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那个乡间小洞,玛丽呼吸顺畅多了。
但是这时的她已无大志,一心只想与父亲住在一起,找个寄宿学校的教师职位。
她的父亲已自教职退休,另谋了一个不太愉快而待遇不错的工作:华沙附近一所监狱的典狱长。
现在他可以资助布洛妮亚,玛丽则可以开始为自己存钱了。
她的新工作也不错。
她再度受聘为家庭教师,期限一年,主人是一个年轻阔太太,既迷人又高雅。
她的服装都购自巴黎,身边围绕着眩惑于她的美的艺术家,华沙社会名流往来不息。
这美妇人却为玛丽着迷,认为她可爱又出众,把她介绍给各界名流。
这对玛丽是人生中一段可喜的间奏,在此期间,她有机会向自己证明奢华于她如浮云:她看不出奢华有何必要,自己的物质欲望不高,对那些名贵的东西也欠缺品味。
在这一年(1890年)3月,布洛妮亚写信来,宣布她与一个也叫凯希米的学生订了婚。
信上说:明年你就可以来巴黎,与我们同住,食宿就不用愁了。
不过,你还是需要筹个几百卢布,缴梭尔邦大学的入学费。
……我敢担保你会在两年内拿到学位。
你仔细考虑一下,存点钱,放在安全的地方,可别借给别人。
也许立刻兑成法郎比较好,因为现在汇率低,以后可能会调高。
布洛妮亚真是细密周到。
玛丽的答复古怪得很。
她似乎认为自己前途已毁,显得抑郁、彷徨又绝望。
她回信道:我是个愚人,终此一生也都会是个愚人。
或者说,我素来运气不佳,以后也一样。
巴黎曾是我梦寐以求的救赎之地,可是长久以来,我已经断了这样的念头。
现在机会忽然出现,我不知如何是好。
她长篇累牍地叙述家中状况,要借钱帮约瑟夫开业,要给海拉怎样的支援:我的心情黯淡悲伤,我知道不该谈这些,大扫你的兴头。
你是我们当中惟一可称幸运的人,请原谅我,请你了解,这么多伤我心的事,很难让这封信有个愉快的结尾了。
我们知道玛丽很容易沮丧,但是什么事伤了她的心?现在无由确知凯希米·佐洛斯基在这段期间与她的关系,不过他们确实重逢了。
玛丽的父亲写信给布洛妮亚:若是你们俩都嫁给名叫凯希米的人该多新鲜哪!看到玛丽日益消沉,斯克洛道斯卡先生忧虑起来,怕玛丽又会为那些人跌入悲伤的谷底。
虽然时过四载,凯希米的感情并没有变,反而好像愈挫愈勇。
在玛丽眼中,他也仍然深具魅力。
只是他不知道,现在他有了情敌,而这情敌竟然是一间实验室!玛丽一个叫约瑟夫·波古斯基的表兄,成立了一间工业农业博物馆。
博物馆是幌子,其实就是一所秘密教学中心,地下大学的教师们在这里向波兰的年轻人讲授科学。
波古斯基曾在圣彼得堡担任著名化学家门德列夫(Mendeleev)的助手,他的另一位老师又曾与发明光谱分析的德国化学家本生(Robert Willhelm Bunsen)做研究。
这些人的大名在波兰年轻人听来都是如雷贯耳,更让他们兴奋的是博物馆里还有一间小实验室,他们在里面学做初级实验。
玛丽在僻居乡下期间,曾写信告诉哥哥:信不信?我从书本上学化学!在实验室里,她发现了书本永远没法传授的:重做一个实验的感觉———不管成功或失败。
我没多少时间可做实验,她后来写道,通常我只能在晚饭后或周日去,独自一人……有时候实验结果出人意料。
不过,整个说来,在这些最早的尝试里,我的确尝到了实验研究的滋味。
我知道科学研究的进展是快不得,也容易不了的。
自从布洛妮亚来信邀她赴巴黎,匆匆又是18个月。
1891年夏末,凯希米与玛丽共赴一间山中农舍,度了两天假。
大约他此时再次恳求父母同意他们的婚事,玛丽也要求他如此,可是心中明白答复必然是否定的。
她于是决定与他分手。
当她宣布我走了时,无疑是有一种洗脱羞辱的悲惨快感吧。
高傲不逊,斯克洛道斯卡先生后来如是形容女儿对待凯希米的态度。
她装得若无其事,其实心旌震动。
她立即写信给布洛妮亚:现在,请你给我最后的答复:你的家是否真的可以容纳我,因为现在我可以来了。
如果你还养得起我,不至于让自己太苦,写信告诉我。
我会非常高兴,因为如此一来,我又可以在精神上独立自主了。
今年夏天的残酷考验足以影响我的余生。
由此看来,那个性格软弱但富有魅力的凯希米在玛丽的一生中是有其分量的。
另外一位凯希米,布洛妮亚的丈夫,可有趣多了。
他那时35岁,有个性、富幽默感,长得也很英俊。
他出身波兰的一个富裕人家,但是法国内政部档案中有一些关于他的资料,据此,法国将永不接受他归化入籍。
原来他早年在圣彼得堡念书时,有参与谋刺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嫌。
他不得不逃离波兰,先是在日内瓦寻求庇护,在那里办了一份革命报纸;以后来到巴黎,得到政治学学位之后,又开始习医。
简言之,凯希米·德鲁斯基的一切都让斯克洛道斯卡家的这位年轻姑娘喜欢。
便是在巴黎的波兰移民圈里,他也是极受欢迎的。
惟一的问题是他不能重返俄国统治下的波兰。
因此,他和布洛妮亚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双双留在巴黎执业。
他们最早的病人是住所附近的屠夫。
布洛妮亚已经生了两个孩子。
她一接到玛丽的恳求信(你可以随便把我放在那儿,我一定不给你招惹麻烦、不扰乱你、不挡你的路……我求你答复我,但是要坦白!)立即要她快来!玛丽当然本来就知道她一定会这么说的,只是她不免有些罪恶感。
能念梭尔邦大学是极令她快乐的事,美中不足的是担心住在姊姊家,于人不便。
布洛妮亚那时又怀了身孕。
往来华沙与巴黎之间,要坐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斯家姊妹却全不以为意。
若不是火车票贵,她们一定会经常往返其间的。
这在当时上流社会的人看来,原不足为奇。
上流社会的人有国际视野,而当时欧洲各国间的疆界比现在开放得多。
可是玛丽却像要搬家似的准备她的远行。
她遵照布洛妮亚的劝告,先托货运慢车运去铺盖、床单、毛巾等物,又用一只大木箱装满两三年内可能用上的各种东西,在巴黎是什么也不用买了,就连茶叶也不必———两姊妹喝茶可喝得凶。
玛丽存下以及父亲能给的每一块卢布,都得用在刀口上。
她坐在随身携带的小折叠椅上横越德国,因为四等舱是没有座位的。
那年代的年轻人皆如此。
谈到用钱的精打细算,也是当时的常规。
出手阔绰只是为了面子,而斯家人素来不重面子。
生活中总有些东西是必需的,而玛丽有时候连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没有。
好在1891年秋,这24岁的波兰女子抵达巴黎时,法国法郎的币值相当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