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九秩大寿，轰动一时，首次公开做寿，又逢九十高寿，自是宾客云集，各方贺礼，源源不断，层出不穷，其中，爱妻赵一荻为张学良送上了一份无人能及的礼物——亲写了《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一文，对张学良的爱国情殷，娓娓道来。
鉴于外界的种种报道、传记、影视作品颇多谬误，赵一荻对张学良给出了一个最公正的评价。
此文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上，全文如下：这几年以来各处的书报杂志常常登载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是却没有人知道他确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一个与他共处了六十年的人是应该知道的。
我现在就要简明的来讲一讲。
张学良应该是一个非常热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
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他自己所作的事负责，绝不推诿。
他原来是希望学医去救人，但是事与愿违，他十九岁就入了讲武堂。
毕业之后，就入伍从军。
他之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是为争地盘。
他开始是为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不断的压迫和无理的要求，暴露它侵略中国的野心，亦更加激起他抗日的情绪。
他不愿看见自己的国家灭亡、人民被奴役，但是单靠东北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
所以在皇姑屯，他的父亲被日本谋杀之后，他就放弃他的地位和权力，毅然易帜与中央合作，使国家能够统一，希望全国能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他就不忍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减国家抗日的力量，所以他就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他并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为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愿的牺牲自己去作。
今天是他九十岁的生日，真是感谢上帝在过去的岁月中这样的看顾了他，赐给他健康的身体，又赐给他属灵的智慧，使他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永生。
他自己从来亦没有想到他会活得这么久，亦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基督徒。
这完全都是上帝的恩典和他的奇妙的安排。
他知道上帝既然要他活在世上，他就应该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的完成上帝所给他的使命。
他要在有生之年去给上帝做见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上帝所赐给他的恩典与大家分享。
这就是赵四小姐眼中的夫君形象！第八章 生死相随的小妹赵一荻8、传播上帝福音的多加姐妹一贯夫唱妇随的赵一荻，自然也随同张学良皈依了基督教，婚后的赵一荻，更是沐浴在上帝洒播的圣洁光环之中，如痴如醉，虔诚恭敬。
赵一荻的教名为赵多加，这个名字，对台北的基督教徒们来说，耳熟能详，这位虔诚的基督姐妹，接连出了《好消息》、《新使命》、《真自由》、《大使命》等数本证道小册子，用她的笔来宣传上帝的福音。
人们只知道多加姐妹是个虔诚热心的基督作家，很多人却并不知道她就是赵四小姐。
即使有人知道，他们也不在意，因为对信教的他们来说那不重要，赵一荻，只是一个平凡的基督徒。
1990年，赵一荻出版了她的第四本证道小册子《大使命》，董显光、曾约农、周联华等人见到这些字迹娟秀的传教文章，十分欣喜，分别为之作序介绍，大加赞赏，予以推荐，在台北的宗教界颇有影响，周联华在序言中写道：......每一次多加姐妹总会把信息写下来，她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因为她珍惜每一次见证的机会。
她都是有写作完成的稿子，再讲话。
她的态度非常严谨，她不但有充分的准备，而且有写好的底稿，而那些底稿又是写得工整、清楚，随时都可以付印。
赵多加常常说，平常人看《圣经》，大大的一本，往往不容易吸收，我把《圣经》的教义浅显地写出来，把一件好的东西介绍给朋友，而不是只送一本《圣经》就了事。
她说，人活着就是要舍己，只有为了爱，才肯舍己，世人为了爱自己的国家和为了他们所爱的人，才肯舍去他们的生命。
赵多加经常撰写文章阐述爱的学说，她曾写道：我们要敬神爱人，存感谢之心，就有平安喜乐。
物质不能填满心灵的空虚，像玛丽莲•梦露、南西•欧纳西斯，她们有一切的荣华富贵，却以自杀结束生命，为什么？空虚也。
赵多加还常常把基督教教义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在针对台湾华兴育幼学院的院童为什么会自杀这一问题，她在《万能的灵药》一文中解答了人们的困惑，她说：现在有许多家庭就不能称为家，在那里既没有爱亦没有温暖，只不过是一个住宿的地方而已，父母亲都是为自己的事情，为赚钱而忙碌，那些离婚家庭和问题家庭就更加使他们的儿女怨恨。
有许多的青年就是因为生长在那种家庭里，没有人爱他们，也没有人关心他们，所以他们的心中只有恨没有爱。
她又说，我们的学校除了给学生灌输知识和应付考试外，只是用些硬性强迫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并不以爱心和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心去教育，她批评传播媒体，也没有尽到隐恶扬善的责任，为了收视率和广告费不惜播放有害青少年的那些奸淫偷盗、黑社会的讲义气和杀人报仇等节目。
针对上述种种情况，赵多加指出，改善社会的风气、维护社会的治安，每个人都有责任，不能只靠政府的力量和法律的制裁。
我们要同情他们，了解他们，疏导他们的心情，改变他们的思想，基督徒更应当用爱心去帮助他们。
对于创造生命和产生爱的个体——女人，赵多加更是万般推崇，她专门写了《女人》一文来阐述她的这种观点。
文中，赵多加用崇敬地笔调写道，女人，是上帝创造中最奇妙的杰作。
一个女人从生长发育到成熟，她们身体上的变化有一定的时间和过程。
因为上帝要籍着她们，把他所赐的生命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
她甚至宣称，世界上一切的事情男人都能做，惟有生养儿女这一件事只有女人能做，从怀孕开始，就有另外一个生命在她体内生长，由她身上摄取营养而且能够呼吸来维持生命。
生产之后，她就可以用自己的奶来喂养她的婴儿。
现在大家都承认母乳的成分是最适合婴儿的需要，如果没有女人，这个世界又有什么用？同是虔诚教徒的张学良对这个观点完全赞同，他补充说，母子之爱太重要了。
他并回忆说，他小时候是喝高粱米汤长大的，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奶水不足。
对现代父母爱把孩子放在婴儿床里，张学良极不赞成，他说，不给孩子以抚抱，孩子自然不亲。
我的小孙子就要我抱，从小我陪他睡，因此他与爷爷特别亲，这就是爱。
十几年研读《圣经》，赵多加甚至可以背出其中的任何一个章节，她常对人说：人生的旅途极短，我们真正的老家在天国。
还说：人生在世，有如旅人，回到天国，才是归宿。
爱与舍己，就是赵多加经常劝勉朋友后辈的话，这些都是她从上帝那里得来的启示。
在美国夏威夷，教会出版了《毅荻见证词》一书，收录了张学良、赵一荻在教会中，自1966年至1998年的感恩见证。
书里面既有对往事的回忆，又有张学良、赵一荻对自己人生的总结。
关于毅荻名字，赵一荻解释说，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毅与一荻的一谐音，所以两人共同发表文章，就用毅荻这个名字。
第八章 生死相随的小妹赵一荻9、我要把她拉回来！公元2000年6月22日上午11时11分，张学良夫人赵一荻女士病逝檀岛，此时距离张学良百年寿宴不过短短二十余天。
赵一荻的身体一向不太好。
她曾罹患红斑狼疮，加上长期吸烟，肺部出现癌病变而动过大手术，切除了半边肺叶，手术后，赵一荻的身体就一直很弱，氧气瓶不离身，这也成为她晚年健康最大的敌手。
为治愈红斑狼疮，过量使用美国仙丹类固醇又曾导致骨折。
张学良有意回大陆老家却一直没能得以成行，赵一荻的健康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张学良百岁诞辰纪念会时，赵一荻还陪同张学良出席了30分钟的媒体见面会，精神矍铄。
殊料，6月7日晚间，赵一荻因想吃清粥小菜，又不想叫醒看护，只身来到厨房，不慎摔了一跤，当时虽觉相当疼痛，但尚无大碍。
几天后她呼吸发生困难，于11日被送进医院，住院十来天一直靠呼吸器维持生命。
因为赵一荻年事已高，早年割掉一叶左肺后，呼吸方面一直有问题，此次摔了一跤，更是并发肺炎，高烧不断，一直昏睡不醒。
在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里，赵一荻在生死之间徘徊，既痛苦又疲惫。
张学良自夫人住进加护病房后，天天前往探视，对夫人的离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他知道这回赵一荻可能会撑不过去了，几度凄然地说：太太要走了。
病危期间的赵一荻，睁着眼睛，眷恋地看着病床旁的每一位亲人，最后的视线总是停留在共同度过了七十二个年头的老伴儿身上，她深情地看着丈夫，欲语无言。
张学良牵起她枯槁的右手，用浓重而沙哑的东北乡音声声呼唤着：咪咪，咪咪，我来看你啦！张闾琳在获悉母亲病情转危后，20日特地从加州赶到檀香山，聆听赵一荻交代临终遗言。
弥留之际，赵一荻实在熬不过以呼吸器支撑生命的痛楚，在医生的善意劝解下，家人最终决定，把让她无比痛苦，又无法讲话的呼吸管除去。
赵一荻先前全靠呼吸器才能将生命延续下来，呼吸器除去，就意味着她要告别人世了。
夏威夷时间6月22日清晨，赵一荻醒了，但她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她的感受，只能默默地充满依恋地一个个地看着围绕在她床边的亲友们。
八点三刻，张学良坐着轮椅来到床侧，伸手握住夫人的手，喊着私下里对老妻的昵称，无限依恋。
赵一荻一直无声地看着丈夫，一直想说点什么，但她也一直无法言语。
九点钟，到了预定的拔管时间了，医生走进病房，请房内的各位亲友暂时到外面去。
亲友们一一向赵一荻道别，没多久，医生说，可以进来了，众亲友又回到病房。
此时的赵一荻已经除去了妨碍讲话的呼吸器，但却因镇静剂的效力而沉沉地睡去了。
张学良夫妇的牧师程嘉禾伫立床前，默念《圣经》。
他是应张学良及其子张闾琳之请，特地来为已陷入弥留的赵四小姐做人生最后阶段的祷告，程嘉禾念了《圣经》上的路加福音与非力比书两段经文。
张学良一直紧紧地抓住夫人的右手不放，就这么过了两个多小时。
上午11时11分，监视生命现象的仪器显示她已离世，享年88岁的赵一荻平静地停止了呼吸，她的亲生独子张闾琳和亲友随侍在侧，众人都哭了。
但张学良却浑然不觉，依然紧握着夫人的手。
太太走了！在牧师的祷告声中，有人大声告诉张学良，张学良流下了泪水。
