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艳夏之际,她拿到文凭,必须要决定是回到自幼生长、热爱的祖国波兰,还是留下来追求她真正隶属的国度———科学。
皮耶·居里说过:你命定属于科学。
做科学,就是纯研究。
在当时,法国科学界是瞧不起发明家的。
新发明如电报、电话、电唱机、白炽灯、打字机和麦克风等,全是美国首先研制出来的,法国科学家鄙之为方便而已。
当时杰出的化学家贝特洛(Marcelin Berthelot)曾经这样预测公元2000年的世界:到那时候,世界上不再有农业,不再有牧场,也不再有农夫。
由于化学的进展,人类已不需要开垦土地以谋生活。
煤矿或其他的矿业也消失了,自然就不再有矿工罢工这回事。
燃料问题也因化学与物理学的携手并进而不复存在。
没有海关、没有保护主义、没有战争,人类不再心心念念着划分彼此的疆界。
有了使用化学燃料的飞机,所有的疆界都成为过时之物。
由是,社会主义的梦想几乎已经实现,只要有人能发明一种心灵的化学物质,永久改变人的品德,就像化学品改变物质的属性那样!他宣称化学长足进步之后,粮食可以药片形式制造,不必看天吃饭,无虞丰年荒年。
他又说:根本问题是找出永不枯竭的能源,可以毫不费力地重复使用。
他虽未预见20世纪的能源是瓦斯,倒是明确预言了21世纪的能源是太阳能。
他这场演说引起了一些骚动,但贝特洛那一代极少有人像他这样,把科学的进展和社会的转变连在一起想。
那时候绝大多数科学家根本不考虑今天我们所谓的科技这回事,他们认为那是工程师的事。
在他们看来,科学研究的目标只有一个:推进知识的领域。
这种态度衍伸到极致,便成为一种美学,而且贵族气息浓厚。
法国科学界直至20世纪仍持此态度,流风且及于英国。
史诺(C.P.Snow)曾描述:(英国)剑桥的年轻研究员,很自豪于他们所做的科学研究完全没有实际用途。
好像他们愈是确定研究不实用,愈是感到高人一等。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毒气成为武器,政府动员科学家为国效力,这态度才改变。
在那以前,医学研究是惟一既重理论又重实际的科学。
可是就连这领域,巴斯德也定下了一条金律:鼓励不实用的科学研究,因为理论方面的进步往往来自此种研究,结果是实用价值自在其中。
玛丽衷心相信不为实质利益而做的研究价值。
在她的内心世界里,非关名利总是一项不能舍弃的要求。
她的爱国心也许有时会被事业心遮盖,但仍很强烈。
因此在7月底,玛丽回去波兰,留下皮耶·居里在巴黎。
像许多内省型的人一样,皮耶发现用纸笔表达感情要比用言词容易得多。
他和玛丽信件往来,谈话方式与面谈迥然不同。
玛丽在后来献给皮耶的刻板无趣的书中,提到两人之间开始形成的情感———她从不写下爱这个字。
她只说:1894年夏天,皮耶·居里给我写了些信,我很欢喜。
这些沉稳内敛的信透露了很多皮耶自己,也让我们得以窥见玛丽的一些面貌,还顺便带出了时代背景。
若是当时已有国际长途电话,皮耶也许不写信,今天我们便无从了解他了。
玛丽先写信给他,他立即回信:1894年8月10日再没有比接到你的信更让我高兴的了。
原先担心会有两个月没你的消息,我因此极端怏怏不乐———我的意思是说很高兴收到你的信。
希望你尽量呼吸新鲜空气,十月份回到我们身边。
我这方面,大概不会出门旅行,我会留在国内,整天坐在窗前,或徘徊于花园中。
我们说好了至少要做很好的朋友的,对不对?希望你没有改变心意!口头的承诺没有约束力量,这类事有时非你我所能控制。
我不敢相信能够终生与你靠近,一起做梦,做你的爱国之梦、我们的博爱之梦和科学之梦,但是,那一定是很美的事。
在这些梦想当中,我相信只有最后一项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我们无权无势,没法改变社会现况,而且纵然有权,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若是随意做去,则完全没法确定是否反而弊多于利,因为可能反而减缓了原本自然会有的发展。
