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玛丽一无所觉。
忽然她移动座椅,四周的障碍物哗啦啦倒下,女孩子们开心地大笑。
玛丽站起来,揉搓撞伤的肩膀,然后捡起书本,丢下一句:蠢事,神态俨然地走出去。
少女时代的玛丽便不喜欢别人恶作剧,损及她的尊严。
长大后仍然如此。
她放不开,全无幽默感,任何事情都严肃看待,尤其是对待自己。
这样的天性也许不太讨人喜欢,却常常是支撑她的力量。
布洛妮亚高中时代,由于成绩优异,曾获颁金质奖章。
玛丽若没得此奖章宁非怪事?不错,她十五岁就得了。
年轻时的玛丽只是在成功的压力下,她崩溃了。
神经问题,医生含糊其词。
后来她又多次崩溃,显示出她有一部分的人格是脆弱的。
难道是斯家做父亲的督促儿女太严了?这位父亲以儿女为荣,男孩女孩一视同仁,一力丰富他们的心灵,增广他们各方面的知识,激励他们的求知欲。
实情显然也非如此。
约瑟夫、布洛妮亚和海拉成绩都不差,玛丽更不需要别人督促,相反的,她还需要别人往后拉呢。
她第一次精神崩溃之后,父亲便警觉到这一点,送她到乡下一位叔叔那儿去住。
她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随后母亲的一位昔日学生又邀她和海拉去共度夏季。
才到那儿不久,玛丽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成天无所事事。
没读什么严肃的书,只看些疗伤止痛的浅俗小说。
我已经感觉迟钝,有时候自己好笑,颇满意于这全然愚昧的状态!对这事事放在心上,感情相当脆弱的小女孩,生命的前十余年真是充满灾难。
大姐苏菲亚十四岁上死于斑疹伤寒,母亲死于肺结核。
母亲的病是在玛丽刚出生时便发现了,因此大人从来不让玛丽亲吻母亲,也没有告诉她为什么———当时的人理所当然地不认为需要向孩子解释,而斯克洛道斯卡一家在某些方面实在是相当守旧的。
玛丽的母亲信仰虔诚,她的早逝动摇了玛丽对宗教的信念。
她后来称幼年纯洁的宗教信仰为失落的幸福,先是感觉遭到背弃,以后则对宗教漠不关心了。
玛丽的父亲伍拉迪斯劳·斯克洛道斯卡的教职有了变动,升任高级中学的助理督学,仍然担任物理和数学课程。
斯家迁出福瑞塔街,搬到中学分配给他的公寓。
他任职谨慎认真,可是在1873年,有一天他度假回来,发现办公桌上躺着一张通知:他被开除了。
学校的俄籍校长认为他不够热诚,不足以担负助理督学之职。
现在,他怎么养活一家大小呢?他决定效法许多中产阶级家庭在家境转坏时的做法:招收住宿学生。
首先迁居到另一间公寓,带同他们的假皮长椅、古董扶手椅、孔雀石钟、法国塞佛尔陶杯、提逊(Titian)风格的画,以及大伙儿一块做功课的大书桌。
他们腾出空间,收留了先是两个,然后三个、五个、十个学生。
他们在这里吃、住、补习。
这不幸的人在沮丧、过劳之下,做了他一生从未做过的有欠思考之事:他把所有的积蓄交给姻兄,代他投入当时看来机会很好的投机生意,结果这三万卢布泡了汤,他愧恨不已。
不过,斯家倒也没有生活在愁云惨雾中。
这家人热爱生命,也彼此相爱。
他们像是一个忠诚相守的小部落,钱财虽属必要,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却无地位。
孩子们只知道有几种财富值得欣羡:文化、知识、学问,而在他们心目中,父亲正拥有这些财富。
确实,这位谦和谨慎的波兰教师不仅密切注意他的专长———物理学的最新发展,还拥有当时一般知识阶层的广泛兴趣。
那年代,尤其是在东欧,很多知识分子都能说四种语言,懂得希腊文和拉丁文、熟读诗篇,有的还能赋诗。
在那样的年代,人愈是远离文明火炬,愈是遗世独立,愈渴望攫住那文化之火,靠近它取暖。
每个星期六的晚上,一家人都会围坐在茶炉旁,听父亲大声朗读英国、法国、德国或波兰的文学作品,父亲随后并且就这些作品发表评论,有时候当然不免有点儿装模作样,因为有四双澄澈的眼睛专注地看着他,痴迷地听着他。
母亲已逝,家境萧条,桌布或许已经破旧,餐桌或许已经磨损,衣服不再浆挺,食物时有不足,但这家人在精神上却是丰富的。
在离家一年多的那段期间,玛丽时常写信。
从信件看来,她的精神已经恢复了。
这位个性严肃的青春少女正在寻找生活的乐趣。
