斯大林得到全党支持的秘密之一。
当然，在许多（但不是全部！）问题上斯大林确实捍卫了列宁的思想，可是愈往后愈明显，他，斯大林，对这些思想的看法愈来愈具有独裁性。
许多布尔什维克常常把党的方针、中央的工作同具体的人联系起来。
由于在列宁逝世后没有公认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统一者斯大林就成了取得第一批国民经济成就和实现党的统一以及靠粮食税来实现农业振兴的方针的代表者。
大部分代表都清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引人注意的托洛茨基向中央及其方针全力发动进攻，首先是出于自己争夺领袖地位的野心。
但是反对派彻底失败了。
党内斗争的下一个阶段表现在组织问题上。
联共（布）（党现在开始用这个名称）中央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召回了季诺维也夫，不久，根据苏联代表团的倡议，取消了这个职位。
基洛夫成了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
加米涅夫被解除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不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委员还保留了一段时间。
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第一次进入政治局，这大大加强了斯大林的地位。
斯大林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结论中再次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拉舍维奇以及他们的拥护者进行了毁灭性批判。
结论着重肯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和加强党的队伍的统一的方针。
同时，留心的人也注意到，斯大林经常引用自己的文章、便条、号召，他这样做时丝毫没有一点难为情。
具有高度政治修养的人——可惜这样的人当时为数不多——不能不觉察到斯大林在进行批判分析时表现出的毫无礼貌。
例如，斯大林以侮辱性的语调评论克鲁普斯卡娅的发言，称她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说法。
而后他再次提到克鲁普斯卡娅，以煽动和侮辱的语调说：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究竟和其他任何的负责同志有什么区别呢？你们是不是认为个别同志的利益应该放在党的利益之上，应该放在党的统一的利益之上呢？在我们布尔什维克看来，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党的实际利益才是一切，斯大林在一片掌声中以蛊惑性的口吻结束了他这段长篇大论。
他称拉舍维奇是进行阴谋活动的人，索柯里尼柯夫喜欢在谈话时没有限度地瞎扯一通，加米涅夫头脑不清，季诺维也夫歇斯底里等等紒紥矠。
看来，斯大林那时就已开始滑向这样的立场，非形式上的民主对于他也将是空洞的。
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的不可饶恕的粗暴态度，不仅仅是在政治上对克鲁普斯卡娅和已故的伊里奇的不尊敬，而且是由于列宁在世时克鲁普斯卡娅与那些难忘的信件、电话、谈话有关而对她的暗中报复。
斯大林从来是什么都不饶恕的。
看来，斯大林感到他在结论中作的许多评价过头了、过重了，就耍弄手段，这种方法他后来还用过多次。
他在解释自己对季诺维也夫的一篇小文章《时代哲学》的粗暴批评时说，他的粗暴只是对敌对分子和异己分子，而这是由于他的性格直率。
总书记逐渐把自己可憎的性格特点变成了全党的美德，几乎成了革命品质。
但是很遗憾，这时，在１９２５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除加米涅夫外，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大会代表、中央委员能够冷静、正确地评价斯大林的个性和他这种严厉斥责似的批评倾向，而到后来，这种批评将意味着判决。
就像江河起源于涓涓细流一样，人的某种思想品质也是从个别行为和周围的人对这种行为的态度开始形成的。
斯大林对许多反对派分子进行了彻底批判，当然也没有放过托洛茨基。
总书记感到大多数代表的情绪对他有利，就批驳了加米涅夫关于把书记处变为单纯的技术机关的建议，同时指出，他反对把个别领导成员割除出中央委员会。
他自恃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认为正是再次提出辞职的时候，说是如果同志们坚持的话，他情愿让出位置来，决不声张。
斯大林像个老练的政治家一样侃侃而谈，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代表们的支持，使人觉得他没有个人私心，只关心全党的利益。
总书记在嘲笑、批判派别分子时，会巧妙地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常在自己的讲话中加上好吧，让上帝保佑他吧一类词语。
虽然斯大林已经决定，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该一刀两断了，但他仍然显示自己爱好和平：我们主张统一，我们反对割除办法。
割除政策是同我们不相容的。
党要求统一，如果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愿意这样，党就和他们一起去达到这种统一，如果他们不愿意，党没有他们也要达到这种统一。
紒紦矠应当指出，斯大林在结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如果这些原则实现的话，就会防止我党历史上出现最困难的时期。
斯大林在代表们的掌声和明显的赞同声中说道：在我们这里全会决定一切，当领袖们开始失常的时候，它就来纠正他们……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想肆意妄为，那人们就会来制止我们，——这是必要的，这是必需的。
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
在伊里奇逝世以后，谁要幻想这点，那是愚蠢的，谁要讲到这点，那也是愚蠢的。
集体工作，集体领导，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条件下保持党的统一，保持中央各机关中的统一，——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紓紛矠这些话无疑都是正确的。
如果这些关于集体领导的思想配以实际措施和民主准则，就会防止未来滥用权力的现象。
但是全部问题在于，正确的论点没有用关于领导轮换制、总书记和党的其他高级领袖的任期、领导人的报告制等等的章程条例固定下来。
而列宁关于完善党的机关、巩固党内和社会中的民主因素的思想正是要确立这些原则。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大概是斯大林生前最后一次可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是大会气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后来的代表大会上批评就愈来愈少了。
以后，只有斯大林或由他授意才能进行批评。
而不能自由表达思想和观点的现象，必然导致停滞、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
这次代表大会由于批准了社会主义建设即工业化的方针，它也就成了这条道路上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党内的民主原则没有得到发展。
伟大的东西未必料到，随着它的产生，对它的否定也同时产生。
也就是在这些原则的斗争中包含着领袖的未来的胜利和人民的悲剧的根源。
并非所有的人当时都明白，为了强大，他们不得不付出个人自由的代价。
这不是奇谈怪论，而是专权的规律。
第一部第三章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1)在朱加施维里的青年时代，理论和理论家这两个词就在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马尔托夫曾经说过：正确的理论永远是真理的知交。
斯大林是理解这句话的，他开始接近理论，也接近理论家。
１９０７年在伦敦兄弟会教堂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仔细端详着与东正教教堂迥异的哥特式教堂的轮廓，一面想起所罗门的一句警语：仁慈和真理不会置你于不顾；你要把它们挂在你的颈上，你要把它们写进你的心灵的史册。
他在少年时期是宗教学校的一名勤勉的学生，以后漂泊的生涯也没有从他的头脑中驱走圣经中的那些道理。
仁慈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从来不喜欢温情，至于真理……他觉得，在代表大会上他没有得到太多的真理。
花很长时间争论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阶级团结问题、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这在他看来都是抽象的，与俄国的现实没有密切的联系。
而这种现实，在代表大会进行过程中曾极其严正地提醒人们对它加以注意：会议主持人中断了会议，突然宣布，党的会计处已经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会议开完，来支付会议场地租金，支付代表们旅店中的费用和返回的路费。
当时还宣布，一位自由主义人士同意支付一张３０００英镑的期票，条件是偿还时要付给大笔的利息，如果全体代表在期票上签字……在一阵静寂之后，代表们纷纷大声议论起来，表示同意。
这位突然出现的庇护人要等待十多年时间才能收回他的英镑。
他是在进行一次冒险，因为历史上远非一切革命都是按照订单来完成的。