而在科学方面,我们的确可以做点事———这块土地比较坚实,每一项新发现,不管多么微不足道,都确实是我们的贡献。
每件事都彼此相关……我们固然要做好朋友,可是你如果离开法国达一年之久,这份友谊可就真的是柏拉图式的了———两个人长久不见面,怎么做朋友?你是不是还是留在我身边比较好呢?我知道这样问你会生气,我再不跟你谈这件事了。
况且我深觉自己配不上你,在每一方面都是……我曾想请你在赴福雷堡(Freiburg)游玩之时,让我碰巧遇见你。
但是你只打算在那儿待一天,不是吗?那一天你当然是要与我们的朋友考瓦斯基一家相聚的口罗。
你忠诚的 P·居里你若肯回信,保证你会在10月间回来,我会非常高兴。
信件请直接寄到索镇萨布隆路13号,皮耶·居里收,我会比较快收到。
四天之后:现在太迟了,我后悔没去……。
你相信宿命吗?还记得四旬节那天,我忽然在人群中找不到你的踪影?我觉得我们的友谊可能会突然中断,完全不是出于我们任何一人的意愿。
我并非宿命论者,只是我们的个性很可能导致这样的结局。
我不知道如何在适当时机采取行动。
不过,这样也许对你好,因为我实在没理由把你留在法国,远离你的祖国和家人,却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给你,换取你这样的牺牲。
你说你全然自由,我觉得这么想有点冒失。
再怎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感情的奴隶,受我们所爱之人的偏见左右,同时因为要谋生,不免变成机器上的一枚齿轮,诸如此类。
最痛苦的是对社会的一些偏见让步。
至于让步多少,要看我们自认坚强或软弱而定。
让步太少,我们会被扫荡;让步太多,我们会变得鄙贱,唾弃自己。
以我而言,十年前坚守的许多原则现在已经放弃。
十年前我认为做每一件事都得贯彻到底,决不向社会环境低头。
我穿着蓝色衬衫,与工人一般无二……最后,你也看得出来,我变成老头子了。
在9月份寄出的另一封信里,他长篇累牍地向她谈论哥哥雅各。
她的回信内容不详,但他接信之后甚感忧虑,劝她急速于十月间回到巴黎,否则我会非常苦恼。
显然玛丽再度与她在地下大学的朋友联系上了,从皮耶的回信看来,她一定是在信上情绪激动地谈到社会上普遍的不公平现象,认为默然接受这些现象未免太过自私,她有责任努力改变这状况。
皮耶答复说:如果说有人打算用自己的头颅撞击石墙,企图把石墙撞倒,你会怎么想?这意图的背后一定有些很美的感情,但这行为是愚蠢而荒谬的。
我相信有些问题需要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不是眼前可以片面解决的。
人一旦走进一条死胡同,可能自误误人。
我认为公理正义不属于这世界,惟有最强大或最方便的体制才能广泛推行。
人可以装扮整齐,出去工作,而其生活却是极度贫穷:这样的表里不一也许令人厌恶,但却必然会继续存在。
你对自私的看法令我惊讶。
我20岁上遭逢变故,一位青梅竹马的朋友惨死(这事我一直没勇气告诉你),我日思夜想,折磨自己,发誓从此要过苦行僧的生活,决心不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不再考虑我自己或整个人类的事。
自那以后,我常自问:这种对人生的断念,是否仅是想让自己遗忘?在贵国,信件是否受到检查?我很怀疑。
以后写信顶好不要引人误解。
虽然我们所谈纯属理论,但我怕会给你惹麻烦。
若你愿意,可以写信给我,寄到萨布隆路13号。
你忠实的友人他的前一封信未获回音,因此他在此信末尾附语提及,说上一封信也没什么特别的内容:我只是问你是否愿意与我合租一间公寓。
房子在莫飞塔路上,窗口看出去是花园,可以分隔成两个互不干扰的单元。
这还不算什么特别的内容?不过,从这几行附语中也可看出,他很了解玛丽极重独立自主,而轻视传统礼俗。
9月17日,他得到玛丽将会归来的保证:你终于要回巴黎来了,这让我非常快乐。
我很希望我们至少能做分不开的朋友,你同意吧?在另一段话里,他说溜了嘴:如果你是法国人,很容易找到教中学或师范学校的工作。
你喜不喜欢这种工作?她若嫁给法国人,便入了法国籍。