很难过，很难过，我心里很难过啊！张学良不断哀伤地说，一直不舍得将夫人的手放下来，又握了将近一个多小时，才在众人的劝说下恋恋不舍地离去。
由于张学良与赵一荻感情弥坚，人们很担心赵一荻走后，张学良能否承受得住这种锥心之痛。
赵一荻生前最后的这段日子里，尽管身体状况极差，但她仍然尽心为张学良打点料理身边的各种琐事，如她几十年来一贯所做的那样，而今此情竟已成追忆！几天后，张学良晚年丧妻之痛已渐趋平复，张闾琳预定夏威夷时间29日为赵一荻举行追思礼拜。
追思礼拜在檀香山市波威克殡仪馆的礼拜堂举行，来自海峡两地的政要及张学良部属、乡亲的花环与挽联摆满了会场。
蒋夫人宋美龄致赠一个以花装饰的十字架。
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副总统吕秀莲、行政院长唐飞、前总统李登辉伉俪等多位台湾政要都通过台北驻檀香山经济文化办事处赠送了花圈。
在追思礼拜上，张学良情绪又复激动，频频呼唤着赵一荻：她走了，我要把她拉回来。
她关心我，她关心我，我要把她拉回来！相濡以沫七十年的不渝真情，令在场的许多亲友为之落泪。
张学良夫妇的老友周联华应邀专程从台湾赶来主持29日的追思礼拜。
他在讲道中指出，赵一荻放弃一切，跟随张学良软禁，有如《圣经》里童女怀孕一样，是个不可能的使命，然而她这么做了，她纯粹为了爱，这爱远比台湾最近流行的《人间四月天》更专，更纯，更久远。
周联华赞叹道：她当时真正和汉卿互许一个未来，共担一个未来。
这未来是暗淡的，是黑暗的，但她却无怨无悔。
最后，在上帝的带领下，这未来竟盼到火奴鲁鲁明亮的阳光和自由的空气。
家祭后，亲友及社会各界代表默默趋前祭拜并瞻仰遗容，由张闾琳夫妇及张居信、张居仰及三位孙子在一旁答礼。
下午1时10分，坐在轮椅上的张学良由看护及侄外孙女婿等人推着抵达棺木前，欲见爱妻最后一面，无奈棺木很高，他坐在轮椅上又无法起身，难以见到，稍后，张学良即被推回到第一排。
2时40分，家属亲友陪伴灵车驶入神殿之谷纪念公园，赵一荻将长眠于中国海景墓地。
张学良与赵一荻的旷世奇缘，就此划上了句号！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1、曹锟的六姑爷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字述卿，乳名安儿。
他是张作霖的第四个儿子，生母许夫人。
这个出身帅府的四公子，幼立大志，洁身自律，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兄弟姐妹迥然不同的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革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公元1916年元月6日，张氏大帅府喜气洋洋。
在大帅张作霖看来，人生得意之事莫过于二：一是升官，正是依靠不断攀升，他才从一个啸聚山林的胡子一变而为权倾一方的东北王。
二是得子，信奉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张作霖，最亲信的就是儿子，儿子多多益善，他需要儿子来将他苦心扩展的势力发扬壮大，进而更上一层楼。
此时，帅府又添丁进口，而且又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难怪张作霖高兴地合不拢嘴，抱着细皮嫩肉的小婴儿，张作霖欢喜得嘴角、眉梢都爬满了笑纹。
尽管此时他已经有了学良、学铭、学曾三个儿子，但望着这个酷似自己的四儿子，张作霖仿佛看到了十几年后光宗耀祖的一幕，他不禁呵呵地笑出声来，好小子，快快长大啊！童年时代的张学思，聪明伶俐，但也很调皮捣蛋，爬树翻墙、上房下地，没有他不干的，不愿受拘束的个性从小就显露无疑。
五岁时，望子成龙的张作霖便给他请来了一位严厉的老先生，开蒙授课。
老先生瘦骨嶙峋，老态龙钟，对年仅五岁的帅府四爷丝毫也不迁就，就连坐立的姿势，走路的步法，说话的语调，老先生都有严格的规定，以不失四爷的身份，生性活泼的小学思常常感到压抑和沉闷。
相反，小学思对热闹的场面兴趣浓厚，那时张作霖很喜欢搞阅兵仪式，每逢举行阅兵，张作霖总要带上儿子们去见世面，他用心良苦地希望儿子们能继承父业，发扬光大，小学思每次都是欢呼雀跃、高兴至极。
阅兵式上，身穿篮呢大元帅军礼服的张作霖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登上阅兵台，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奉军精锐，端着刺刀闪闪的长枪，迈着正步，喊着口号，威武地通过阅兵台向张作霖致敬，那种场面，威严而盛大。
在五六岁的小学思心中，留下了父亲神气而又威武的深刻印象。
学思六岁时，张作霖把他带到了北京，住进了豪华显赫的顺承王府。
京都的繁华和王府的富贵令初离奉天的小学思倍感新鲜和好奇，然而，他却无法想到，年仅六岁的自己即将卷入一场张作霖精心安排的政治联姻中去。
张作霖浮沉官场数十年，惯于运用儿女联姻的手段，达到争权夺利的目的。
他的女儿中，几乎全部被他包办给了王爷、总督和军阀的后代，现在，他鉴于严峻的政治形势，又准备包办儿子的婚事。
当时，直皖战争结束了，在直、奉两派军阀的联合进攻下，皖系军阀段祺瑞倒台。
中国的政局由皖、直、奉三足鼎立，变成了直奉对峙。
两派军阀都想武力统一中国，但眼前暂时谁也无力将对方一口吃掉。
为了保持均衡，缓和日趋紧张的矛盾，张作霖便和直系军阀曹锟准备儿女联姻，结成亲家。
1922年1月，顺承王府张灯结彩，人来人往，张家四公子学思和曹家六小姐士英的订婚仪式就要在此举行。
小学思一早起来就被几位老妈子连哄带骗的打扮成小绅士模样，被带到了金壁辉煌的客厅里，小学思第一次面对如此众目睽睽的场面，他有些胆怯。
只见父亲和一位陌生人坐在头排的位置上，父亲让学思向陌生人请安，叫岳父大人。
那位岳父大人亲热地把小学思搂在怀里，一口一个贤婿地叫了起来。
然后，父亲和岳父大人一同开怀大笑，大厅里军乐齐鸣，杯盏交错，庆贺喧哗之声淹没了一切。
这种盛大的场面使六岁的学思有些发懵，懵懵懂懂的他只感到怪好玩的。
两个大帅攀了亲，这天下就是咱张曹两家的了！这回咱四爷有两个大帅保驾，以后的前程可没比的了！大帅府里的人都这么高兴的说。
小学思也跟着咧着嘴笑，他只觉得新奇好玩儿，他联想起二姐出嫁时的热闹情景，觉得订亲、娶媳妇怪有意思的，作为一个才六岁的毛孩子，他根本不懂得订婚的意思，更不知道这是一桩以亲生骨肉为砝码的政治交易！可惜好景不长，毕竟一山不容二虎，这场政治联姻又如何能弥补和掩盖张曹之间的矛盾？不出半载，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亲家变成了冤家，短暂的联姻闹剧随之烟消云散。
张作霖摸着小学思的脸蛋说：小子，我要打你的老丈人去啦！怎么，你们俩还打架呀？小学思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后来，就只见帅府内外人慌马乱，忙做一团，帅府里的人开始大骂曹锟不是东西，小学思才知道父亲打不过老丈人，被打败了。
过了两年，不甘心的张作霖又打起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回张作霖很快拿下了山海关，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半个中国。
张作霖又得意起来，帅府内外，也合家欢庆，学思被大人们带着坐上了专车，到北京城里兜圈玩儿，好是威风！随着父亲张作霖的官越做越大，张家也不断的发迹，可是，细心的小学思发现母亲的心情却越来越沉重，她经常暗自叹息和流泪——母亲和父亲闹翻了，大帅府各房夫人间的明争暗斗相当激烈，家贫位卑的母亲许夫人在这个倾轧的漩涡里，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张作霖不久便续娶新人，把许夫人抛到了一边。
许夫人回到了新民乡下，撇下学思等四个孩子整天哭闹，无人过问。
后来，一位好心肠的老仆人带着学思四个来到了乡下，找到了他们的母亲，孩子们拉着母亲的衣襟哭求着：妈妈，回家吧，我们离不开你啊！母亲的心碎了，她一把搂住孩子，痛哭失声：孩子啊，要不是看着你们几个，我早就离开张家了！孩子和母亲哭成了一团，这个痛心的场面，深深地刺激了学思幼小的心灵，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少年时代所受到的一次最大的刺激。
母亲许夫人对学思管教甚严，不许他沾染纨绔习气。
她常告诫学思，外祖父、外祖母都是穷苦人，到什么时候也不要瞧不起穷人，长大了，一定要做正派人，并嘱咐他要有志气，好好念书，将来自己去创业，不靠张家的势力吃饭。
母亲的谆谆教诲，开启了学思的心灵之窗，对他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个曹锟的六姑爷渐渐地与其他兄弟姐妹分道扬镳，他后来回忆说：父亲的愿望是把我培养成军阀的继承人，而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使我认识到家庭的丑恶，逐渐放弃了继承家业去做官的思想。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2、走出帅府1928年，12岁的张学思进入奉天同泽中学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影响他今后一生道路的良友王金镜。
王金镜长张学思一岁，为人正直，遇事有主见，他阅读过不少进步书刊，脑子里充满了张学思闻所未闻的新思想、新见解。
张学思很愿意和他一起畅谈人生和理想，王金镜也很同情张学思对家庭的不满，几次交谈下来，两人彼此感到志同道合，就结成了莫逆之交。
为了带动其他同学共同进步，张学思和王金镜携手创办了进学会，取意共勉上进。
他们联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在课余时间，聚在一起讨论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张学思在讨论中受益匪浅，他第一次听到了民主政治这个新名词，知道了中国现在需要实行民主政治才能救国。
虽然民主政治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还不甚了之，但在他年轻的心中，已经燃起了思考的火焰。
后来，王金镜转学到了省立第三中学，但还是经常到张学思家，给他讲三中的见闻，张学思听得津津有味，见识到不少新东西。
一天，王金镜告诉张学思，三中来了个名叫王西征的怪教员，他上课不讲子曰诗云，四书五经，却大讲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种种景象，向学生传授救国救民的思想。
张学思听了很感兴趣，就萌发了想请王西征当家庭教师的念头。
谁知，这位王先生根本就不把张学思的重金礼聘放在眼里，王金镜几次三番的苦苦相请，都被他以不愿巴结权贵为由拒绝了，他这种清高古怪的个性使张学思体会到，世上有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看重富贵和地位，由此，他对这位王西征更加钦佩，更加渴望能亲耳聆听他的教诲。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西征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开课伊始，王西征就给张学思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天天读报；第二，看一些有意义的好书。
他让张学思订阅了《大公报》、《东三省民报》、《盛京时报》，还领着张学思到国民书店买来了鲁迅的《呐喊》、《彷徨》以及丁玲的《在黑暗中》等进步小说。