有一天，会议休息时，朱加施维里正巧同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呆在一起，后面三人正在争论不断革命的问题。
铃声响了，会议要继续进行，列宁开玩笑地结束争论说：也许罗莎掌握俄罗斯语言比掌握马克思主义语言稍微差一些，因此我们同她有一些分歧……不过这是可以补救的！朱加施维里当时对不断革命实质的理解是模糊的，因此他没有参与那次时间短促的争论。
那也是需要真理的。
一个革命者需要多少这样的真理啊？大概，现在他特别需要那些真理，虽然他并没有打算把它们写进自己的心灵的史册。
在这之前，只拥有发言权的朱加施维里已经写过二三十篇一般的文章和一本他认为是他的理论巨著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斯大林从心底为自己这篇著作感到自豪，尽管呆在伦敦的著作家中还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篇东西。
斯大林当时会不会知道，３０多年后他会被一致选为一个最强大国家的科学院的荣誉院士？他会不会哪怕想一想，这个科学院中的世界科学巨擘们会在他７０寿辰时向他献上一部几乎８００页厚的、充满赞美之词的书籍，就在这本书里，天才的学者、天才的理论家、最伟大的思想家一类的话被无休无止地重复着？！科学院院士马·博·米丁、安·雅·维辛斯基、鲍·德·格列科夫、亚·瓦·托普奇耶夫、阿·费·约费、特·捷·李森科、Ａ·И·奥巴林、弗·阿·奥布鲁切夫、亚·瓦·温特尔，以及其他一些院士，在这本巨著中说，斯大林对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对发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作的贡献，如同他的思想的方法论的意义对于整个科学界一样，非常巨大。
其实，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泰斗（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２日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第９号记录上就是这样写的）在那个时候是、而且后来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通俗作者、列宁思想的粗浅的解释者。
不过在他成为科学院院士、在通过决议称颂他为世界科学巨擘时，并不是理性的愿望在支配着这些受尊敬的人们。
总书记戴上了知识的桂冠，这不过是由于神化领袖而产生的一种畸形现象而已。
命运真是捉弄人！１９４９年，科学院院士彼·尼·波斯佩洛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约·维·斯大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伟大泰斗》，可是没过几年，他又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一份令人瞠目结舌的揭露性的总结，这个总结成了后来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著名报告的基础……现在我们再回到２０年代……斯大林身为中央核心的领导，很快感觉到，除了他所具有的组织方面的素质以及许多人在机关中都已感觉到的那种强硬手腕以外，他还应当以理论家的姿态表现自己。
一方面，由于要过渡到为建立一个新社会而进行斗争的新阶段，需要对广泛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思考。
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一切都是新鲜的。
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轮廓使得有可能看到今天现实地平线以外的发展轨道。
但是，列宁的结论却要求把理论具体化地运用到最近将来的实践中去。
另一方面，斯大林懂得，一个党的领袖——而他是希望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这样的领袖的——应当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稳定的声望。
他明白，他平时所写的绝大多数文章，在大众的意识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这些文章许多是为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事件、某一个时期而写的。
在革命大潮中涌现出的各种口号、思想和号召的五彩缤纷的万花筒中，斯大林那些枯燥的文章简直不为人们注意。
不错，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开始逐渐在党的领导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时，他还发表过一些理论性的著作。
我已经提到过一篇，即《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他的理论和哲学水平到底如何，即使从下面这个片段也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逐渐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后倒退……那么不管它今天还怎样强，怎样大，归根到底是必遭失败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作为一个阶级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为生活中的累赘。
由此就产生一个著名的辩证原理：凡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即日益成长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日益腐朽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因而是必遭失败的。
紓紜矠这种推理的令人难受的肤浅和幼稚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没能妨碍米丁院士把这段话称作对新事物的经典性说明……他的如下的一些理论著作，像《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１９１３年）、《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１９１８年）、《关于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１９２３年）以及其他著作，也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
斯大林很快感觉到，他根本不可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自己的东西，使其在伟大学说中成为真正的新成就。
他越来越相信，列宁的天才已预见到很多东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已把遥远前方的帷幕揭开。
斯大林无论在哪方面下多大力气，他都会发现，远在前方已有领袖的踪影。
总书记的思想甚至不能接近天才的思想。
激烈的内讧不断地摇撼着党，这在客观上要求斯大林最广泛地去宣传列宁的遗著，宣传他的思想和结论。
因此他产生一个想法：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进行短期的讲课，题目是《论列宁主义基础》。
列宁逝世不久这门课就讲完了。
１９２４年４月和５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讲稿。
也许就是这篇讲稿使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被公认为理论家的。
不仅基本群众即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而且工人阶级和党员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因此常常出现学习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要求。
只有极其通俗、易懂、清楚、简单，才能使他们理解列宁的思想。
斯大林对解决这个问题是有所准备的。
他那种教义问答式的思维方式在这里是再有用不过的了。
电文一样简短的句子，没有任何费解的名词。
不深奥，但是清楚，非常清楚……讲稿发表以后很受欢迎，被宣传员、鼓动员广泛用来消除人民群众的政治上的无知。
后来，《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论列宁主义基础》被奉为经典，被斯大林的热心的宣传员们变成了教条引文集。
他的著作简直就像是引文的拼凑，如果从他的集子中去掉引文，有些著作就会只剩下标点符号了。
但还是一版接一版地出……在斯大林的这些著作中有不少论点，千百万苏联人的世界观就是在这些论点的基础上形成的。
但是总书记在解释列宁的思想时，把其中的许多东西根本改变了。
例如，在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时，他实际上把重点只放在强制的一面，而完全排除了民主的内容。
在今天，当我们读到斯大林的《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一著作而又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时，不能不浑身颤抖。
文集在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本接一本地出版。
编辑们没有斯大林的许可不敢作丝毫的改动和更正。
因此，比如在阅读１９４５年第１１版《列宁主义问题》这本文集时，你会遇到一些使你惊慌失措的地方。
