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认识的所有男子,包括德比纳、郎之万、侄儿莫里斯、实验室里的男性助手以及很多男学生都入了伍。
艾培太老,不能打仗,便担任了后援组织的会长。
他的女儿玛格丽特·波莱尔也加入了这组织,并且邀玛丽参加。
玛丽回答:要采取行动,要采取行动。
她不久便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巴黎只有极少数医院经常使用伦琴射线或X射线。
军医院缺乏设备,只有一辆放射线车。
野战医院更连合格的医护人员也没有。
玛丽利用她的名声、权力和关系,8月12日便组成了一支特别小组,征调一批车辆,配置人员与设备,只要战场上有伤兵,立刻便可以作X光检查。
负荷已经过重的战争部同意支持她的计划,但她得自己去募集车辆、设备和操作人员。
所有可用的车辆都已经被征用了。
玛丽当然不会像法国人那样迷恋俄国。
俄皇尼古拉二世宣称他打败奥国后,要照他的意思改造波兰,法国人听了迷惘不知所措,玛丽也在想:不知道哥哥和姊夫的态度如何?布洛妮亚没有信来。
他们会帮着俄国人打侵略波兰的奥国,还是帮着奥国打压迫波兰的俄国?玛丽自己则从没搞混谁是头号敌人,谁是次要敌人。
《时代报》要求她发表有关波兰问题的意见时,她清清楚楚说明了她的态度。
伊雷娜从布列塔尼写信来,要求回巴黎。
不只因为她想出点力,也因为乡间的人开始对居里姊妹侧目而视:他们对厨子和管家说的是哪国话?后者更关紧要(伊雷娜写道),因为你自己已经被视为外国人,我们家又没有人参军……他们说我是德国奸细。
我并不很害怕,只是很沮丧。
我深以做个法国人为荣,爱法国超过一切,别人却当我是外国人。
每想到这里我就不禁哭泣。
此时我宁愿与夏芙单独在此,而不要华嘉和约莎(波兰女仆及家庭教师)陪伴。
皮耶·居里地下有知,会欣赏玛丽的答复:听说你们因国籍而产生困扰,令我难过。
不要太在意这些事,只要尽力向周围的人解释就好。
还要记住,你们不仅要耐心忍受这小小的不快,还有责任保护身为外国人的约莎和华嘉。
就算她们是德国人,你也要尽到保护的责任,因为她们仍然有权住在布列塔尼。
亲爱的,想办法充分体会你的责任,你身为法国女子,对自己和对别人的责任。
接下来,她给女儿一些实用的建议,然后说:让费南多做些物理习题。
既然你们二人现在不能为法国效力,便应为将来做准备。
战后会有很多人不幸失踪,需要别人递补。
你们俩都应该勤习物理和数学。
至于她自己,则周旋在所有相识的名媛贵妇之间。
她们爱不爱国?这是证明的好时机,方法是捐赠一辆汽车。
战后我会还给你。
她满怀信心地告诉她们。
有几位女士答应捐车,没捐车的则捐钱以代。
就在她募得几辆车以后,一架德国飞机在巴黎丢下三枚炸弹,还有一幅宣传标语,上书:德国兵临巴黎城下,除投降外你们别无选择。
9月2日,法国总统率文武百官撤往波尔多,能跟着跑的都追随而去。
玛丽也夹杂在人潮中,搭上一列喘息爬行的火车。
她自己形容,身旁全是不能或不愿面临德军占领危机的人。
他们携带着金银珠宝,玛丽也拿着一个她几乎提不动的箱子,其重如铅———事实上,那正是铅:45磅重的铅盒,内盛一克镭,是法国仅有的一克,玛丽的镭。
火车开了一整天,在车上,她很怕别人认出她来,以为她也加入了这场大逃亡。
可是当火车半夜抵达波尔多,她独自站在月台上,身边是一只提不动的箱子时,她生平第一次很高兴地听到别人喊出她的名字:是居里夫人!这陌生人帮她提东西,又为她在一户民家安排住处。