此外，王西征还向张学思介绍了不少诸如《铁流》、《十月》、《屠场》、《泪痕》等一类的进步文学作品。
而每次上课，王先生都采用因势利导的方法，以谈论小说的内容为主，旁征博引，兼及讲解时事和中国的弊政。
张学思眼界大开，他听得津津有味，在王先生的课上，张学思第一次了解到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了解到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的内容，了解到五四运动的爱国热潮，大革命的失败与蒋介石新军阀的独裁，当然，王先生讲的更多的是社会主义苏联。
张学思的眼前豁然开朗，仿佛一个久居山坳走惯了崎岖小径的孩子，第一次身临广阔无垠的平川，张学思感到天地是那么广阔，他后来回忆说：通过看报、阅读进步小说，我的眼界被打开了，第一次知道在大帅府外，世界上每天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
除我家之外，人间尚有更心酸不合理的事。
此时的张学思，思想犹如脱缰的野马，在莽莽平原上尽情地驰骋、纵横，时间、空间、历史和现实在他的眼前急遽地旋转着....渐渐地，他对社会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王西征的引导下，张学思先后阅读了李达的《唯物史观》、《现代社会科学》和《中间产业革命概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论》、许德珩的《社会学方法论》等书，对封建地主阶级和他的家庭逐渐有了理性的认识。
特别是在听了王西征用进化论的观点，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当前的中外大势进行了一番一针见血的分析后，他的思想飞跃到一个新高度。
王先生的话时时浮现在他的脑际：你们家是中国的一大军阀，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势必将会走向灭亡，终究会被历史所淘汰。
军阀必然灭亡几个字深深地触动了张学思的心灵，自此，父亲在他的童心里所树立起来的英雄形象完全破碎了，他意识到，自己该走一条和父亲不同的路。
王西征先生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作为一名富有爱国情感的知识分子，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他把满腔的义愤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直接灌输给渴望追求进步的张学思，在他的心里燃烧起争民主、争自由、求真理的热情火焰。
对于这位引导自己走上进步道路的启蒙老师，张学思满怀深情地写道：王先生的教育使我认识了军阀父亲的反动，打破了家庭的圈子，看到了社会的问题，从而引起了我对社会的不满，认为社会应当变革，应当好人当政，实行民主与自由，而我自己就应该做这样的好人，来做一番事业。
至于革命、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究竟怎么回事，我却尚不清楚，只是觉得那是好人干的事。
在求索人生的道路上，张学思在思想上已经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就在这时，大帅府发生了烧书事件，活生生的现实使张学思更清醒地认识到大帅府和社会进步是多么的水火不相容，要追求进步就一定得离开这个家庭。
那是1930年端午节前夕，大帅府里一派节日的喜气洋洋。
平时极少有空和弟妹们谈心的张学良也趁机抽暇到各房看看兄弟姐妹们。
当他来到四弟学思的房间，看到书架上、桌上都摆着许多书时，他心里非常高兴，为四弟的好学善思、博览群书感到自豪。
这时，桌上摊着的一本看了大半的书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他便拿起来随手翻翻，谁知不翻还好，一翻，满腔的喜悦都化作了怒火中烧，他瞪大了眼睛又看了一遍封面，没错，正是进步作家丁玲著的《在黑暗中》。
张学良强忍着怒火，板着面孔厉声斥问学思：这书是从哪里来的？张学思沉稳地答道：是我从书店里买来的。
你知不知道这书是谁写的？这是共产党写的！我看写的没什么不好啊！岂有此理！以后不准看这种书！烧掉！看到四弟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张学良的火更大了，他恨恨地扔下书，气呼呼地走了。
不大一会儿，此事便传遍了帅府内外，往日平静的帅府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各房纷纷议论：四爷赤化了！学共产共妻了！母亲许夫人吓坏了，她向学思哭劝道：你们几个，是我守活寡，遭人家白眼，好不容易才拉扯大的。
你是我最小的孩子，我也最疼你，你可千万不能走歪路，学共产共妻啊！其实，当时的张学思对共产党是怎么回事还不甚了了，他只是本能地觉得书上写的都是好事，并无共产共妻之说，他本想据理力争，但他不愿使母亲过于担心，为了平息这场风波，张学思还是违心地烧掉了一些书。
烧书风波使张学思认清了，要想追求真理和光明，就必须离开大帅府！他渴望冲破家庭和旧式思想编就的樊笼，到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平去学习知识，追求真理。
1931年初，经过向母亲再三恳求，张学思终于被获准到北平求学。
从此，这位帅府的四公子踏上了一条艰难而又曲折的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道路。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3、北平入党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张学思被一种深深的羞辱包围了，一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耻辱——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落在了大哥学良的头上，大哥成了丢失东北的罪魁祸首，东北军也被称为误国军。
张学思几乎不敢在公众场合露面了，四周一片鄙视和愤怒的目光，都在冷冷地盯着他，仿佛说：瞧，这就是不抵抗将军的弟弟！他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张学思再也忍不住了，他冲进顺承王府，冲着张学良就吼：为何下令不抵抗？为何将国土拱手送于日寇？为何弃东北的父老兄妹而不顾？为何不念杀父之仇？为何不顾误国之羞、失土之恨？！....一连串的为什么如连珠炮一样轰向张学良，一向知书达理、斯文礼貌的学思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将久久就在心里盘旋的问题一股脑倾泄而出，他知道大哥总是把他当小孩子看，而他在心里也一直将大哥如父辈般敬重，但是，今天，他再也不是小孩子了，张学思直言不讳地对大哥说：大哥，我觉得你太轻信了，蒋介石真的靠得住吗？你还是多听听民众的呼声吧！张学良在为这些刺耳的话而痛苦、羞愧的同时，他也感到他的四弟长大了，他深深地为四弟赤忱的爱国激情所打动，他诚挚而郑重地对张学思说：四弟，请你相信大哥，我不是那种卖国之人，总有一天，我会向世人证明，我是对得起国家和民族，对得起祖先和同胞的。
张学思深感失望和苦闷，他自知人幼言轻，无法改变大哥的意志。
九一八以后的形势发展，使张学思寻求救国真理的心情越来越迫切。
幸运的是，两年未见的王金镜又来到了他的身边，这一时期，王金镜对张学思的思想转变帮助很大。
此时的王金镜，已经接触过不少的革命志士，受到了初步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思潮的影响，他把这些思想悉数传播给张学思。
在他的指引下，张学思专心致志地攻读起社会主义革命的书籍，除了《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大革命史》、《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国家与革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等政治书籍外，张学思还大量阅读了当时的进步小说，《石炭王》、《屠场》、《毁灭》、《母亲》、《在底层》等都给张学思以极大的启迪，张学思后来在自传中写道：这些书我是一知半解地看完了，有时与王金镜讨论研究，我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却有了马列主义的初步知识。
参照‘九•一八’以来的事实，使我认清了国民党反革命统治必须推翻，我知道了共产党是中国解放的唯一领导者。
小时《屠场》，使我知道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对工人的剥削与迫害；《石炭王》中资本家的儿子走向旷工运动，则深深打动了我。
1932年初，王金镜转入了上海法政大学，后来又转赴东北组织义勇军并且加入了党组织，张学思一直和他保持联系，二人互通信息，互相鼓励。
1933年，王金镜自东北返回北平，这一次，王金镜又在张学思的人生转折关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33年3月中旬，张学思在王金镜的介绍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沙滩支部，支部书记是共产党员关成章。
关成章的理论水平很高，加之口才又好，讲起话来很有吸引力，张学思和他的每一次谈话，都让他感到获得了无穷的力量，在关成章火热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张学思更加坚定了追求真理，当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决心。
凭着这股赤诚之心，张学思在白色恐怖之下，勇敢地进行战斗，对党交给他的任务，他干得特别起劲，而且每次都圆满地完成，在严峻的实际斗争中，张学思感到自己又前进了一大步，他渴望加入党组织的心也更加迫切。
好友王金镜充当了他的介绍人。
张学思永远也不会忘记1933年4月的那个夜晚，那是一个多么宁谧而又充满生机的春夜啊！东北大学民众夜校的一间斗室里，在柔和的灯光下，关成章和张学思在促膝谈心。
关成章的炯炯目光，一直凝视着对面而坐的这个年轻人。
几年前，他还是身居豪门的公子哥儿，可是，他竟然能毅然抛弃了优渥的生活，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执着地追求共产主义的真理，这在同时代的年轻人中，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关成章为能吸收张学思入党而感到十分的欣慰。
与关成章相对而坐的张学思，脸兴奋得通红发热，一颗心激动得怦怦直跳，一刹那间，他的脑海里如电影一般闪过许多镜头，他想起自己的身世，他想到自幼父亲给予自己的军阀权势的熏染，他想到受过的母亲关于自立、做正派人的教育，想到王西征先生的启蒙，想到王金镜的帮助和指引....突然间，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使他猛地站起来，斩钉截铁地对关成章说：我认准了坚决跟共产党走，哪怕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交给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这确实是他郁积心头的肺腑之言，他早就想一吐为快了，今天，他终于在党组织的面前袒露了自己的一片赤心，他相信，党组织一定不会拒绝他的。