斯大林在争辩，在谩骂、批评、污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索凌、斯卢茨基、布哈林、李可夫、拉狄克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就像是这些人还都活着一样，如说让我们来听听拉狄克说什么，托洛茨基已经说了两年，加米涅夫所指的是，那么季诺维也夫怎么讲的呢？，这些事实季诺维也夫是知道的，布哈林又在说……当然，我们知道，斯大林的这些著作是在这些人像千百万其他的人一样还活着的时候写的。
但是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斯大林却依然继续同被他下令处死和消灭的论敌争辩。
斯大林所提出的论据，现在已是在同亡故者的影子交战，这些论据不单在科学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污辱性。
尽管书里面不断用黑体字印出掌声转为欢呼声、掌声雷动、全体起立，向亲爱的领袖致敬、震耳欲聋的乌拉声！——这就是有过的事，——现在却让人感觉到这本书本身就是从一场噩梦中来的。
把自己的论敌消灭掉并且继续嘲弄死去的人，只有完全违背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的人才能干得出来。
因此，甚至在斯大林的那些粗浅的通俗读物中见到的正确的论断，也不能不令人觉得是对死者进行的污辱。
第一部第三章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2)在斯大林准备用于讲课和以后用于发表的讲稿中，他还没有完全成为思想偏见的俘虏，这种思想偏见是他后来加紧培育起来的。
比如说，不可能设想斯大林会在生命的末期写出他在１９２４年所写的论列宁的领导作风那样的东西。
在２０年代中期，他能够正确地断言，列宁主义的作风就在于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
他写道：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
紓紝矠我想，如有谁在较晚一些时期公开说出斯大林如下这样一些话，像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紓紞矠，那么他就不得不对此痛苦地感到惋惜。
在２０年代，斯大林的思想虽然不够奔放和缺少光彩，但总还没有完全被好斗的教条主义紧紧地箍住。
在这里，正好可以谈一谈斯大林的知识结构，虽然这个问题我还要回过头来再说。
这种结构是在宗教教条的哺育下，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有选择地阅读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著作的影响下形成的。
可以断言，特别可以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著名的第四章断言，斯大林到底也没有弄清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关系、客观和主观的相互联系、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质。
他说，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铁定的必然性所确定了的，这种论断就显然像是宿命论了，如他说：社会主义制度是紧跟着资本主义制度而来的，就像白天紧跟着黑夜一样。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航船上的罗盘，航船一定会驶到彼岸，但有了罗盘行驶得会更快。
斯大林嘲笑那些听从理性要求和公共道德的人，而歌颂同暴力搅和在一起的庸俗唯物主义。
他自然会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紓紟矠他的论据，永远让人听起来要么像是肯定的断言，要么像是判决。
《简明教程》中阐述的全部历史，就是一些人一连串的胜利和另一些人一连串的失败，失败者是间谍、两面派、敌人和罪犯。
斯大林把一切都放在公式的框框之内：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应当像他所阐发的理论那样。
这恰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谈到过的那种情况：这种态度会把思想导至不符合实际的认识。
幸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命运最终没有被斯大林所支配。
按照斯大林的逻辑，一切发生的事都是合理的：各国共产党的成长，这是肯定的；右倾的被粉碎，这是无疑的；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这是自然的，等等。
创造性、意志、幻想、思想上的果敢——这些在这一章里是根本没有地盘的。
斯大林的才智做了公式的俘虏。
请大家自己作出判断：辩证法的３个基本特征，反对派集团发展的４个阶段，唯物主义的３个基本特征，红军的３个特点，机会主义的３个基本来源，等等。
不错，为了教学目的这也许是不坏的。
然而，对整个理论进行清点，然后把它归结为几个特征和特点、几个阶段和时期，这就会使社会科学变得贫乏，使世界观变为教条主义的世界观。
从某个时期以来，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开始出现宗教仪式的因素。
在他的思维中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色彩、转变过程、保留条件、新颖的思想和出奇的东西。
领袖的思想只能有一种解释：凡是出自他笔下的东西，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发展。
他的每一句名言都是纲领。
凡是不符合他的提法的东西，都是可疑的，甚至是敌对的。
庸俗化、简单化、公式化、片面性、武断性，使斯大林的观点带有一种原始的正统的性质。
完全有理由断定，斯大林对自己所说的话的英明性是没有怀疑过的。
得出这种结论的一个证明是，他喜欢引用自己的话。
尽管如此，斯大林的才智看来也有一个强有力的特点，那就是务实性。
总书记企图把每一个理论原则（常常是极其机械地）同社会实践的具体的要求和需求联系起来。
我要立即声明，并不是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所有著作都具有这种具体实践的目的性。
但是，我要再次强调，斯大林的这种目的性并不是辩证的。
机械论，即行动的机械性，常常有些像宿命论，往往使斯大林的著作带有漫画式的性质。
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上说：同志们，单靠一个自由是很难生活的。
（齐声赞同，鼓掌。
）为了能生活得好，生活得愉快，除了政治自由的福利以外，还必须要有物质福利。
我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了人民物质福利，给了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能。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生活得很愉快，而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紓紡矠对这种斯达汉诺夫运动产生的根源的论据，用不着作什么补充说明。
这种庸俗和肤浅的东西长期地向人们的意识中灌输，我们有时还不清楚，这种搞乱人们思想的做法究竟带来了多么严重、多么长久的后果。
２０年代，在选择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方法时，党的领导者们也在积极开展理论工作。
在《真理报》上，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经常刊登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加里宁、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党的其他活动家的文章，他们想观察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和前景。
其中一些人在发表自己的著作方面是颇有成绩的。
比如，托洛茨基在革命后的十年当中出版了２１卷书。
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４日《真理报》报道，国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开始出版季诺维也夫的２２卷本的文集。
文集出版委员会把这部文集评价为一种工人百科全书。
《真理报》还报道了《十月革命：列宁、布哈林、斯大林文选》一书的出版消息。
在这期间，布哈林所写的材料出版得特别多，如《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等文章。
斯大林也不甘落后。
但是，他在２０年代发表的大部分文章，与其说是普及列宁主义，不如说是同各种集团、反对派以及各种派别的领导人进行论战。
在这方面斯大林感到自己如鱼得水。
看来，由于同反对派进行斗争，由于对自己昨天的同伴进行坚决的厉声的批评，他才成为了一位理论家。
顺便提一下，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派》一书中也谈到了这一点。
书中提到，斯大林是靠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才成为理论家的。
在论战中，在无数次的搏斗和揭露中磨炼了斯大林的思想。
他在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发言，都是很强硬的、坚决的，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调和的，虽然斯大林有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也作了一些宽容的松动。
例如，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１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缓和党内斗争的措施》的报告。