第二天,她在银行租了保险箱,存放好她的宝贝,便启程北返了。
这次她坐的是一列军用火车,穿着羊驼呢大衣,显得很尊贵。
同车一位士兵给她一份三明治,她很开心地吃了。
显然,这段旅程的同伴比来时那群人合她的意多了。
火车上警讯频传,德军攻占贡比涅了。
9月12日是伊雷娜的生日,玛丽写了短笺亲吻我可爱的十七岁甜心。
14日,她又写信说:入侵部队开始撤退,不久你们就可顺利回巴黎了。
20日,她写道:我准许你们自行返家。
带得动行李的话,就带那只有皮盖子的衣篮。
在这里没时间洗熨衣服,所以带那只比较好。
可是伊雷娜刚好脚受伤,不能走路,亨丽埃·皮兰照顾她。
她回信:我在学立体解析几何,因为我完全不懂微分方程式。
终于能返回巴黎之后,玛丽立刻分派她工作。
展示中的小居里放射车。
1917年到1918年一年间,二十辆小居里总共完成了一百一十万次的X光照相玛丽先得到捐赠车辆的女士们同意,便要求机械师把这些轿车改装成小货车。
接着她走访X光仪器及发电机制造商,请他们提供所需的设备。
1914年11月1日,第一辆放射线车开往前线,车身灰色,侧面有红十字。
这时单单法国方面已有31万人阵亡,30万人负伤———他们是穿着红色军裤上战场的。
车上有玛丽、伊雷娜和军医、助手及驾驶。
第一站是瓦兹省的克雷伊军医院。
玛丽设计的作业方式简单但是有效:每辆车配备一具发电机、一个携带式X光机、照像设备、电线、帘布、荧幕和防护手套。
X光机放在房间里,窗户用帘幕密封,电线连接车上的发电机,由驾驶员操作。
这里面有技术问题。
照X光的是痛苦的伤患,很多人伤势颇重。
任何人只要看一眼我在那几年里经常目睹的场面,便会痛恨战争。
玛丽后来写道,已成年、未成年的男子,纷纷被抬到火线后面的野战医院,医院里全是血迹。
对于才17岁,原本一直生活在温室里的伊雷娜,这惊吓够大,但她没有动摇。
身为居里家的人,她知道她的职责;何况,只要能满足母亲的期望,她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她不能忘怀有一次母亲给她一个物理习题,她心不在焉地答错了,母亲抓起她的笔记本,扔向窗外。
母亲对我的信心一如对她自己。
伊雷娜后来叙述她在18岁的年纪,单身远赴亚眠的军医院,装设X光机的情景。
她又负责教导一位根本反对几何学基本概念的比利时军医如何固定投射器———这工作可不容易。
1914年11月1日,记录显示伊雷娜搭乘的那辆放射线车共做了30次检验。
她是由此开始学习的。
玛丽训练工作人员,先从简单的病例做起。
她和伊雷娜共同检查的第一个伤患,是前臂被子弹射中。
她们把他放在X光机前面的固定位置。
玛丽调整仪器,让荧幕上清楚投射出伤处的影像,拍下照片,立刻交由助手冲洗出来。
她们遇到很多头部受伤的病例。
1911年,战争部曾提案给士兵戴头盔,议会反对,理由是那样看起来太像德军。
到1915年,士兵才戴上头盔。
战争初起之际,外科医生使用放射线的经验还很缺乏,有些医生,尤其是年纪大的,对这种检验新法全无信心,居里夫人凭她的权威全力说服他们。
而后来,他们又往往连照像都不照,光凭放射线荧光幕判断。
玛丽驾驶她的灰色雷诺车巡行前线,每到一处,她总考虑能否设立永久的放射线检查站,必要时她亲自送设备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