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在美国四处募捐之时,法国银行世家出身的艾德蒙·罗思蔡尔也开始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他拨出1000万法郎,奖励年轻的科学研究人员。
后来郎之万的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学生,就靠此奖金进入居里实验室,开展他的研究生涯。
他的名字叫朱立欧。
老慈善家想亲眼用显微镜看看所谓的布朗运动,皮兰便带他去看。
这时的皮兰红发已经转白,但他的热情有劲一如往昔。
他领着罗思蔡尔一步一步登上位于梭尔邦顶楼的实验室,老慈善家不禁感慨:科学在法国的处境显然很差。
他于是决定捐出5000万法郎,成立一所物理及化学生物研究所,由皮兰、迈耶和乌尔班(Georges Urbain)分任所长。
波莱尔则在洛克斐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庞加莱数学及数学物理研究所,波莱尔自任所长。
波莱尔和郎之万一样,常被友朋认为杂务太多;但他更进一步,竟然当选国民议会议员。
他说他再也不要听人讨论高等数学,战后更远赴中国旅行。
他是1924年当选议员的,当选后,当然特别关注科学。
他在国会发言指出,若无科学研究,哪来现代工业?那时潘勒韦已是众议院议长,赫里欧则任参议院议长,布鲁姆是社会党党魁。
这几位当年师范学校的老同学,联手让国会通过征收工业税用以资助科学专业训练的法案。
次年,波莱尔当了海军部长,这时候,郎之万正卷入科学史上一次严重的争执。
从1909年起,他便在法兰西学院开相对论课程,并曾邀请爱因斯坦来演讲这个题目,但爱因斯坦因战争爆发而未成行。
战后郎之万重提邀请。
此时广义相对论似乎已获证实,但大部分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仍然顽固抗拒如郎之万所说的开启一扇通往永恒的新窗。
1921年爱因斯坦获诺贝尔奖时,评审委员提都没提相对论一词。
为了促使法国科学界认识爱因斯坦的新理论,郎之万径自邀请爱因斯坦来巴黎作一系列演讲。
这是1922年,莱因河两岸的民族主义意识高涨。
德国科学家迟至1927年,索尔未会议第三次召开时,才应邀参加此会。
爱因斯坦虽曾于1923年接到邀请,但因比利时方面不准其他德国人参加,他也就拒绝出席。
18岁起便归化为瑞士公民的爱因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除科学外并未积级参与其他活动。
1914年,93位德国知识分子(包括蒲朗克在内)曾联署发表一份致文明世界书,为德军侵犯比利时领土辩白,说德国如此做不过是要维护德国文化。
尼柯莱教授则起草了一份相对声明,呼吁各交战国的大学教授通力合作,保卫欧洲前途,还提议成立欧洲联盟。
此声明由三人签署,爱因斯坦是其中之一。
他和英国的罗素、法国的玛丽·居里等,都很惊讶于那么多素来笃信心灵最高价值的知识分子,竟然在转瞬间变成嗜血的人。
爱因斯坦接到郎之万的邀请时,德国外交部长拉特瑙(Walter Rathenau)认为他该去,虽然如此一来他必定成为德国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目标。
他也成为法国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目标。
他们激烈抗议一个德国犹太人来巴黎,宣称要阻止他演讲。
所以他第一次露面,在法兰西学院演讲,还劳动警方出动保护。
便衣警察混杂在听众之间,听众当然包括玛丽、皮兰、波莱尔和潘勒韦等。
爱因斯坦也向法国科学界作了几次学术演讲,并且在波莱尔家中会见了一些法国政界人物。
离法返德之时,他觉得此行有助于国际间的和解。
但他返回柏林后,即得知民族主义者打算暗杀他,于是闭门不出。
拉特瑙随之在6月间遭暗杀身亡。
几个月后,爱因斯坦回请郎之万到柏林。
两人参加了一项声援民主与和平的集会,但因担心民族主义者暗算,柏林市长不许他们发言。
爱因斯坦一生不热衷政治,郎之万却因提倡现代物理学之故,涉入政治愈来愈深。
这也许与他两度落选科学院院士不无关系。
他是和平主义者,曾力促各国共同维护和平。
外表看来仍像一位骑兵队长,素来想当演员的他,现在经常在各种场合演讲,很受欢迎。
1927年,郎之万主持巴黎第一届反法西斯大会,8000人到场参加。
玛丽显然没有去。
她坚持不参与政治自有其理由: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什么?郎之万说是人民的力量,玛丽却认为是科学的力量,而科学家要找出的正是这力量。
我们训练出愈多具有科学头脑的人,愈多人献身科学研究,便愈有助于社会进步。
她对革命不存浪漫的幻想———这幻想早在她20岁时便破灭了。
她应西班牙政府之邀前去访问时,曾写信给伊雷娜说:此地的人民热爱他们新建的共和国,看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真令人感动。
我衷心盼望他们将来不要太失望。
伊雷娜后来写道:母亲没有活着看到法西斯主义者蹂躏西班牙,否则她一定会说法西斯主义者是罪人。
但她会不会认为西班牙政府太宽待他们?我不知道。
她一向反对为一时权宜,而违反重要原则。
巍然不受任何人影响的她,却相信是对的就该做,任何理由都不能改变。
她一生只签署了两份请愿书,第一份是我们谈过的英国妇女参政权请愿书,另一份是1927年的萨柯—万泽蒂案请愿书(Sacco and Vanzetti)。
(注:萨柯和万泽蒂是移民美国的意大利人,1921年被控杀害一位出纳员,虽无证据,仍被判处死刑。
当时正值美国恐共时期,社会党指责陪审团是由于两人信奉无政府主义而将他们定罪。
此案缠讼六年,引起全世界注意。
法国知识界介入此事,所争论者并非二人有罪与否,而是在此情况下应否判处死刑。
1927年,两人终遭处死,美国民众为之震撼,有些自由派人士由此转而同情苏联,保守派人士则认为是既有秩序的一大胜利。
)她是心志极其坚定而又独立自主的女性。
她不肯支持郎之万的政治立场,却支持了皮兰,原因是皮兰为科学向这位老朋友求助。
皮兰说过:生命短暂,一个人不可能打所有的战争。
他选择了打研究之战,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他已爬到大学里的最高职位,又于192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而是为了下一代,也为了祖国。
有两件事让他忧虑。
第一,法国迄未接受现代物理学的洗礼,在欧洲科学界的地位落居第三甚至第四。
第二,皮兰认为法国有四分之三的科学人才凭空流失;年轻人不愿走学术研究这条路,因为收入太微薄。
皮兰在梭尔邦和政府方面都得不到声援,转而游说玛丽帮他的忙。
玛丽这时形象愈来愈鲜明,在外表与精神上都像一个苦行僧。
在她的协助下,皮兰终于争取到成立极其著名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他们对科学的信念,无疑是有其过分理想的一面。
但是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稍减人类的痛苦,至少在那时还没有人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