这些缓和措施归结为五点最后通牒，反对派的首领如果想留在中央，就必须接受这五点要求。
紓紣矠在与思想上的论敌进行论战时，斯大林完全变了样子：他开始善于雄辩，并使用了尖锐的语言，有时还带有个人侮辱的性质。
斯大林常常一点也不难为情地说对方是饶舌者、造谣者、糊涂虫、不学无术、夸夸其谈、应声虫。
总书记在为党的统一、反对派别活动、争取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进行的斗争中，得到一个粗暴的但不调和的战士的名声，他对此甚至感到自豪。
我们记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时，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索柯里尼柯夫。
斯大林仿佛是要把粗暴的权利作为总书记的标志攫为己有，他在代表们一片赞同的笑声中说：是的，同志们，我是一个直率而粗暴的人，这是事实，我并不否认这一点。
我重复说一遍，这种直率而粗暴简直常常带有侮辱人的性质。
波克罗夫斯基曾试图弄清斯大林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的立场，总书记在给他的回信中一开头便称这位律师是自命不凡的无耻之徒。
在回信的末尾也用的是同样的调子，他写道：你对于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是一窍不通的，简直是一窍不通的，……紓紤矠结论是：需要具备不学无术者的厚颜无耻和鼠目寸光的见风使舵者的自满自足，才能肆无忌惮地把事情搞到头脚颠倒的地步……斯大林就是用这种方式和语言进行批评的。
斯大林在反对论敌时使用的一些严肃的论据，常常要衬托上一些粗鲁的形容语。
总书记总是信心十足地断定说：这里是真理，那里是谬误。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
否则就会出现像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所说的那种情况：我们在错误面前关上了大门。
真理慌乱不安地说：我将如何进去？第一部第三章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3)随着自己威信的确立和总书记职位的政治重要性的提高，斯大林越来越喜欢使用自己的话作为论据。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论据就成了至高无上的真理。
但越到后来斯大林就越是很少察觉到这点。
例如，在给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课时对列宁主义下了定义之后，斯大林便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一著作中实际上把这一定义吹捧为完美无缺和包罗万象的。
接着他又多次大量引用自己的东西，并且总是附加上这样一类的评语：这都是正确的，因为这完全来源于列宁主义，等等。
有时真是令人震惊，总书记竟然把自己的结论抬得那么高，评价得那么高。
后来这竟成了一种惯例：让读者们去参阅他自己的文章和著作。
例如，在回答波科耶夫同志《关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时，斯大林不仅闭口不谈这一思想完全属于列宁，而且还硬说正是他斯大林提出了这一思想。
总书记没有用什么特别的论据来麻烦自己，他在文章的附言中直截了当地说：您拿来《布尔什维克》杂志（莫斯科出版的）第３期看看我写的一篇文章。
这会便于您的工作的。
至于对波科耶夫的回答本身，除了一些正确的原则之外，斯大林特别强调一个思想：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结成联盟，就能彻底打败（这里和下面的着重号是我加的。
——本书作者注）我国资本家，反对派却说，我们不能彻底打败本国资本家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不打算彻底打败我国的资本家……我们……夺取政权是多余的。
紓紥矠这里强调的是在１９２６年彻底击溃剥削阶级的残余，这是非常明显的。
看来在当时这并不是主要的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彻底击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非常错误的论点：越是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
打击和彻底击溃很快就成为斯大林几乎最主要的工作了。
尽管斯大林理论概括的水平极为平常和一般，他却十分喜欢下定义。
可以举出以下一些广为人知的定义：关于列宁主义的实质、关于民族的实质、关于政治上的战略和策略、关于倾向的实质等等定义。
这些定义可能在普及列宁主义基础方面起过某种作用。
但斯大林是一个极其愿意进行教条式思维的人，他简直把定义奉为了教规，他可以用整篇讲话来证明某个反对派对某个问题的不理解。
不过，看来斯大林理论创作中最消极的东西要算是他实际上抛弃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逐渐地论证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牺牲的社会主义。
总书记的这种世界观慢慢地使得他无所顾忌地实行了罕见的大规模的镇压，把暴力手段作为建设新社会的主要社会方法来广泛使用。
事实上，把斯大林的理论观点，特别是把这些观点具体化的方法加以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总书记逐渐脱离了列宁主义。
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斯大林仍是布尔什维克，但他最终并没有成为列宁主义者！这是党的领导人！在许多种社会主义，如空想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兵营式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当中，斯大林创造了某种自己的东西，即官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既包含教条社会主义的特点，也包含兵营式社会主义的特点。
总之，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
当然，在千百万人建立起来的这一社会主义的活的机体组织中，他不能、不可能也没有来得及使一切变形。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还不能把一个只有高度社会化程度、集体的东西高于个人的东西、一切完全由上面来计划的社会称作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所预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那样一种社会主义，处在它的中心位置的是人。
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是民主，是人道主义，是人，是社会公平。
这种立场永远也不会与暴力结合在一起，不会与权力脱离人民结合在一起，不会与半神化的领袖结合在一起。
这证明，在某个阶段上，斯大林越来越脱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
为了公平起见，不能不指出，总书记的文章、演说、答辩、回答，一般都是他自己动手准备的。
他的助手们以及在各个时期同他一起工作过的、总书记机关中的其他负责人所提供的证明，使人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斯大林负担大量的工作，他还是很注意提高自己的。
根据他的专门要求每天给他挑选书刊，送去文章的剪片、地方党刊的综合材料、国外报刊的综述以及最有意思的来信。
有一次他长时间地在看一封柏林的来信，回信的地址是：采林多夫，瓦尔特马尔大街，１１号，维拉·尼娜，Б·П·克雷莫夫收。
这是一封很不寻常的信。
写信人是一位失势者，作家，１９１７年逃离俄国，但他在留心地、专心致志地注视着新的俄国。
斯大林一面读着这封信，一面在上面划线。
信中写道：我现在给您写信，我把您看作现今俄国最大的国务活动家之一。
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但我爱俄国毕竟甚于爱任何其他国家。
我在这里也许能看到某些您不十分清楚的事，尽管您在国内也很了解情况。
（这里用红铅笔划了两道线。
——本书作者注）……无论如何要把政权掌握在你们这些无产阶级领袖手中，不要顾惜一切。
请记住：‘谁不善于逞凶，谁就不能成为国家领导人。
’首先要有军队。
军队不应当打仗，但它应当存在。
大家都应当了解，关于军队的有些说法是言过其实的。
各种军事检阅越多越好……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增加俄国的人口和对他们进行充分的教育。
这是对付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可怕的武器。
今天已经清楚，现今的俄国可以提供一个新的历史规律：摆针可以不向其他方向摆动，它可以永远停留在左边……不需要谎言，但需要两种真理，暂时避而不谈较大的真理，以使得人们相信较小的真理；一旦需要时，小真理就可以让位于大真理了……不要排挤宗教，那样做倒会使它加强。
要吸引私人资本。
只要国家政权掌握在你们手中，这就不会有任何危险……要支持现今表现出来的俄国人的创造性，而不要吝惜资金。
比如说支持文学或者芭蕾舞。
应当投给其余世界一个现代俄国鲜明透亮的结晶体，这有时会比最广泛的宣传更起作用……革命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试验的时间拖得太长，需要做出实际的成绩，需要实现使无产阶级过上幸福生活的诺言。
可是现在，你们办事拖拉的现象比沙皇制度时还严重。
有时拖延一些是有益的，但各方面总是这样就极为有害了。
紓紦矠斯大林长时间地阅读这封信，他不再往上面划线，因为几乎每一行字在他看来都是有道理的，都是经过斟酌、耗费心血写出来的。