我不能相信世上还有几何学和代数学这种东西……我已经忘光了。
啊!此地的生活真是愉快!很热闹,又有一种你无法想像的自由、平等和独立。
上周六我尝到了嘉年华会的欢乐滋味,我恐怕再也不会有这么快活的时光了。
这场盛会从头至尾气氛热烈。
我的男伴是克拉高人(Cracow),很帅、很高雅。
早上八点,我们就在大天光下跳了一支马滋卡舞(Mazurka,彼兰的轻快舞曲)……我跳个不停,在跳华尔滋的时候,好几支舞都是早有男伴预定了的。
生活美妙极了。
我在学划船,已经有进步了。
至于游泳,我更拿手。
以她和姊姊为首,这群快乐的少年男女简直要给大宅的主人宠坏了。
骑马、赶集、跳舞、吃喝,时光如飞而逝。
我们变换所有想得出的花样,有时候昼伏夜出,有时候行径疯狂到应该给关禁闭的地步。
有一次跳了一夜的舞,黎明时分回去时,脚上那双古铜色的舞鞋已经穿破,该丢了。
我只能说,终此一生,大概再也不会这样快活了。
生命中愉快的插曲结束,玛丽16岁了。
斯家的孩子不能再称作孩子了。
约瑟夫高大健壮,在医学院念书;布洛妮亚接管家务,烹调缝补无所不能。
可是大学不招收女生,使她气愤难平。
家里的美人儿海拉在学唱歌,玛丽则给人补习。
拥有学位的年轻女性,教授算术、几何和法文,学费低廉。
广告词上这么写。
但她的目光仍专注在学术的殿堂。
一天,她在书上读到这样的句子:克劳德·伯纳穿越梭尔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y,原巴黎大学神学院,后为该大学理学院及文学院)的中庭……在她心目中,梭尔邦大学正是通往学术殿堂的大门。
她怎样才能进这道大门呢?华沙尽多年轻男女,靠着当家教,想存点钱出国念书的。
斯克洛道斯卡先生烦恼不已:若不是他做了那笔倒楣的投机生意……眼看着,靠他那微薄的公务员退休索尔邦大学的前身,巴黎大学索尔邦学院金,是连孩子们的温饱都维持不了了。
而这些孩子,他曾经梦想着目睹他们在科学的天空里展翅高飞的呀。
玛丽现在很健康,也比以前漂亮:皮肤细嫩,金发飞扬。
她后来愈变愈美,但自己从没多注意外表,倒不是出于谦抑,而是因为心高气傲。
在大多数女孩都爱站在镜子前做白日梦、试结各色发带的年龄,玛丽却请韩莉表姊帮忙,把一头卷发剪短了。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想弃绝她的女性特色,因为不论从她的私人日记或友人通信,或是她的整个人生方向中,都看不出她有这样的倾向。
她这么做,是表示她对细琐小事的不屑一顾———这两种心态是有区别的。
不过,她确实是想弃绝天性中动物性的一面,诸如饥饿、寒冷、瞌睡和经常感冒。
据她父亲说,常感冒是因为她从不俯允随天候变化加减衣裳。
这些生理弱点是她仅有的软弱迹象,正如当她极力控制脾气的时候,不免泄露出的一丝火爆。
斯家的女儿正如那时代有教养的年轻人,能说五种语言,会刺绣、会弹一点钢琴,绘画、溜冰、游泳、跳舞皆所擅长。
她们又有节俭的美德,小时候看过母亲亲手纳鞋底。
她们所烦恼的不是衣服的颜色和式样(就那样就很好看了。
玛丽写道),而是找不到脱离困境的出路。
结婚?她们没作此打算。
倒不是存心避免,而是不曾以此为目标,甚至认为可能妨碍她们对教育的渴求。
在她们心目中,教育与妇女解放密不可分,而妇女解放,在她们看来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
玛丽那一代叛逆女性相信,只要给她们机会,她们会证明自己在智力上较诸男性毫不逊色。
但是她们要受高等教育才能证明这一点。
要怎样才能受高深教育呢?布洛妮亚刚满20岁,玛丽17岁。
她们有共同的梦想、伟大的计划,誓言要互相帮助,达成目标。
姊妹俩相亲相爱,直到玛丽去世仍如此。
布洛妮亚热情洋溢、温暖关怀、无微不至,对这位小妹妹极其友爱。
玛丽则含蓄内敛、顽固强硬,从不对人诉说衷曲。
惟有在布洛妮亚面前,她敞开心怀,无所不谈。
若有人能见到玛丽沮丧、流泪、求助的时刻,那一定是布洛妮亚。
她总是保护、安抚玛丽内心深处那一份柔弱,而玛丽也很笃定,只要有布洛妮亚在,她永远可以投向她的怀抱。
这份总可以倚靠布洛妮亚的信心,可能也促成玛丽后来对待其他女性的态度。
女性,在她的一生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