好！关成章被张学思的激情所感染，他也兴奋地站了起来，紧紧地握住张学思的双手，用宏亮的嗓音庄严地说道：张学思同志，党正式批准你的要求，从现在起，你就是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了！幸福的暖流瞬间布满了张学思的全身，他只觉得千言万语一齐涌上心头，共产党员这个神圣庄严的称号，今后就将和自己连在一起了？！张学思感慨万千，论他的家庭，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对象，他的父亲与共产党是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几年前，在北平，就是张作霖下令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这个大军阀想把共产党扼杀在摇篮之中，可是他万万不会想到，几年后，也是在北平，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却成了一名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张学思为自己的选择而骄傲，而自豪，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了，我一定不会辜负这个神圣而光荣的称号，我发誓。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4、中央军校的高才生半年训完一年的科目，够他受的！十有八九得累趴下，爬不起来！这位公子哥，能吃得了这种苦吗？1934年7月，张学思高中毕业，经张学良保荐入国民党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预备班，进行入伍训练。
张学良将军弟弟的到来，自然成为军校众人瞩目的对象，大家议论纷纷。
张学思对此一笑置之。
国民党中央军校的生活是严格按照德国军校的模式设置的，特别强调紧张和艰苦，有些训练，简直就是故意折磨人，不用说少爷、公子哥受不了，就连许多穷苦人家的子弟，自小吃惯了苦的也感到吃不消，张学思自幼生活在豪华奢靡的大帅府里，也难怪大家会发出如此疑问。
行动是最好的回答。
张学思除了和大家参加正常的训练外，还额外下小操，苦自然是不消说的，但外表斯文柔弱的张学思居然挺过来了，并且还后来居上，成绩远远地超过了先入校的学员。
1935年春，张学思入伍训练期满，成为步兵科正式学员，他开始埋头钻研军事技术，他抱着只要掌握了军事，就不愁达不到革命的目的的信念，苦学苦练，不久，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军校的优等生，校方对他另眼相看，于是他又有了更多的机会进行各种军事操练和实战演习，所学到的东西比一般学员要多得多。
步兵科以战术作业为主要课程，教官给学员发下教案，限定了地形，限定了兵力，交代了敌情，然后命学员自己去布置兵力，安排如何应敌制敌，如何使用预备队等等。
张学思头脑敏锐，反应迅速，判断果断，他的作业不但为同学们所敬服，就连德国教官也惊叹不已。
张治中当时时任军校教育长，他曾对张学良竖起大拇指，夸奖张学思表现很好，能吃苦耐劳，成绩优秀，是个出色的人才，很有培养前途。
张学良听了非常高兴，感到四弟为自己增了光，他感慨地对张治中说：在七个弟弟中，我最器重的就是这个老四。
他有志气，有头脑，精明强干，勤奋好学，而且没有一点纨绔之气。
我们张氏八兄弟中，将来大概只有他会有些出息！1936年春，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王金镜让同志张怡给张学思带来了党的《八一宣言》。
张学思这才知道党的方针路线有了新的发展，由过去的反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政策，仿佛看到了黑暗中的指明灯，张学思一下子明确了自己工作的方向。
不久，张学良派来警卫营营长孙铭久到中央军校看望四弟学思和全体东北籍学员，在与孙铭久的彻夜长谈中，张学思又了解到张学良面对红军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东北去的口号，已决定走联共抗日的道路。
为了实现抗日御侮、收复失地的宏愿，张学良成立了军官训练团，准备改造东北军，为此，他让孙铭久转告四弟，在军校物色优秀学员，毕业后带到东北去，共成大业。
听了孙铭久的话，得知了大哥的巨大转变，张学思倍受鼓舞，他仿佛看到了东北军的新生，预感到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他热切地盼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夜，张学思被逮捕，连夜押往中央军校，当时他正在宣城野外营地参加毕业大演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当他被关进练习营的一间七米见方的小屋子后，他才得知大哥张学良将蒋校长拘捕起来了。
张学思回想着刚才那位告诉他这个消息的上校对他的怒骂，又联想起孙铭久对他说过的话，突然间，他豁然开朗：大哥很可能发动了逮捕蒋介石的兵变！一阵兴奋，使他腾地从床上弹了起来，大哥真是好样的！他真的采取行动，联共抗日了！张学思激动得来回踱步，由衷地佩服大哥的勇敢和果断。
一阵激动过后，张学思开始冷静下来，他根据当时的形势，迅速做出了判断：现在，他个人的命运已经和这场事变及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目前有两种可能，一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么不仅中华民族得救，自己也有得救的可能。
根据党的《八一宣言》精神，张学思可以肯定，大哥一定是和共产党有联系，他们一定会共同努力去积极争取全国抗战这种局面的出现；另一种可能是全国内战由此爆发，那么就会民族无望，自己也有可能被杀。
张学思希望第一种可能的实现，但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张学思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度过了漫长的六天六夜，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决心亲自陪同蒋介石由西安经洛阳飞回南京，张学思因此获得了自由。
12月26日上午，蒋介石夫妇的专机和张学良将军的波音七号飞机，在南京机场着陆。
在鸡鸣寺宋子文公馆里，张学思见到了大哥张学良，这一天，因为前来探望张学良的人太多，张学思一直没有机会和张学良说上话，张学良只能抱歉地叫弟弟第二天再来，他有要紧的话要告诉他。
谁也没有料到蒋介石会出尔反尔，张学良被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后，押往了孔祥熙公馆，张学思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大哥，和他共商抗日大计了。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5、溪口笔谈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要求释放张学良，就连宋哲元、傅作义等国民党大员也希望蒋介石能解除对张学良的幽禁，让他出来抗战；与此同时中共也积极展开了营救张学良的工作，张学思听到这个消息后，惊喜万分，决定亲自去溪口探望被幽禁的大哥。
张学思先来到上海，在那里，他见到了于凤至和赵一荻，她俩告诉学思：凡是探望张学良的人，都要经过军统局和蒋介石的批准。
于是张学思留在上海等待机会。
八月初，蒋介石派了一位名叫黄仁霖的代表到上海，约赵四小姐同去溪口见张学良。
张学思向黄仁霖述说了自己探望大哥的迫切愿望，黄仁霖答应向蒋介石发电请示，经电请蒋介石后，获得批准。
于是，张学思、赵四小姐和黄仁霖一行3人，来到了雪窦山。
兄弟相见，自是万分激动。
南京一别，不过才半年多时间，但兄弟两人却感到彼此都有千言万语要向对方倾诉。
然而，特务队长刘乙光却以款待张学思、赵四小姐为名，不停地在房间里穿梭进出，张学思始终找不到机会与大哥互诉衷肠。
翌日上午，黄仁霖奉蒋介石之命找张学良单独谈话。
良久，张学良才从屋里出来，张学思看到大哥神色不悦，心里感到十分蹊跷：不是说蒋介石要释放大哥吗？难道又变卦了？他真想问问大哥，黄仁霖都说了些什么，但周围处处都有便衣警卫，他除了和大哥唠唠家常，谈谈生活琐事外，什么也不能说。
没过多久，张学良就恢复了常态，午后，他竟兴致勃勃地邀请张学思和赵四小姐去游览雪窦山名胜。
张学思不知道大哥葫芦里埋的是什么药，他多么想留在房间里和大哥促膝而谈，听听大哥对东北军的前途和抗战事业的看法，探明大哥是否有获释的可能啊，他望着大哥，摇摇头说：大哥，天这么热，明早再去吧。
可张学良不由分说，拉了张学思就走，你难得来一趟，怎么能不尽情地玩玩呢！见大哥不明白自己的意思，张学思张口刚想解释，被张学良一把拦住，别说了，走吧，走吧，不抓紧时间，说不定明后天下起雨来，你想玩也玩不成了！就这样，张学良一手拖着张学思，一手拉着赵四小姐，在一群警卫人员的跟随下出发了。
上山途中，张学思心事重重，根本就没有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一路上闷声不响，张学良却一路谈笑风生，引经据典，很是投入，赵四小姐在一旁也不时发出开心愉快的笑声，张学思痛苦极了。
这时，张学良突然指着他对众警卫说：你们看，我这位弟弟，像不像一个标准的卫兵？众警卫顺着张学良所指一看，都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大家都穿了短衫短裤，只有张学思一人穿的很严整，连风纪扣都扣得紧紧的。
张学思也笑了，他是苦笑。
莫非大哥忘却了抗日救国、复土还乡的大志？望着兴致十足的大哥，张学思一颗心不住得往下沉。
好不容易盼到了回去吃晚饭，张学思心想，晚上一定要找个机会和大哥好好谈谈。
然而，饭桌一撤，张学良却又拉他去打乒乓球，还叫刘乙光当裁判。
张学思对大哥的行为万分不解，闷闷不乐地应酬着。
乒乓球玩累了，张学良又拿出了国际象棋，说要和弟弟比个高低，张学思暗暗叫苦：大哥啊，大哥，你怎么玩起来把什么都忘了呢？！张学思并不知道自己误解了大哥。
其实，张学良何尝不急着想和弟弟好好谈话呢？可他知道自己的处境，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处在特务们的监视之下，自己的每句话，每个行动，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上报军统局和蒋介石。
张学良只有以这种方式让特务们放松警惕，等待谈话的时机。
一天、两天、三天，整整三天，都是在玩乐中消磨掉了。
第四天，是张学思留在雪窦山的最后一天了，也许是天助吉人，雪窦山上突然雷雨大作，张学良企望几天的雨真的降临了。
吃完早饭，张学良有意自言自语道：今天这天气，不能上山游逛了，只好在书房里看画报了！赵四小姐心领神会，她站起来对张学思说：你们兄弟去看画报，我和他们在这儿玩纸牌。
赵四小姐边说边张罗着和特务们拿牌、洗牌，张学良和张学思乘机离开，到书房去了。
张学良把四弟领到书房一角，借着三个书架和一个报架，正好挡住了门窗外的视线。
张学思顿时明白了。
张学良示意张学思不要开口讲话，他指了指墙壁，然后拿出纸和笔，示意张学思笔谈。