他又看了一眼那笔触奔放的签字：弗拉·克雷莫夫，此信请勿发表。
斯大林把信放入一个文件夹，那里专门存放他过后还要再看的文件。
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８年这段期间，斯大林曾多次把工业学院和共产主义学院的一些教授请来，向他们咨询社会知识方面的问题。
他特别感到自己在哲学方面逊色。
对历史他显然了解得要好一些，他对加深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
同时，他有长期的工作经验，他的职位使他不得不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他养成了敏锐的嗅觉，非常实际的头脑，善于迅速地估计情况并在遇到各种纷繁的问题时辨明方向，而且能抓住其中的主要环节。
他具有天赋的观察力，能够很清楚地记住各种人物、姓名和事实，积累了同列宁周围一大批最有教养的人交往的丰富经验，——这一切不能不在斯大林身上养成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东西。
比如，他虽然不是理论家，但是在对待理论的实用态度上，在善于使理论最充分地同实际任务结合上，他超过了自己的许多伙伴。
在列宁逝世几个月之后，许多人就已感觉到斯大林的强硬手腕。
总书记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饶恕。
他一旦提出了目的，提出了任务，有时就会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敏锐和顽强来实现它们。
在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在文章和小册子中自然也有过某些转弯、某些修正，但他基本上是在重复他先前说过的话。
这对周围的人产生了影响，并且逐渐不由自主地具有了老生常谈的色彩。
比如，有一次他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純紛矠，然后他就把这一定义奉为经典。
无疑，在为新制度的生存而进行直接斗争的时期，这个定义起过作用，使得人们更彻底地理解列宁的理想和目标的实质。
但是这个公式在斯大林那里却凝固了许多年，虽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出这个公式比起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内容来要明显地贫乏。
把列宁的思想仅仅归结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以后的实践中产生许多缺点的前提条件。
同时，很明显的是，列宁主义是认识世界和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包括哲学、经济和社会政治观点的完整的科学体系。
但是，稍稍离开一点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实质的解释，就被看成机会主义的邪说及其带来的一切后果。
斯大林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简单化（常常简单化到肤浅的程度）的大师。
好像雷马克说过，每个独裁者都是从简单化开始的。
我再重复一遍，造成理论和党史公式化的功劳正是属于斯大林。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革命的方法、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做这样简单化的解释，有时甚至肤浅的理解，考虑到劳动人民当时的一般政治文化水平，也许是必要的。
但是不久以后，即到２０年代末，一些比较重要和深刻的著作干脆就不能出现了。
只能评价、研究、颂扬斯大林的著作。
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思维陷入了极度的不景气和停滞状态。
把理论上的各种结论硬套在生活现实和社会存在上，正是由斯大林开头的。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简单的公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标本，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社会思想的发展。
在很简单的、往往是错误的论点的基础上，教条主义的观点开始迅速地发展。
可以把教条主义比作搁浅的船只。
浪涛汹涌前进，而船只却原地不动，不过表面上还保持着动作的假象。
斯大林对于思想体系完全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他认为，真正的思想体系，在国内应当像水泥那样发挥作用，而在国外则应当像炸药……他的许多理论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巨大社会灾难的根源。
有时候我想，一个很有意思的、独出心裁的思想，好像涂上了颜色，涂上了橙黄色、紫色、紫红色、翠绿色和蔚蓝色……这就如同光线穿过雾霭、黑暗和黄昏，画出了期望中的真理的轮廓。
看来，思想的世界不仅具有多种音弦，而且具有多种色彩，但必须善于发现这些色彩。
斯大林的思想是灰色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实践中表现得色调愈加昏暗。
请大家自己来判断一下吧。
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４日至１５日举行了中央全会，全会研究了一系列问题。
季诺维也夫作了国际形势的报告。
报告人和其他发言者对在德国遭到的失败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许多人认为，在德国，革命的形势没有被利用。
斯大林在发言中谈到当时正在德国的拉狄克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问题。
他说：我反对因为拉狄克在德国问题上犯了错误而对他采取惩罚措施。
他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我在这里举出其中的七点。
斯大林最喜欢干的就是把别人的错误串成长串。
我不打算把这些错误都重述一遍，我只举出被斯大林编了号的（像在清点册里那样）第四点。
总书记继续说，拉狄克认为，德国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并认为必须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
而我们的结论是：应当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殊死的斗争。
純紜矠这不仅仅是天真的理论分析上的错误。
斯大林这种对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评价中的政治上的短见，使共产党人和全体民主力量在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对极尖锐的问题所作的这种肤浅的，更确切地说，错误的阐述，说明他明显地不善于分析多方面的联系。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他在理论上的不明智。
在１９２４年俄共（布）中央１０月全会上，讨论了农村工作问题。
报告人是莫洛托夫。
季诺维也夫作了长篇发言，其实，他对农村问题，也像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一样，不很了解情况。
不过他也非常正确地估计了总的形势，他说：我们现在讨论的不仅仅是农村工作问题，而且是整个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是更加一般的问题，大概这个问题在一些年内不会从日程中拿掉，因为这个问题完全同当前情况下如何实行专政的问题联在一起。
純紝矠斯大林在自己的发言中试图提出一些政治和理论方面的意见，从这些意见中可以看出，这里已经蕴育着未来所犯的一些巨大错误的萌芽。
我们应当做的第一点，是必须重新争取农民；第二点是要看到斗争的场所发生了变化；第三点是在农村培养干部純紞矠。
当时是１９２４年，而斯大林的讲话，听起来好像是在１９２９年……在犯严重错误方面，他具有多么令人吃惊的远见和一贯性。
作为列宁主义诠释者的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
我还要涉及斯大林以后年代的理论观点。
不过现在，为在群众中选择和普及列宁主义思想而斗争的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不仅是科学观点，而且文学艺术也具有对人们产生社会影响的力量。
第一部第四章 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1)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和３０年代初对斯大林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粉碎党内右倾分子后，仿佛可以过安定的生活了。
总书记的威望有了明显的提高。
过去的反对派，包括布哈林，想方设法强调自己忠于斯大林，自己是大梦初醒，自己完全赞同党的总路线。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作了几次尝试想同斯大林恢复过去的友好关系，又一次去别墅同他和解。
许多人把降职当作个人的不幸。
这一对政治孪生兄弟也不例外。
加米涅夫才４０多岁，不知怎么一下子消瘦了，头发也白了，样子像个年轻的老头儿。
加米涅夫同斯大林交谈的机会不多，每次打电话或是见面，他都要抓住适当的话题小心翼翼地提起他和斯大林在库列伊卡共同消磨的岁月，提起他、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都是列宁的亲密战友，提起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和十三大以后为了让斯大林稳坐总书记的交椅而演出的一幕幕戏剧。
