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华沙有些人仍然记得那个老人。
他总是坐在玛丽·居里铜像前的广场上,凝视铜像久久。
这位工艺技术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的数学教授凯希米·佐洛斯基(Casimir Zorawski),在他20岁上若是稍微勇敢一点,对抗他父母的反对,玛丽和他便会结婚,而科学史也要改写了。
这段插曲本身并不重要———不过是一段年轻的恋情,不足以填满如此丰富人生的一个篇章。
但是这件事恰可映照出玛丽是个怎样的女人,因此值得详细描述一番。
受到对方父母的排拒,玛丽羞愧欲死,但是思路仍然明晰:这位英俊的年轻人,虽然骑马、溜冰、跳舞样样皆精,淑女名媛莫不视之为良匹,却毕竟只是凡人。
她的心碎了。
但与她的骄傲相比,心又算得什么呢?那段日子非常难挨,可算是我一生中最难堪的时刻。
惟一能让我回忆起来还堪告慰的,是我光荣退出,头抬得高高的。
她被自己的热情冲动吓倒,决心筑起冰冷的高墙。
我的本性强烈,需要克制。
在18岁的妙龄,她已经充分认识自己的价值。
她常常自问:我是谁?我要做什么?答案是:她要做个出色的人。
23岁那年,她一度想放弃这信念。
她在给姐姐布洛妮亚的信上说:想到我那虚掷的才华,我便心痛。
本来一定可以成就些事的。
致哥哥约瑟夫的信上也说:现在我失去了出人头地的希望,心愿全放在布洛妮亚和你的身上了。
札柯潘小镇上的小木屋那么,她究竟会成为怎样的人呢?她会不会接受女人的宿命呢?她从来不这么想。
她的天赋、所受的教育、人生观,以及对事业的野心,都让她不能接受。
可是1891年9月,她独居在波兰南方边境小镇札柯潘(Zakopane)时,那个叫凯希米·佐洛斯基的男子似乎可能带给她这样的命运,而她也有意接受。
再两个月,她就满24岁了。
家境贫寒,相貌不美(她有了些年纪以后才好看起来),最高学历不过相当于大学毕业,她怎么能够成为出色的人?再说她心系凯希米,她在等他求婚。
这又害羞、又自信,有些神经质的小女人,究竟是什么出身?她与土地、与自然,似乎有一种近乎神秘、非常亲密的关系。
她需要生活在树丛之间、在开阔的天空之下。
花木在她的照料下繁茂昌盛,马儿在她的调教下温顺驯良。
故老相传,斯克洛道斯卡家族原是斯克洛迪领主(The lord of Sklody)家的佃农。
19世纪初家道中落,但是玛丽的祖父约瑟夫力图振作,他受过良好教育,后来成为小学校长。
约瑟夫和他那一代的爱国志士一样,在1830年拿起武器,反抗统御波兰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
尼古拉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刺激,正准备发动波兰军队,远征法国,结果波兰军官哗变。
这只不过是波兰历史上反抗外国占领的多次变乱之一。
这次,一支俄国军队奉命敉平叛军,波兰军向法国求援,得到的答复却是:不管怎么说,暴乱总是罪行。
所以波兰军溃败,法国政府难脱共犯之责。
正如法王路易—菲力普夸称:俄国人扫平波兰,应该感谢我们这些外国政府。
波兰这民族命途多舛,多少外国企图让它自地图上消失!镇压极其残酷。
有些家庭遭到流放,波兰士兵被强制整编入俄军行列。
贫苦人家的儿童被送往俄国,还有大批人被捕下狱。
可是不论是在俄罗斯、普鲁士还是奥地利的统治之下,波兰人总是不断反抗,前仆后继。
约瑟夫·斯克洛道斯卡的一儿一女便都参加了他们那一代的抗争活动。
但约瑟夫七名子女中的老大,也就是玛丽的父亲,却不像家里其他人那样坚毅。
他是学者型的人,喜欢音乐、文学和科学。
为了多受教育,他向体制妥协,去念俄语大学———只有取得这所大学的学位,他才能在公立学校里教书。
接着他又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这位棕发灰眼的女子,家里原是地主,但已在波兰的战乱中毁了。
她也是教师,受命担任一家寄宿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专供家境富裕的女孩就读,她自己当年也是该校出身。
学校在福瑞塔街(Freta Street)上,校长的宿舍是一间小小的公寓。
八年内,斯克洛道斯卡夫人就在这里生下她的五名子女。
玛丽是最小的孩子。
在她出生前四年,1863年1月15日至16日的夜间,警方大举逮捕华沙城里有颠覆倾向嫌疑的年轻人,强制他们加入俄军。
这事再度引发暴动,无望的斗争持续了十八个月,结果是华沙城墙上树立起五座绞刑架,五个反抗运动领袖的尸首悬挂在绳索上晃荡。
打倒波兰人民,打到他们断了生念!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曾经这样主张。