显然她觉得遇到任何事情,总是可以在女性而非男性友伴的身上寻得支援的力量。
不过,在这个时刻她没有哭,倒忙得很。
一个名叫皮亚西嘉的小学教师,介绍她加入地下大学。
这是一个心怀大志的小团体,成员多半是年轻女性,只有少数男性。
他们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又对实证主义着迷。
皮亚西嘉本人比玛丽年长许多,她的男友原是大学生,因从事颠覆活动而被学校开除。
波兰人的反抗运动绵延未绝,但是洒了这么多鲜血,这么多次的起义失败,幻想早已破灭,运动本身也失去它的浪漫意味了。
整个欧洲的感性与宗教浪潮也在消退———机器时代无情的唯物主义,本来指望借感性与宗教来弥补。
新的讯息自巴黎传出,越过法国边界,抵达与世隔绝的波兰,进入各图书馆,与年轻的心灵结合———那是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哲学道路。
英国也传来斯宾塞(Spencer)的进化论哲学,适者生存的观念,震撼了波兰。
华沙的知识分子展开热烈讨论,不再参与徒劳无功的荒诞(抗俄)计划,力图把适者生存的新科学原则应用到波兰社会来,也应用到解放波兰的斗争上去。
颠覆,不再采取武力方式,而借着知识的传播。
知识分子要教给民众的,不是如何制造、丢掷手榴弹,而是点燃他们心中的火———这正是社会进化的秘诀。
地下大学做的就是教育群众的工作。
成员互相传授知识,再将新习得的转授出去。
他们晚间在某个成员家中聚会,一些大学教授冒着入狱的危险,来此教授历史、解剖学、社会学等。
玛丽起先心存疑虑,但不久便极其热衷起来,还把布洛妮亚也带了去。
才十七岁,她已经不再相信宗教,而在实证主义中找到理性的架构和进化的信念。
从实证主义观点来看波兰的现状,也让她找到行动的方向。
她曾寄一张照片给朋友,照片中她和布洛妮亚并肩而立。
她在背面写着:致一位理想的实证主义者:两个实证的理想主义者赠。
可能对她发生影响的另一股力量是马克思主义。
她身边另一群研究马克思的朋友,认为实证主义是妥协方案,是对资产阶级的卑躬屈膝。
但是今天回顾,从玛丽一贯的立场看来,这种激进思想并没有真正为她所接受。
她在生命的晚期,曾经追忆起这段日子,在沙皇鹰犬的鼻息之下,她如何将知识的火焰带进一家成衣厂,为工人设立图书馆。
她写道:我们所做的不多,效果也有限,但我至今仍相信当年引导我们的理念,是真正能带来社会进步的惟一理念。
不先提升每个人,不可能建立更好的世界。
无怪地下大学的师生获悉俄国当局不怎么忧虑他们的秘密活动时,会感到失望了。
不过,信仰社会主义的那群学生处境却艰难得多。
他们当中约两百人被捕,其中几人遭枪毙,他们的领袖死于狱中,据说是饿死的。
在玛丽的一生中,这段时期虽短暂,却紧凑。
她无师自通地累积了许多知识。
在她所做的笔记中,普鲁东(Sully Prud’homme)、布朗克(Louis Blanc)、陀斯妥也夫斯基、缪塞(Musset)、雷南(Renan)和伯特(Paul Bert)等大作家的身影交叠出现。
1885年9月,十七岁的玛丽怀抱着满腔雄心和理想,前赴一家职业介绍所,想觅一个固定的工作。
今天遥想大科学家玛丽·居里要在一个好人家找份工作,很多人可能大为感慨,或认为这恰证明了她的独立精神和特立独行。
事实上,年轻未婚的女子做有钱人家孩子的家庭教师,在当时是很普通的事,而且不仅波兰,法国文学作品中尽多这类描述。
再说,玛丽也别无选择。
值得注意的,倒是她支配薪资的方法。
布洛妮亚给人补习两年,存的钱够付她往巴黎的车票和第一年的大学学费———是梭尔邦大学。
玛丽说。
她是除却梭尔邦,心目中别无大学了。
布洛妮亚申请到梭尔邦了。
可是接下来几年的学费还没着落。
学医要很长的时间,她现在去不去得成?还是得再多等一段时间?一定是开过家庭会议,达成协议。
布洛妮亚即可启程,玛丽寄钱支持她。
玛丽的工作供食宿,可以把薪水全部省下来给她。
等你当了医生,她说,你可以反过来供我读书。
布洛妮亚有没有迟疑过让小妹妹为她牺牲?玛丽的求学计划得延缓五年,为何不能让玛丽先去念书?你20岁了,我才17。
我们务实一点吧。
玛丽说。
于是布洛妮亚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