季诺维也夫，特别是加米涅夫，一直抱着希望重新担任党内的高层领导职务。
斯大林很清楚他们的意思。
他表现出宽大的保护人的姿态。
有时甚至还让两位被罢黜者感到一线希望。
不过他心里明白，这两个人，虽然他之能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他们，但现在不仅对他没有用，而且还可能对他有危害。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斯大林的底细知道得太多了。
而总书记是不喜欢那些对他的情况了解得比官方所宣传的还多的人的。
３０年代初斯大林全神贯注地抓农业中的革命，突击实现工业化，团结自己的拥护者。
工业正在加速发展。
强行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尽管后来这变成了国家的一大灾难。
党的第十七次例行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临近了。
斯大林的宣传机器称１９３４年１—２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因为斯大林本人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说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和不一般的。
毫无疑问，到１９３４年时，我们国家在发展中实现了巨大的跃进。
当我查看斯大林修改过的报告草稿时，我注意到，总书记仔细修改了报告的每一页、每一段，他竭力突出的首先是成绩。
他认为人民作出的重大牺牲应该有结果。
报告中整页整页都是斯大林重新抄写的。
总书记要让人民和党看到，他的领导是卓有成效的、成功的、所向无敌的。
斯大林特别强调，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三年半中，我国工业产品总额增加了一倍。
最近几年建立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如机床制造业、汽车工业、拖拉机工业和化学工业；出现了电动机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康拜因制造业；开始生产合成橡胶、氮气、人造纤维等等。
总书记自豪地宣布，成千个新的工业企业已经投产，包括下列大型企业：第聂伯水电站、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库兹涅茨克联合企业、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厂以及其他许多企业。
斯大林报告中的数字、表格、图表之多是前所未见的。
他有大量的材料要向代表大会报告。
对于３０年代，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仅仅从它很悲惨这个角度去看，然而这些年代还是前所未见的热忱、献身精神和群众性劳动英雄主义发扬光大的时期。
现在有时我们都很难设想，数以百万计的人虽然往往只有最起码的维持生计的必需品，却相信他们自己是共产主义未来的真正创造者，相信他人的忘我献身精神不仅对他们的命运，而且对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下面是那几年《真理报》上刊登的几则报道。
斯大林看《真理报》，从来不是有选择地看，而是从头到尾地看，并且还要把一些材料用铅笔划上记号。
这时他充分感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主人。
经２万石油职工在４０个群众大会上讨论并根据５３个来自各地的报告和２５４封工人的来信作了补充的巴库石油职工的集体报告。
报告说：经过工人和专家们的努力，在久经考验的列宁党的领导下，石油部门的五年计划已在两年半内完成。
来自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厂建设局的报道说：高炉车间的施工区诞生了完全新型的工作队，这就是挖掘机经济核算包产工作队。
挖掘机实行经济核算后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实行经济核算的挖掘机创造了机器装载的世界纪录。
来自鞑靼的简讯说：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粮食的收获和交售工作，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筹备召开第二次全鞑靼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和争取派出本地区代表参加前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的代表团。
在全苏光荣榜上争第一，是鞑靼集体农庄家喻户晓的口号。
从今天的角度看，可以说千百万为我们创造了我们今天赖以立足的一切的普通人非常天真，心地善良，对斯大林无限信任。
但是不能不赞叹人们的奔放热情、他们对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和掌握着未来的自信心。
他们那种能征服一切的忘我献身精神和高度的公民责任感，虽然往往带着个人迷信的色彩，但却正是十月革命和对正义事业和美好未来的信念所培育出来的巨大社会潜力。
无论是现在还是下个世纪，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记住这些被领袖通常称为群众、有时又称为螺丝钉的人，这些创造者和建设者。
与此同时，从《真理报》上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报道，这些报道在今天，当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之后，不光使我们有所警觉，而且使我们对当时我国的一家主要报纸所报道的一切事件的内幕有了深入的理解。
１９３３年７月中旬《真理报》作了如下的报道：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两同志来到列宁格勒，并在当天同基洛夫同志一起前往白海—波罗的海运河。
在了解运河工程和水利工程建设情况之后取道白海港口索罗卡前往摩尔曼斯克。
斯大林视察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之后，过了两星期公布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以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命名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通航的决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对运河建设中作出优异成绩的人授奖的决定。
被授予列宁勋章的有八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雅哥达，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局局长科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劳改营总管理局局长别尔曼，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局局长助理弗连克尔，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局副局长拉波波尔特，白海—波罗的海劳动感化营主任菲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程局副总工程师菇克，工程局副总工程师韦尔热比茨基紖紝矠。
谢·米·基洛夫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在这样一个地方建成这样一条运河，这确实是一种英雄业绩，因此应该公正地评价我们那些领导这一事业的肃反工作人员，是他们真正创造了奇迹。
紖紞矠确切一些应该说，创造奇迹的是数十万囚犯。
这样的囚犯当时有的是。
在对１００多万富农和中农农户实行剥夺和对剥削阶级的残余进行了残酷斗争之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掌握着不仅仅能够建设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很大一支力量。
被授予列宁勋章的那些人的职务，雄辩地说明了斯大林运河是如何开凿的，是谁开凿的。
在国民经济中广泛利用囚犯的劳动（在３０年代为他们提供劳动场所也是一大问题）不是什么新思想。
这里要提一下，早在２０年代中期，托洛茨基在发挥劳动军事化的思想时就曾提出建议，说应该把反对国家的敌对分子大批调去参加无产阶级国家各项工程的建设。
我们看到，杰出领袖中这一位的意见并没有被另一位所忽视。
至于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就，斯大林在报告中讲起来就有些为难了。
不错，建立了２０多万个集体农庄和５０００个国营农场。
但总书记承认农业这一部门的发展比工业慢得多。
斯大林也承认，对农业来说，实质上报告所涉及的时期与其说是迅速高涨和突飞猛进的时期，不如说是为最近将来的迅速高涨和突飞猛进创造前提的时期。
紖紟矠报告人在这里也指出了畜牧业的严重情况。
大概从那时起我国畜牧业的情况就没有好转过。
在农业方面总的情况也是如此。
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的十年过程中粉碎了许许多多的反对派之后，终于无事可干了。
总书记是这样说的：如果说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还不得不彻底击溃一切集团的信徒，那么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没有人要打击的了。