他说:我有点同情他们的处境,但我们若想生存,惟一的办法就是消灭他们。
他自己是为达此目的无所不为。
那时已经有500万波兰人在他的辖下,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八万波兰人被普军抓夫。
另外1800万在俄罗斯统治下的波兰人也知道自己不必期望宽贷。
继尼古拉而为沙皇的亚历山大二世说过:别妄想。
我父皇所作所为完全正确。
就在玛丽出生那一年,俄罗斯治下的波兰连这名字也保不住了,改名叫维斯杜拉领土(Vistula Territory)。
天主教教义也必须以俄语讲授,俄语逐渐取代波兰语,成为官方语言。
钳制加紧了。
斯克洛道斯卡家的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波兰历史上的这些创伤都深深影响着他们周围的道德、社会和家庭环境。
玛丽生来具有三项禀赋,让她成为老师钟爱的明星学生:记忆力特佳、专心学习、渴求知识。
家人常喜欢谈论她小时候的三件事。
第一件,发生在她四岁时。
她随父母走访乡间的亲戚,在农庄上度假。
五个孩子在田野间奔跑、爬树、玩水、照料马匹,在谷仓里捉迷藏,那是他们的天堂。
可是做父母的却在忧虑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布洛妮亚七岁了,在入学之前应先学会认字。
入学申请表是她自己填的,用玛丽为她捡出的硬卡纸字母。
一天早上,布洛妮亚在艰难地辨识父亲手上一本图画书的文字。
玛丽愈听愈不耐烦,一把抢过来,读出第一个句子,全无困顿。
一屋子的人都惊住了,哑然无声。
玛丽看到自己造成这样的效果,得意地继续念下去。
念到一半,她忽然醒悟到这样的行为多么不礼貌,几乎是不可原谅。
她掉下泪来,结结巴巴地道歉:我不是故意的,只是因为这太简单了。
第二件事发生在斯家姊妹就读私立小学之时。
她们都梳着小辫子,穿着深蓝色制服,白色衣领浆得硬挺。
那天早上,上的是历史课。
玛丽才十岁,也没有多么用功,却与长两岁的姐姐海拉同班上课。
老师问道,史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何许人也,玛丽回答:史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道斯基(Stanislas-Auguste Poniadowski),1764年获选波兰国王。
他很英明,了解王国衰落的问题所在,力求解决。
不幸,他欠缺勇气。
老师很高兴,要她继续讲。
这位老师违反当局规定,正在用波兰语向二十五个听得入迷的女学生讲述波兰历史。
女学生面前的课桌上都摆着笔记本和波兰文课本。
忽然之间,铃声响起。
过了一会儿,教室门打开,督学洪伯格走进来,后面跟着面色苍白的女校长。
女学生们抬起头来望着他们,一脸纯洁无辜,手里各拿着一方布,正在刺绣,桌上放着剪刀、绣线等物。
老师面前则摊开着一本俄文书。
女校长开口了:这堂是女红课,督学先生。
孩子们每周学两小时女红。
洪伯格打开一张课桌的抽屉。
空的,什么也没有。
原来铃声是门房发出的暗号,等督学来到课室门口,波兰文课本和笔记本早已藏到住宿生宿舍里去。
洪伯格找了个椅子坐下,准备口试,由女教师挑选一个学生应答。
当然是玛丽出马,她在班上样样第一:算术、历史、文学、德文、法文,她说的俄语字正腔圆,还带点圣彼得堡口音。
这样的差使,多少小学生都以半是悚栗、半是骄傲的心情担任过,但对玛丽这波兰孩子,却像一场酷刑,因为她十分害羞。
督学所提的问题广泛又细微:列举凯瑟琳二世以来,统治伟大俄国的历任沙皇。
列举皇室所有成员的名字和头衔。
在统治阶级中,沙皇的位阶如何?我的头衔是什么?玛丽表现得完美无瑕。
要想确定这私立小学的课程安排是否得当,还能问些什么呢?他想到了:告诉我谁统治我们?教师和校长都呆住了。
24个吓坏了的女孩子,命运全取决于玛丽的回答。
玛丽犹豫不语,僵立在那里。
说啊!谁统治我们?洪伯格催问。
全俄罗斯之王,亚历山大二世陛下。
洪伯格站起来,走出去,转往下一间教室视察,校长尾随其后。
玛丽,过来。
老师叫她。
这孩子离开座位,走向前。
老师吻了她一下。
玛丽抽泣起来。
被迫在俄国督学面前卑躬屈膝,诚为极大的侮辱,她终其一生无法忘怀。
第三件事也发生在同一时期。
一天晚上在餐室里,孩子们照例在用过茶后,大声复诵当天的课程。
玛丽埋首看书,手肘放在桌上,大拇指捂住耳朵,防堵噪音。
同学们看她那样与世隔绝的样子,常觉好玩。
这天,顽皮的韩莉表姐和海拉、布洛妮亚合谋,趁玛丽入定时,在她身边堆满了椅子,屏住笑声在旁守候,要看玛丽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