这次,皮耶在信尾的署名是你非常忠诚的友人,之后还有附语:我把你的照片拿给哥哥看,我没有做错吧?他说你很好看,他还说:‘她看起来很坚毅,甚至有点顽固。
’她实在是顽固之极呀!皮耶也许认为分租一间公寓这主意不错,但是玛丽有些迟疑。
她回巴黎之后,知道布洛妮亚已在城堡路租了一层公寓作为执业的诊所,里面有一间房是留给她的,她不必分担房租。
节俭成性的她,整天窝在梭尔邦的实验室里,做她的物理实验。
与皮耶的关系没有进展。
于是那老父口中温驯的骡子告诉她,如果她不嫁给他是因为波兰的缘故,他愿意跟她去波兰。
他又向布洛妮亚发动攻势,请求她在妹妹面前代为说项。
他并且劝说玛丽去会见他的双亲。
自称为可怜的外国人的她,早年虽在凯希米·佐洛斯基的父母面前饱受心灵创伤,倒没有拒绝再试一次。
皮耶固然已经是36岁的单身汉,却对父母依恋甚深。
他曾经对她说:他们很了不起。
一旦相见,他们立刻就喜欢了儿子深爱着的这个外国女子。
法国的民族性中,有其温和可亲的一面,居里一家多少代表了这一层面,让玛丽很感愉快。
当然,后来她也发觉了法国的另一面,不那么温和可亲的面貌。
居里医生曾参与1848年的暴动,下巴上受过枪伤,至今弹痕宛然。
1870年左右,巴黎实行公社制度期间,他担任救护车驾驶,带着两个年少的儿子,到处寻觅受伤的人。
他也许更喜欢做研究,但为了生活不得不放弃。
这些年来他在索镇执业,与老妻住在四周绿意盎然的舒适房屋内,过着单纯的生活。
家里是典型中产阶级的布置,藏书甚多,瓶插的玫瑰是自家花园里剪下的,每逢周日,邻居会来访,一起打球或下棋,享受老妻的烹调手艺,闲话家常。
老医生是个热心的共和主义者,极力想吸引皮耶对政治发生兴趣,却只让皮耶更退缩到他的白日梦里去:我不知如何让自己生气。
皮耶说。
这年轻、聪慧的波兰女子和这位法国老共和主义者相谈甚欢,相互欣赏。
此次会面对玛丽的一生有重大影响。
皮耶以有关磁性研究的博士论文进行答辩。
①接受博士论文口试那天,玛丽与老医生都到场旁听。
亲闻皮耶舌战主持口试的三大教授———包提、李普曼和奥特费耶(Hautefeuille),玛丽深受震撼。
她后来写道:那天,在梭尔邦大学的小讲堂内,回荡着一些非常高远的思想,令我咀嚼回味不已。
可惜高远的思想得不到充裕的物质报酬。
36岁的皮耶在物理学校教书,每年仅得3600法郎。
根据当时公布的数字,巴黎家庭年收入分类如下:物理学家奥特费耶贫穷(77%)1070法郎小康(16.2%)5340法郎富裕(5.3%)15500法郎巨富(0.1%)385000法郎所以年薪3600法郎(换算成1968年的币值,约为4600美元)的皮耶,能提供给玛丽的物质条件实在并不丰厚。
另外有些公司向他购买他所发明的仪器的使用权,但那一点钱连给他买必要的设备都不够。
因此在1895年1月,他接受了一家光学公司的顾问职位,每个月可得100法郎的顾问费。
但物质方面的贫乏,绝不是玛丽迟迟不作决定的原因。
皮耶遭逢的惟一情敌,乃是波兰。
直到学年结束时,玛丽才下定决心。
当你接到这封信时,玛丽写信给一位华沙的女友,你的朋友玛丽已经冠上夫姓了。
我要嫁给去年在华沙向你谈起的那人。
定居巴黎于我是一种痛苦,但我能怎么办呢?命运让我们深深相系,不能分离。
居里夫妇在他们的结婚典礼上—1895年于是在1895年7月,玛丽开始私下向布洛妮亚讨教一门新的学问:烤鸡怎么做?薯条怎么炸?如何喂饱丈夫?她还自己设计结婚礼服,要庄严又实用,婚礼过后我还可以穿着上实验室工作。
斯克洛道斯卡先生和海拉都从华沙赶来参加婚礼———也许实在称不上婚礼,只是在索镇镇公所简单的公证结婚。
既没有交换戒指,也没有宗教祝福。
皮耶的母亲一定订购了一条羊腿之类的来庆祝儿子成婚,她一定也妥善招待了这来自波兰的亲家,但是文献没有记载。
我们只知道有个堂弟很聪明,送了一张支票作为结婚礼物,其结果是新婚夫妇用这笔钱买了两辆脚踏车,一对新人就骑着车出发度蜜月去也。
在一场没有任何宗教祝福,甚至没有交换戒指的婚礼之后,皮耶与玛丽骑着自行车去度蜜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