不过总书记在这里为了使大家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又自相矛盾地说，他们的思想残余还留在一些党员的头脑中，因此我们应该随时准备摧毁它们。
但是斯大林很少去打击这些思想，而更多的是打击有这样思想的人。
斯大林说，我国正向着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但他立即又得出结论说，达到无阶级境界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开展阶级斗争紖紡矠。
看来，由于斯大林深信暴力手段的万能作用，深信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暴力的工具，他也就无心考虑这种看法的极大危害了。
在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上（按照他的说法，当时已经实际上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残余），他号召进一步强化强制机制，加强惩罚机关。
斯大林之所以不想考虑民主演讲的意义，原因很简单，因为任何加强真正的民权制度的尝试都会相应地削弱他树立领袖绝对权威的可能性。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斯大林从特性说，是个专横暴虐的人，使人总感到他身上有一种东方的远古时候的东西……难怪布哈林在１９２８年把斯大林叫作成吉思汗。
第一部第四章 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2)斯大林并不是不知道，在代表大会的１２２５名代表中，有不少人当初都曾参加过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反对派或具有某种倾向。
所有这些人早就通过不同的方式悔了过，认了罪，在寻找机会重新得到今天权势极大、威望极高的斯大林的好感。
那些被击败的人并不全是毫无原则、看风使舵之辈。
在这些过去的反对派中，有许多人都曾真心表示悔改（往往是对一些鸡毛蒜皮的罪行表示悔改），因为他们不甘心当党外人士，他们支持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
总书记特别向卡冈诺维奇提出，要首先保证这批为数不少的人的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因为这些人的悔过发言将更加提高领袖的威信，虽然今天在权力的顶峰他已经成为惟一者。
几十年后再来看这些人的发言，就可以想象出他们怎样强忍屈辱，像神魂颠倒的教徒一样鞭笞自己，以满足（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的情景。
这一切许多代表都看在眼里。
例如，基洛夫说：现在这些过去的反对派企图……挤进来共庆胜利，试图踏着同一乐曲的节拍前进，支持我们高涨的热情……就拿布哈林来说吧。
我觉得，他好像在照着乐谱唱，可是调门不对。
至于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就更不用说了紖紣矠。
那些昨天还是政治局委员、列宁的战友和学生的人，在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上是怎么说的呢？布哈林，这位过去的全党喜欢的人物和党的理论家说：斯大林出色地运用马克思列宁的（原话如此。
——本书作者注）辩证法，彻底批判了首先是我……提出来的右倾思想的一系列理论前提，他做得完全正确。
……团结在党的智慧和意志的体现者、党的领导人、党的理论和实践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周围，是每个党员的义务。
紖紤矠很难相信，说这话的会是一个其精神世界有如水晶般纯洁的人…… 李可夫，这位列宁之后的第一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说：我要对斯大林同志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世后的最初时期所起的作用加以说明……他一开始就十分突出地表现出他是一位领袖和我们的胜利的组织者。
我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斯大林在那一时期一下子就从当时的领导班子中脱颖而出。
说这话的竟是一位以说话直率、刚正不阿、一身正气著称的人……托姆斯基，这位我国工会的领导人是这样说的：我应该对党说，正因为斯大林是列宁最坚定、最杰出的学生，正因为他的警觉性最高，目光最远大，最坚持不渝地引导党沿着正确的列宁的道路前进，正因为他用自己的沉重有力的手敲打我们，正因为他通过与反对派的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千锤百炼，正因为这一切，斯大林受到一些人的攻击。
紖紦矠说这话的竟是一位以党的原则性强和善于坚决捍卫党的原则性而闻名的人……下面我摘引一段被击得头破血流之后又被重新接收为党员的季诺维也夫的讲话，而就是他第一个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个人的名字并列排在一起的。
他说：现在我们大家都了解，斯大林同志领导这场斗争有高度的原则性和很高的理论水平，而丝毫没有夹杂任何个人的因素。
季诺维也夫称斯大林的报告是一篇杰作，他长时间地巴结逢迎，说什么领导班子的辉煌成就即这个领导班子的带头人（黑体是我用的。
——本书作者注）的辉煌成就……表示悔改的季诺维也夫说：当我重新被接收入党时，斯大林向我提了一条意见：党认为，过去和现在危害你的与其说是那些原则性的错误，不如说是多年来你养成的对党不襟怀坦白的毛病。
（会场上响起了一片喊声：对，说得对！）这位过去觊觎党的领袖地位的人接着说：我们现在看到，先进集体农庄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如何渴望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渴望见到斯大林同志，亲眼看看他，也许还亲手摸摸他，直接聆听他的指示，然后把这些指示传达给群众。
紗紛矠说这话的是一位与列宁直接交往多年、一直在向列宁学习并以列宁的战友自居的人。
一种担心被彻底抛进政治垃圾堆的恐惧心理迫使季诺维也夫说出这一席低三下四的话。
加米涅夫、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罗米那兹以及在反对派的斗争中被斯大林击败的其他一些人都是这样，他们丢掉自尊、昧着良心，拼命吹捧领袖。
斯大林像通常一样坐在第二排，表面上不动声色地望着正在登上讲台的加米涅夫。
他回想起以前加米涅夫怎样主持会议，怎样在代表大会、政治局会议或其他会议上不耐烦地插话，竭力把发言人朝需要的方向引导。
一次（那时他们的关系已经破裂），斯大林在发言中列举反对派的错误，加米涅夫不客气地说了一句：斯大林同志！您像是在数绵羊，一、二、三……您的论据并不比这些绵羊高明……如果把您也算其中的一只……总书记马上顶回去。
加米涅夫现在会说什么呢？加米涅夫低三下四地、强忍屈辱地用哀求的语调认错：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时代，是一个新时代……正如前一个时代作为列宁时代载入史册一样，这个新时代无疑也将作为斯大林时代载入史册，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有责任采取一切措施，全力以赴反对任何动摇这个权威的尝试……我要在这个讲台上说，我认为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３３年同党和党的领导进行斗争的那个加米涅夫是个政治僵尸，我要向前走，不再像《圣经》中说的那样（请原谅）老背着过去那张皮……我们的，我们的领袖和指挥员斯大林同志万岁！紗紜矠斯大林两眼半睁半闭，听着加米涅夫急匆匆地发言。
当时甚至他也不知道，几乎是三年后，他会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以及其他许多人变成肉体僵尸，真的僵尸，而不是政治僵尸。
然而，斯大林确实知道，这是加米涅夫最后一次在这样的大会上讲话。
不能再姑息了！斯大林带着毫不掩饰的浓厚兴趣听着所有这些颂辞，他感到自己胜利了。
他可是知道加米涅夫在同托洛茨基谈话时曾称他为残暴的野蛮人，而季诺维也夫在自己那个圈子里称他是血腥的奥塞梯人；布哈林不止一次地挖苦斯大林不懂外语；拉狄克在《群像和檄文》一书的第一版中对未来的总书记竟然只字不提；而被誉为大理论家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竟在１９２２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总书记不学无术……是报复吗？不，这是卑鄙的！——这位胜利者想。
要让全党信服，在一切有争论的问题上，在历次辩论中，在一切转折关头，只有他斯大林始终是正确的。
而且不是他来说，而是由他们，斯大林过去的论敌去说。
要让大家今后都知道，他不仅具备政治魄力和组织才能（这是全党早已公认的），还要让大家知道他非常英明，洞察一切，高瞻远瞩并且大权在握……这次是胜利者们的代表大会吗？恐怕还是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吧？！假如斯大林熟悉俄国史，那他就会记得颇能说明问题的一件事。
在击败拿破仑之后，参议院为褒奖亚历山大一世拯救祖国的丰功伟绩，决定加封他恩德无量的称号。
不过亚历山大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
但是，斯大林却一直盼望新的称号、新的比喻和新的赞词。
诚然，当时谁都没有想出来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这样的赞词。
人们的想象力毕竟不是始终都那么丰富……但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听到了许多说法。
例如赫鲁晓夫和日丹诺夫首先称他斯大林是天才的领袖，季诺维也夫把斯大林列为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基洛夫说明总书记是解放我国和全世界劳动者的最伟大的战略家……；伏罗希洛夫说：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和朋友，同时又是列宁的忠实仆从。