张学思以最快的速度在纸上狂草：抗战的形势......共产党的主张......东北军的情况......人民的愿望......张学良看完后，用橡皮擦掉，也在纸上速写出弟弟想知道的情况，从简洁、缭乱的字里行间，张学思知道了大哥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参加抗战，蒋介石不理睬，宋美龄回信叫他好好读书。
此次，黄仁霖是奉蒋介石之命，让他给东北军各军军长写信，嘱咐他们要服从蒋介石的指挥，不可胡闹。
从谈话中，张学思了解到大哥渴望奔赴抗日疆场的迫切愿望，同时又深为自己不能率军抗击日军而激愤不已；张学思还知道了大哥是在宋子文的保证之下跟蒋介石来南京的，未想到会被扣留。
最后，张学良要张学思设法告诉东北军各军军长，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
还嘱咐张学思，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底！兄弟俩的谈话是无声的，然而，他们的心里却似翻江倒海，电闪雷鸣！张学思接过大哥递过来的一张张纸条，默读着，泪水止不住地从腮边滚落，灼热的文字，火一样的激情，燃烧着张学思的心，他真想扑过去和大哥抱头大哭一场，把积郁在胸中的感情倾吐个痛快！他们虽然是同胞兄弟，多年来却因政见不同，从来没有谈过一次心里话，第一次彼此兄弟敞开心扉，袒露肺腑之言，却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张学思努力克制着自己如潮水般汹涌的感情，他擦干眼泪，挥笔写道：您的话我一定办到！赫然的几个大字表达了张学思的心情，他在心里默念着：大哥，您放心吧，我已经找到共产党了，您的愿望一定能变为现实的！兄弟俩紧紧拥抱在一起。
突然，门外传来特务队长刘乙光的声音：副座，我们下棋啊！边说边破门而入。
与此同时也传来赵四小姐的清脆嗓音：刘队长，你的牌还没出完呢！刘乙光尴尬地把已迈进门的一条腿又抽了回去，哦，我对桥牌不感兴趣，想和副座下下棋。
张学良早已收拾好纸笔，好啊，画报看腻了，正好换换脑子。
说着笑呵呵地迎上前去。
第二天，张学思就告别了大哥张学良，离开了雪窦山。
他们兄弟俩谁也没有想到，此次会面，竟成为他们今生最后的诀别！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6、家庭冲突1938年4月，根据形势的变化，党决定将骨干力量分批送往延安学习。
对于张学思的去留，周恩来亲自过问，认真讨论，考虑到张学良目前能否获释还是个未知数，若张学思此时去延安，恐怕会对张学良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周恩来要张学思耐心等待一个时期，看时局的变化如何再做定夺。
此时，张学思的母亲许夫人和他的三姐、三姐夫已经将天津的房产卖掉了，现在暂居香港，不久将前往美国定居。
老夫人思儿心切，给张学思发来电报，希望母子能相聚几天。
张学思接到电报后，举棋不定，不知该去还是不该去，他想到了母亲会因此把他一同带到美国去的可能性。
此时的张学思，才仅仅只有二十二岁。
象他所出身的那种豪门家庭的子女，这个年龄，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在过着吃喝玩乐、纸醉金迷的生活，有的甚至离开仆人侍侯，就无法过日子。
如果能认真读书，出国留学深造，就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
象张学思这样视富贵如粪土，从小就追求进步，十七岁就彻底背叛军阀家庭参加共产党的，象他这么年轻就天南海北地奔走，为革命做了那么多的工作，生活过得那么充实，那么有意义的，简直凤毛麟角。
张学思知道母亲一直在想方设法让他出国留学深造。
请示了党组织，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张学思心里轻松了许多。
党组织的信任让张学思倍受鼓舞，你一个‘大帅府’的公子哥，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一名共产党员，哪点是人家强迫你的呢？你抛却荣华富贵的享受，高官厚禄的引诱，投身到千难万险的革命事业中来，哪一点不是凭着自觉自愿呢？所以，党对你是完全信任的！上级领导刘澜波的话久久地在张学思耳边回荡，他在心里说：澜波同志，我在香港随时待命，只要党一声召唤，我就立即赶回！香港真是个花花世界！酒吧、夜总会、麻雀馆、赌场，灯影摇曳，乐声靡靡......刚从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中原大地，突然来到这个世外桃源，张学思还真不习惯。
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张学思学会了驾驶飞机，这并不是出于娱乐喜好，而是他认为，自己是军人，就要掌握多种技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上用场。
张学思在香港陪母亲度过了百余天安逸、恬静的生活，这种感觉真是久违了。
然而，和过惯了夜生活的香港人相反，在一切娱乐场所里都找不到张学思的身影。
白天，他陪母亲闲话、逛街、散步、游玩，夜晚，则是他最好的读书时间。
张学思到香港后，就通过党组织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取得了联系，廖承志是国民党元勋廖仲恺的儿子，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理论水平很高，张学思到了香港后，多次听他讲解当前的形势，分析抗战的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在理论的提高上获益良多，他也因此和廖承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此刻，他正捧着廖承志送的《论持久战》一书，看得津津有味。
廖承志送书的时候，曾郑重地告诉张学思，毛泽东写的这本书，是一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光辉文献，认真阅读，定会大受教益。
张学思轻轻地翻动着书页，一边看一边不停地啧啧赞叹，毛泽东在这本书里，科学地分析了中外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中日两国的国情民意，为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描绘出一幅全民抗日，杀敌御侮，最终必将取得胜利的壮丽画卷。
看着，读着，思考着，张学思的心仿佛飞到了延安，亲耳在聆听伟人的教诲。
就在张学思挑灯夜读的时候，三姐夫妇和母亲也正在进行家庭会议，他们商定，一定要把张学思一起带到美国去。
一场家庭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阵激烈的争吵过后，屋里出现了暂时的异常沉默，一股浓浓的压抑感笼罩着整个房间，似乎酝酿着接下来的更激烈的争论。
张学思脸冲着墙，坐在写字台前，胸口起伏，显然还没有从刚才的感情激动中平息下来；三姐不停地踱过来又踱过去，高跟鞋的声音一下又一下撞击着每个人的心；三姐夫埋头默默在想着什么；母亲则坐在藤椅上，不安地一会儿望望儿子，一会儿又看看女儿。
良久，三姐开口打破了沉默：四弟，你再仔细想一想，到美国有什么不好？去美国是人家求之不得的事啊，你为什么这么任性呢？凭你的聪明，凭你呱呱叫的外语，到美国的高等学府去深造，将来还怕找不到好的出路吗？不比你留在国内担惊受怕强百倍吗？是啊，学思，你三姐说的有道理啊，你是得好好考虑考虑。
三姐夫不失时机地附和着三姐，现在国内战乱不已，你留在国内，谁保证你的安全？这个暂且不谈，退一步说，你的学业怎么办？总不能半途而废吧。
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啊，你一点也不考虑吗？美国是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你现在到那儿留学，学好了本领，将来回国贡献力量不是比现在更有用吗？就是呀......三姐又开腔了，可是话刚出口，就被张学思打断了。
三姐，姐夫，张学思扭过脸来对着姐姐姐夫说：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你们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现在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正是需要军人出力奉献的时候，我绝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祖国，我怎么能临阵脱逃呢？我怎么能做可耻的逃兵呢？不，绝不！张学思越说越激动，嚯地站了起来，胸脯起伏，脸胀得血红。
看到母亲、姐姐、姐夫都吃惊、不解地瞪着他时，张学思做了个深呼吸，平息了一下自己过于激动的心情，继续说道：姐姐、姐夫，你们如果在七年前跟我说这些话，我肯定会听的，因为那时我并不想从军当兵，甚至厌恶军人。
可是，九一八之后，我的看法变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东北的大好河山被日寇的铁蹄肆意地践踏，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东北的父老乡亲任人蹂躏和屠杀，我也是个血性男儿啊，从那时起，我就立志从军。
也许，你们这些话三年前说出来，我也不一定反对，因为那时我也曾想出国去学习军事，到奥国、德国、法国或英国，只要不是日本，我都愿意去。
但是，时至今日，我的主意已经改变了。
我已经在国内军校毕业了，现在，国家正值用兵打仗之际，我怎么能放着眼前的敌人不打，放着现成的本领不用，却跑到别的国家去学这学那，我学得进去吗？我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侵略我国土、屠杀我人民，却不闻不问吗？那么我学的又是什么军呢？我的军人的天职和中国人的良心又何在呢？再说，大哥为了全国的抗战事业，身陷囹圄，我作为他的弟弟和部下，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弃他而走，于兄弟之情也不容啊！屋里只有张学思慷慨激昂的声音在回荡，三姐和三姐夫都沉默了。
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母亲开口了：安儿说的话很有骨气，象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你们就不要再争了，安儿，妈依了你，你就留下来吧！此话一出，不仅张学思大吃一惊，连姐姐、姐夫也没想到本来反对得最厉害的母亲竟如此通情达理，三人异口同声地叫了声妈！，齐齐盯住母亲，满脸都是诧异的表情。
母亲的眼里溢出了泪花，毕竟是骨肉情深，谁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弃舒适安逸于不顾，而甘愿冒生命危险居无定所呢？然而，也正是因为母子情深，她了解儿子的所思所想，理解儿子的一片爱国热忱，儿子既然有志气，就让他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吧！母亲转过脸去，轻轻地揩去不断涌出的泪水。
张学思也流泪了。
这泪水中，有感激，有感动，也有愧疚，还有不忍。
张学思是个孝子，他多么想陪伴在母亲身边，尽自己的一片孝心，让母亲能够快乐地安度晚年啊！可是，理想、信念和爱国激情在他胸中燃烧，他不得不割舍母子深情，他在心里默默地说：妈妈，原谅我吧！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7、革命伴侣1938年10月下旬，张学思化名张昉，奔赴延安。