朋友和忠实仆从，——这就有点荒唐了！可能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由人来体现？民主不需要执掌特殊权力的人来体现。
至于阶级的专政……这一切都说明斯大林认为拥有无限的权力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说是正常现象。
可是大家知道，只有独裁者才能拥有无限的权力。
斯大林听着代表们的发言，默默地回顾了自己从抢劫犯到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的奇特道路。
他一度认为是空想的事现在已经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他曾经认为是可能的事现在看来已经是肯定无疑的了；他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
斯大林在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对自己的特殊作用和使命已深信不疑；每次代表大会都给他增添了信心：只有他才能够办到不可能办到的事。
他的这种非常不祥的错觉也是许许多多灾难的主观根源之一。
斯大林对倾盆大雨似地落在他头上的赞词如英明的、天才的、伟大的、远见卓识的、钢铁般的等等已经听腻了，现在特别注意听军队代表的发言。
在每一位发言者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对他作了无边无际的赞美之后，斯大林由于图哈切夫斯基的发言对他很少恭维而感到吃惊和不快。
图哈切夫斯基又把他那一套搬出来：陈述自己提出的关于军队的技术改造的空洞计划。
已经跟他讲了，幻想的成分太多；就是不听，现在又搬出来了……斯大林想起了３０年代初图哈切夫斯基给他写的一封长信。
图哈切夫斯基在这封信中表示不满意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对他提出的关于军队的技术装备现代化的建议所采取的态度。
这位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写道：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读了您就我的关于改造工农红军的报告问题所写的一封信。
那个附有我给您的报告的工农红军司令部的报告我过去根本没有看到……现在看了上述报告后，我完全理解您对‘我的’打算不切实际感到气愤的心情。
但是，我应该说明，工农红军司令部的报告完全与我的报告无关。
我的建议不只是被表述得面目全非，而简直成了‘狂人日记’。
紗紝矠斯大林当时看了这封信就已经懂得，与伏罗希洛夫关系紧张的图哈切夫斯基不是在同人民委员辩论，而是在同他，同总书记辩论。
这位军事领导人的独立判断能力使他感到吃惊和不快，因为图哈切夫斯基好像比死抱住国内战争经验不放的人民委员看得远得多。
到伏罗希洛夫发言时，斯大林知道这位已经成为点缀英雄历史的、传奇式的人物要说些什么，因为人民委员在代表大会前夕曾把自己的发言送给斯大林过目。
伏罗希洛夫竟然在自己的发言中想出了一个新的赞词：钢铁般的斯大林。
当然，伏罗希洛夫也少不了溢美之辞：有了斯大林同志这样的久经考验的、英明的、最伟大的领袖，无论什么猪嘴或者更令人恶心的嘴，无论它伸到哪里紗紞矠都吓不倒我们。
人民委员说粗话使斯大林感到讨厌：一边说英明的、伟大的领袖，一边又说什么猪嘴……斯大林听了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别列夫斯基、库恩·贝拉、威廉·克诺林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领导人的发言，感到很满意，他们说斯大林现在不仅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
他沉思起来，忽然想到：如果２０年前他在库列伊卡村暴风雪的呼啸声中梦见这一切的话，他会怎么想呢？准是发疯了吧？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的命运真难以预料。
第一部第四章 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3)斯大林在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忽然感到，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一切都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
一切看来都不过是在履行手续：选举中央委员和两个新机构，即党的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
领导机构的人选当然事先都在政治局交换过意见，为领袖庆功的整个盛典看来正在平静地结束。
由代表大会选出的计票委员会的工作已接近尾声。
但是突然发生了意外。
激动而焦急不安的卡冈诺维奇和计票委员会主席扎东斯基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
然而先得谈谈事情的由来。
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详细情况，米高扬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作过介绍（米高扬从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６６年一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历任党的第十次到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其他许多人的回忆录也提供过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１９６２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指出，在党内形成的不正常的情况使部分共产党员，尤其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产生了不安。
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首先是那些了解列宁遗嘱的同志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调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时候了。
米高扬证实（米高扬又是听斯涅戈夫、沙图诺夫斯卡娅以及原计票委员会成员安德列阿相等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说的），卡冈诺维奇焦急不安地向斯大林报告了出乎意料的投票结果：在１２２５名代表中，３人投票反对基洛夫，近３００人（！）即投票人数的将近１／４投票反对斯大林。
这简直难以置信！现在谁也不能准确地说，总书记对此作何反应。
但据米高扬说，很快作出决定，即留３张反对斯大林的票（与反对基洛夫的票相等）。
其余的票全部销毁。
还要说明一点，按惯例在付诸表决的名单中，候选人人数和当选人数是等额的。
总的来说，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选举，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多数。
即使那３００张反对票作数，斯大林照样进入中央委员会，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看来都会被选为总书记。
宣布投票结果将会引起强烈的政治反应，它带来的一切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大家立即会感到领袖的伟大完全是虚幻的。
据这些证明材料说，一批老布尔什维克在正式宣布投票结果前已经了解到实情，他们向基洛夫建议，要他同意把他推选为总书记。
基洛夫拒绝了，并且似乎把一切都向斯大林讲了。
然而，在这个弄不清楚而又极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中，有一些客观情况说明这一事件相当可信。
首先，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不少人是过去属于不同名目的反对派的和过去曾直接反对过斯大林的。
此外，许多出席代表大会的党的工作者已经有可能亲自领教过斯大林的放肆、粗暴和独裁作风。
然而，在党内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谁都不可能公开批评斯大林，更不可能建议撤销他的高级职务。
虽然可以利用表明良心的时机随时都存在。
这些人通过无记名投票来表明自己对斯大林的真实态度，无疑也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米高扬根据部分老布尔什维克、包括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计票委员会成员提供的证明所作的情况介绍有一天完全被证实，那么这个介绍同时也就是斯大林犯下的一件最丑恶的反党罪行的记录。
我在这里还不谈（这个问题将放在另一章叙述）胜利者们的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后来的下场多么悲惨，因为在投票表决后斯大林就把他们所有的人都视为潜在的敌人了。
这一复杂问题还造成了另一后果：斯大林骤然改变了自己对基洛夫的态度。
在斯大林看来，基洛夫现在成了他的现实的劲敌。
这样，胜利者们的代表大会除反映了国内发生的有利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变化外，还记录了领袖的独裁野心的膨胀过程。
无产阶级专政本是夺取政权和建立新社会的工具，却被斯大林当成了随心所欲地行使专政的最重要职能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