在这个革命的圣地，宝塔山下，延水河畔，张学思与广东姑娘谢雪萍相遇了，成就了一段纯真的革命爱情。
初识是在延安女子大学的一次报告会上。
那是1940年初春的一天，延安女子大学举行的报告会吸引了来自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等许多外校的学员，张学思也随着一群伙伴来到了女大礼堂。
在喧哗拥挤的人群中，张学思一眼就发现了一位梳长辫子的年轻姑娘，坐在第三排的长条凳上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一本画报，周围的嘈杂仿佛于她无干，她丝毫也不受影响。
在人声鼎沸的会场中，姑娘显得那么恬静、端庄，格外引人注目。
张学思的心里一动，加之对画报一向比较感兴趣，就凑上前去问：这份画报是从哪儿借的？图书馆。
张学思的问话，似乎没有引起姑娘的注意，她连头也没抬，继续埋头看她的画报。
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北方人吧？张学思觉得姑娘的口音带点南方人的味道。
我是从广东来的。
嗬，你一个女孩子，跑这么老远？！张学思有些吃惊，又有些敬佩。
那又怎么了，抗日又不分远近！姑娘似乎觉得张学思小看了她，这才抬起头来，正好与张学思的目光撞个正着，两人有那么几秒钟的对视，突然，又都同时觉察到什么似的，慌忙躲开了对方的凝视。
就是这短短的一瞬间，张学思的心潮掀起了波澜，再也平静不下来了，这场报告会，王明校长讲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眼前一直浮现的是姑娘深深的、犹如清泉般透彻的双眸，还有那软软的带着南方音的普通话......张学思后悔没有问姑娘的姓名和地址，他多想再见到她啊！第二次报告会，第三次报告会，张学思都早早赶来，坐在上次姑娘坐过的那个位置上，期盼着和姑娘再次相逢，可是，女大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张学思并没有如他所愿再遇见姑娘，他有些怏怏不乐。
嗨，那不是张昉嘛，你怎么来了几次，开完会就走了呀！一个熟悉的乡音从背后传来，张学思回头一看，原来是同乡顾大姐。
顾大姐是个话匣子，一见面就和张学思摆起了龙门阵，张学思突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向顾大姐打听一下呢，她肯定会知道的。
想到这，张学思鼓起勇气，刚吞吞吐吐说出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广东姑娘，顾大姐马上明白了，哦，你问的是小广东啊，她叫谢雪萍，是我的同班同学。
接着，从顾大姐那里，张学思了解到了他所想知道的一切。
广东姑娘谢雪萍出生于德庆县一个贫穷的雇农家庭，因家贫无力抚养，大姐、二姐先后被送了人。
谢雪萍刚记事的时候，父亲就得暴病身亡了，母亲被迫改嫁，只好将她送给姨家。
养母一开始对她还好，后来新添了女儿，就对谢雪萍刻薄起来，逼她干重活，动辄打骂，还强迫她退学。
幸亏养父是个厚道人，一再保护谢雪萍，坚持让她念书。
养父死后，谢雪萍不堪养母的虐待，逃到了广州，到广东纺织厂做了童工。
老板的辱骂、工头的毒打、繁重的劳动、深重的剥削，使谢雪萍对这个黑暗的社会越来越憎恨。
后来，为了活命，她还曾到香港去做过工，相同的遭遇使她渴望寻找一方乐土的心愿更加强烈。
1938年，她18岁时，经八路军广州办事处的介绍，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第二年六月，谢雪萍在延安抗大入了党，女子大学成立后，她便转入了女子大学学习。
想不到这么一位文文静静、柔柔弱弱的姑娘竟然吃过这么多的苦，张学思越发感到姑娘不简单，想结识她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
顾大姐早已从张学思的表情中猜到了事情的端倪，她心里暗暗发笑，嗬，真想不到，竟连张昉也要找对象了！顾大姐知道张学思的出身，也知道他六岁就做了曹大总统的未来姑爷，她也知道张学思一直在为这场根本没有爱情的政治联姻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反抗和斗争，后来，张学思坚决退掉了专门亲事。
顾大姐还知道，在张学思出走帅府到北平、南京等地上学期间，又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想同这位张副司令的弟弟攀亲，托人做媒的，主动提出的，不计其数，都被他一一谢绝了。
到了延安以后，顾大姐更是亲眼看见曾有城市里来的女大学生主动追求张学思，但张学思都无动于衷，似乎他是个绝缘体，爱情跟他完全不沾边。
今天，绝缘体竟然要交女朋友了，顾大姐既惊讶又激动，她故意问：张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嘛。
确实正在想心事的张学思冷不防地听此一问，心里有些发慌，脸不觉红了，没有，没有什么......哦，不......张学思欲言又止，难以启齿。
怎么，有事让大姐帮忙吗？顾大姐调皮地问。
大姐，我......我想......我想请你当红娘！话一说出口，张学思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
哦？！顾大姐心里一喜，故意问：看上谁了？大姐！张学思认真地说：打从看见谢雪萍第一眼起，我......我就，再也忘不了她了，大姐，你就帮帮忙吧！顾大姐看张学思憋红了脸，结结巴巴的样子，知道他为人庄重谨慎，根本不可能拿这种事随便说笑，看来他是动真的了，顾大姐也很想成人之美，就爽快地答应了。
星期天，顾大姐特意为张学思和谢雪萍安排了一次偶然相遇。
顾大姐找到谢雪萍，拉她一起去逛市场，谢雪萍正想买两个本子，两人就有说有笑地沿着延河水朝市场方向走去。
突然，顾大姐冲着一个策马扬鞭的年轻人兴奋地大叫：张昉——，年轻人听到喊声，就势从马背上跃下，哦，是顾大姐，你们逛市场去？谢雪萍觉得此人有些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但又一时想不起来。
你们还不认识吧，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顾大姐用手一指张学思，他叫张昉，是抗大东干队队长，我的同乡。
又用手一指谢雪萍，她叫谢雪萍，女大三班的学员，我的同学。
噢，咱们见过面！张学思高兴地说。
噢，你就是，......在女大礼堂听课的时候！谢雪萍也想起来了，两人高兴地握起手来。
接着，顾大姐应张学思的邀请去他那儿小坐，不由分说地拉上了谢雪萍同去，谢雪萍刚要分辩，顾大姐截住她的话：他们东干队有的是本子，给你两本就是了，走吧！张学思在旁连连点头，是啊，是啊，我那儿有好多本子，你不用去买了。
那天从张学思的窑洞出来时，谢雪萍手里真的拿了两个本子，不过她并不知道这是张学思临时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当然，她也更不知道今天的偶遇是顾大姐一手安排的。
后来，几次这样的偶遇之后，他们之间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
一天傍晚，张学思约谢雪萍到饭店去吃法国面包。
谢雪萍以前从没见过什么法国面包，感到十分新鲜，待到端上来一看，她扑哧一声笑了，真逗，这就叫法国面包啊，下次我也会做了！原来，这种大名鼎鼎的法国面包，不过是用蒸熟的馒头裹上一层鸡蛋糊，用油炸一下，再撒上一把白糖而已。
那好哇！张学思接过谢雪萍的话，说：你做的肯定好吃，但愿我能常常吃到你亲手做的法国面包。
谢雪萍的脸刷的红了，她调皮地说：你要想吃，我就做不好了，只会烤山药蛋。
谁知张学思认真地说：只要是你做的，山药蛋也好吃，我愿意天天吃！谢雪萍羞怯地低下头去......没过多久，张学思和谢雪萍相恋的消息就在抗大和女大传开了，羡慕者有之，祝福者有之，担忧者有之，劝阻者有之。
雪萍，你知道吗？张昉是张学良的弟弟啊！乍闻此言的谢雪萍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顾大姐从来没告诉过她，张学思自己也从未提过这件事呀！不过，谢雪萍很快就平静下来，我可不管他是谁的弟弟，我喜欢的是他本人，不是他的身份！张昉，你要三思啊！你们俩的出身和地位相差太悬殊，能生活到一块儿吗？面对这样的疑问，张学思总是坦然一笑，平静答道：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和工人出身的同志生活在一起呢？难道少爷出身的就非得娶个小姐不可吗？谢雪萍和我志同道合，我为有这样的伴侣感到骄傲和自豪！心心相印的张学思和谢雪萍，彼此都认定对方是自己的终身伴侣，1940年秋天，在延安宝塔山的窑洞里，张学思和谢雪萍与东干队另外几对新郎新娘一道，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8、情系新中国海军（1）1949年4月，张学思奉命进京，参加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在北平，张学思见到了阔别十年的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在肯定了他过去十年工作的巨大成绩的同时，又将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他——筹办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作为培养海军的军事技术干部的基地。
张学思欣然受命，并郑重向总理表示：我决不辜负您的殷切期望，只要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努力去干好！随后，张学思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建海军军校的工作中去。
6月，他奔波于安东、大连和葫芦岛之间，组织大连船渠（现大连造船厂）的技术力量，为重庆号军舰的打捞工作做好勘探和其他准备事项；7月，他重返北平，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8月，他和刘亚楼、张爱萍一道，赴苏联参观学习，并为打捞重庆号和创办海军学校聘请苏联专家。
9月，张学思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海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张学思代表海军发言说：中国人民海军以一个幼年的资格，列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我们今后一定坚决彻底地执行共同纲领中关于军事制度的一切要求，使海军成为统一的人民军队的一部分，并根据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学习与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我海军指战员，提高全体人员的政治质量与军事技术，并有步骤地培养人民海军的干部。
我们一定在实际行动中贯彻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为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人民海军而奋斗....这番可算是海军建设的誓言引起了全会热烈而经久不息的掌声，张学思倍受鼓舞和振奋。
不久，肖劲光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员，和张学思一起研究创建海军军校的方案。
10月，由张学思负责聘请来的苏联专家陆续到达沈阳，张学思又赶到沈阳，和苏联专家们就建校的具体事项交换了意见，并陪同首席专家沿渤海和黄海岸边勘测丈量，挑选校址，最后选定在大连老虎滩湾西侧。
11月，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组建大连海军学校的命令，并提出学习苏联经验，办正规海军学校的办学方针。
同时任命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为大连海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张学思为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
接下来，紧张的建校筹备就拉开了帷幕。
一切都是白手起家，时时都须事必躬亲，从房舍的修理到用具的配置，从教员的聘请到培训，从教学器材的调集与安装到教材的编写与定稿，从学员的招考到教职员工的来源与安排....千头万绪，丝丝缕缕，哪一件都需要张学思来最后定夺，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事无巨细，张学思均亲自过问，白天，他和苏联专家到处奔走进行指导检查，晚上，又抓紧时间，制定办学的大政方针或讨论具体的办学事宜，往往通宵达旦，熬夜成了家常便饭。
就凭着这样的分秒必争和饱满的工作热情，大连海军学校从酝酿筹备，到正式诞生，仅仅用了八个月的时间！1950年2月1日，大连海军学校正式开学了。
当看到学员们坐进整洁明亮的教室里，发奋学习时，当看到教员们住进宽敞舒适的新宅，热情激昂的投入教学工作时，当看到苏联专家搬进特意扩建的专家楼，全心全意地协助中国办好海军学校时，张学思这才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张学思夜以继日，以校为家的工作劲头让苏联专家们叹为观止，他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首席专家克洛契柯夫操着半生的中国话对张学思说：打娃里西张，你这么年轻，整天和我们住在一起，你还没有成家吧？张学思笑了：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他叹了口气说：工作太忙，顾不上家了！噢——！克洛契柯夫怔怔地望着张学思，随后竖起了大拇指，真了不起，张。
苏联专家的话，提醒了张学思，算一算，从去年4月去北平后直到现在，整整十个月了，他和谢雪萍夫妻俩从没照过一次面，没通过一次信，谢雪萍完全不知道张学思的下落。
在此期间，张学思倒也不是没有机会途经沈阳，而是工作太忙了，他舍不得时间，所以，每次经过家门他都狠狠心，放弃了回家的机会。
想到大禹治水，也才只是三过家门而不入，自己倒好，超过大禹一倍多，七过家门而不入！想到这里，张学思自嘲地摇了摇头，心上涌起了一股对妻子、对孩子、对家庭的深深的歉意和愧疚。
万事开头难。
海军学校草创伊始，面临着许多难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一是师资力量薄弱；二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存在着矛盾。
针对第一个问题，张学思集思广益，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一是从苏联海军院校中聘请；二是从全国各高等学府招聘；三是从起义的国民党海军人员中挑选。
按照张学思提出的三原则，再经过不懈的努力，海军学校的师资力量有了很大地增强，先后从清华、北大招聘了慈云桂等几十名教员，从湖南大学招聘了光学博士曹修懋、数学教授余潜修等十几位教员，大连大学也派出了十几名教师作为海校的兼职教员。
对于这些新来乍到的知识分子，张学思皆礼贤下士，执礼甚恭，他逢人便讲：古人尚懂得重金礼聘，礼贤下士，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吗？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工农干部不理解张学思的做法，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打天下，怎么能让知识分子来坐享其成呢？这种情绪使张学思感觉到进行普遍的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于是，他分别找来许多教员、学员和机关干部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和意见要求，又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和全校大会，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必须团结一致的必要性，强调在实践中既要尊重知识分子又要发扬工农干部的优良作风。
张学思的话，使海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很受教育。
从此以后，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互相尊重，团结一致，形成了良好的教学气氛，大家共同为了创建强大海军的远大目标而努力工作着，学习着。
张学思的心血没有白费，工夫不负有心人，大连海校成立以后，连续不断地为海军部队输送了成千上万名优秀干部，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涌现出了一批批的英雄模范人物，大连海校也因此被誉为海军军官的摇篮，这一切，无不凝聚着张学思的心血和努力。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8、情系新中国海军（2）转眼进入了50年代的第二个春天，随着人民海军建设事业的发展，组建海军航空兵的任务又提到了海军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1953年3月，张学思不负众望，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同时命他带职赴朝鲜战场见习。
张学思带着几位海军干部在朝鲜考察了海岸防御和海上作战的情况，还到朝鲜人民军海军部队参观学习，与指挥员一起探讨海岸防御和抗登陆作战的方案。
此次朝鲜之行，张学思受益匪浅，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回国后，为了尽快胜任新的职务，张学思分秒必争，抓紧一切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海军专业知识，他不耻下问，请海军司令部的各位业务长给他上课，向下属各部的部长、参谋请教，走到那里，他就学到那里。
张学思还特别爱买书，只要是发现有航海、航舰、海军、海战方面的书籍和材料，他都想方设法购买和搜集，并且爱屋及乌，凡是有关海洋的书，不管是科技的、探险的、人物传记、甚至小说和科幻作品，只要和海沾上边，他照买不误。
妻子谢雪萍看他买书的劲头，感叹地说：你呀，真是全心全意爱上你所干的那一行啦！随着广泛、深入、大量的阅读，张学思的理论水平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他并没有满足于纸上谈兵，为了更好的熟悉海军业务，他还经常下基层部队搞调查研究，深入到第一线了解具体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一丝不苟。
在海军中，张学思赢得了工作严谨、深入细致的好评。
1955年9月，张学思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
1956年8月，张学思又接到了组织上新的任务——到苏联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留学深造，这是张学思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心愿，他兴奋得夜不能寐。
他迅速整装待发，赶往苏联。
到了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后，张学思凭着扎实的数理和外语基础，申请进入速成班学习。
速成班是专为有一定专业基础的高级海军干部开设的，学的课程是浓缩的，它要求在十五个月（三个学期）时间学完本科头三年的课程，因此，张学思的学习任务相当繁重。
除了学院规定的课程外，张学思还广泛地查阅了大量的海军资料，他成了图书馆和保密室的常客，他珍惜每一分钟，抓紧时间阅读、摘抄和研究，有些来不及抄，张学思就凭着非凡的记忆力背下来，回到宿舍后，再整理成文。
就这样，张学思在留学期间，积累了一本又一本的学习笔记，后来这些宝贵的资料在我国人民海军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列宁格勒期间，张学思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学习上，周末图书馆和保密室本来是不对外开放的，在张学思的强烈要求下，也破例为中国学员开放了，张学思怀着一种紧迫感在拼命地和时间赛跑，他的学习内容，早就远远超过了教学计划所规定的要求！一年一度的寒假，张学思也没有舍得归国度假，他的假期计划，早已安排得满满当当，想念妻子儿女的强烈感情，被他狠命地压制到了脑后。
张学思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全部都奉献给了人民海军的建设事业。
每隔几个月，他就会将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当前国际上海军发展的信息写信汇报给海军首长，有的信甚至长达万言。
与其说是信，倒不如说是他学以致用的论著，它对我国的海军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不少有建设性的意见。
这些信件，后来都成了我国海军发展规划的宝贵资料。
1957年11月，张学思以优异的成绩从速成班结业并转入本科四年级学习，1958年秋末，张学思如愿获得了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本科毕业文凭。
年逾不惑的张学思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又一次被人们誉为高才生。
1961年3月，张学思升任海军司令部参谋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6月，为了了解、掌握我国自行制造的潜艇的实际性能，张学思随0三型潜艇进行练习性远航。
历经20余天的航行，张学思取得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对国产潜艇的各项性能和优劣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9月，张学思又率舰艇巡逻编队，远赴西沙群岛考察、巡视，途中遭遇台风，情况十分危急，面对突发情况，张学思沉着冷静，他果断地指挥编队先暂泊永兴岛躲避风暴，最终战胜了风浪，圆满地完成了考察任务。
1963年5月对跃进号沉没原因的调查是张学思完成的又一项重大任务。
跃进号出事区为公海，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复杂，一些大国的舰艇经常在这一代游弋，台湾、韩国的舰只也时常出没于此，所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成了国际关注的焦点，赴现场调查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张学思和陶勇等东海舰队的领导亲自制定调查方案，反复斟酌，多次修改，对于每一个环节，例如编队航渡、搜索目标、巡逻警戒、潜水探查、空中保护、通讯保障等问题，张学思都思虑再三，周密布置。
此外，张学思还逐个与潜水员谈话，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任务的光荣性和艰巨性，他们纷纷表示绝不辜负党和国家付与的重托。
在国内外关注的目光下，5月18日，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的编队出航了，张学思负责岸上指挥，随时与舰队保持着联络。
经过详细探查，最终查明了跃进号失事原因，与张学思当初的判断完全吻合，是由于偏离了航线，触到了苏岩礁上，触礁后又处置不当，致使船体损坏严重而沉没，并不是一场国际性的政治事件。
张学思赶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调查情况，对于此次如此庞大的海上行动，从兵力部署、组织协同到通讯联络、物质器材的保证，指挥机关和出海舰队一切都做得迅速、及时、有序、无误，周总理非常满意，高度评价了海军的工作，称赞张学思是精通海军业务、有能力、有水平的好参谋长。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9、铁骨丹心（1）光阴荏苒，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十几年倏忽而过，张学思已届知天命之年，而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的人民海军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海上战斗力量，看着这些骄人的成就，张学思从心底里由衷地感到欣慰和振奋。
然而，正当张学思满怀踌躇，准备继续努力的时候，前进的航道上却骤起狂澜。
最早是在6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会议上，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无端指责海军：没有把四个第一摆在第一，而是变成了四个第二。
放着大路不走走小路，有现成的好药单子不吃乱开药单子，像懒婆娘管家，管得稀稀拉拉！对于长期以来海军卓有成效的工作全盘否定。
接着林彪又派李作鹏等到海军内部，拉帮结派，发展势力，形成了一个他在海军的亲信集团。
在林彪的支持和授意下，李作鹏一伙有恃无恐，在海军掀起了一股股阴风恶浪，从此海军不得安宁。
他们诽谤海军党委搞单纯军事观点、技术第一，对于海军举行的军事比武和练兵高潮大肆侮蔑。
针对这些侮蔑，张学思慷慨陈词，愤慨地予以强烈的驳斥。
一计不成，李作鹏一伙又生一计，他们给大连海校又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建校15年来，一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林彪随即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将大连海校说成是照搬国民党旧军队、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和苏联的一套封、资、修的东西，必须将这些资料和教材都统统烧掉。
于是，海军第一所正规化的院校多年积累的中外图书资料就在林彪的一句话下被焚烧一空，大连海校损失惨重，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被迫中止。
目睹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人间闹剧，张学思气愤、苦恼、怨懑，他恨自己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张学思历来都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最不愿意介入那些无谓的争斗，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从来都是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从不回避矛盾和斗争。
1965年秋，张学思化名张昉到天津塘沽区的北塘人民公社参加四清运动。
他身在渔村，心系海军，无时不刻不在关注着海军的命运。
此时召开的海军党委会议，李作鹏等林彪死党全盘否定了海军的工作，在随后公布的会议简报上更是一派胡言，对于海军主要领导进行攻击和侮蔑，张学思看后十分气愤，他义愤填膺地说：海军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成绩是主要的。
他们把海军工作说得一团漆黑，太不象话了！1966年5月，结束了四清工作的张学思重新回到了海军司令部，正好赶上参加海军党委扩大会议。
在此之前，林彪反革命集团已经策划制造了陷害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件，把罗瑞卿打成了反党分子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接着，他们就企图以肃清罗瑞卿影响为名，想在这次党委扩大会议上将海军主要领导人整下去。
会议刚开始，李作鹏等就叫嚣：海军主要领导人紧跟罗瑞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必须作检查，交代问题，接着，他们露骨地提出了要罢免海军的主要领导人。
司马之心，路人皆知，显而易见，他们觊觎夺取海军的领导权已久。
张学思既震惊又愤怒，在中央书记处和军委领导的支持下，他对林彪一伙在海军的阴谋活动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在我们军队的党委会上，竟然出现此类事件，是十分令人痛心的！这完全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阴谋活动！你们企图用欺骗的办法，作出决议，造成既成事实，去逼中央军委点头，这种企图是个阴谋，这种做法是恶劣的非法行为，必须彻底揭露，使全军引以为戒！张学思的坚持正义，刚正不阿，让李作鹏等恨之入骨，将其视为夺权路上的绊脚石，必欲除之而后快。
不久，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林彪反革命集团趁机大肆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海军自然成了他们夺权的重点目标，李作鹏当上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海军政治委员。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思冒着被打倒的风险，坚持正义，不买李作鹏的帐，硬是顶住了李作鹏的歪风邪气。
这样一来，李作鹏一伙更是将张学思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把他排斥在文革运动的领导之外，甚至连海军司令部的一些重要活动，也不让他这个海军党委常委过问。
面对全国越来越混乱的局势，面对自己越来越危险的处境，张学思仍然坚持海军部队应保持稳定，他亲自出面组织干部和战士，日夜守卫在通讯、指挥、机要等要害部门，防止造反派冲击海军领导机关。
造反派还是越来越嚣张，眼见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个被打倒，张学思的心里十分愤懑和沉重，同时他也预感到李作鹏一伙是不会放过自己的，他对妻子谢雪萍说：这场运动，我们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
但风暴既然来了，不用怕，也不用躲，迎上去，我们是坦然的。
然而，君子坦荡荡的张学思碰到的是一伙不讲理的小人。
1967年7月22日，在林彪老婆叶群的授意下，李作鹏等人编造罗列了两大罪状，强加到张学思头上，一是张学思在东北工作时，与彭真、林枫等关心很好，来海军后，忠实地执行了以苏振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二是说张学思有特务嫌疑，蒋匪特务机关长期以来策反张学思，张学思自己写的自传中也交代接触过很多国民党上层人物，蒋匪大特务戴笠还请他吃过饭。
这份无中生有的诬陷材料，李作鹏不敢通过公开的途径送上去，他派自己的老婆将材料交给了林彪、江青和关锋。
不久，李作鹏收到了林彪集团的干将吴法宪传达的林彪旨意，逮捕张学思。
李作鹏得此尚方宝剑，立刻着手布下了罗网。
1967年9月11日凌晨4点，张学思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当他接电话时，只听得一个低沉的声音通知他，说要开个紧急会议，让他马上到招待所去。
光明磊落的张学思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阴谋。
当他来到招待所时，立即被李作鹏的亲信逮捕了。
虽然张学思早已料到他们不会放过自己，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他却怎么也不曾想到，他们运用的竟是如此卑鄙和下流的手段。
张学思被关进了北郊的一个营区里，失去了自由。
他的心里充满了屈辱和愤怒，他扪心自问，对党无愧，他先后三次给李作鹏和海军党委写了质问信，但都得不到任何回音。
在那个黑白混淆的内乱年代，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制和人权可讲，李作鹏一伙到处散播张学思是特务的谣言，想先发制人，把张学思一下子置于死地，然后，再从张学思身上挖出可以用来攻击和侮蔑周总理的证据，这就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一箭双雕的险恶阴谋。
张学思洞悉了他们的诡计，任凭怎么逼供，他都坚持原则，拒绝说假话和出具假证据。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9、铁骨丹心（2）李作鹏从张学思身上找不到缺口，就另打起主意来。
一天，一伙人突然闯入张学思家中，逼问谢雪萍，1961年参加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是哪里通知的？什么人主持的会议？讲了些什么话？有什么活动？一股怒火涌上了谢雪萍的心头，她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伙人的用意，他们是冲着周总理来的！他们要调查的事件，指的是1961年12月12日由周总理主持举行的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
那次招待会，张学思夫妇和杨拯民夫妇都应邀参加了，席间，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表达了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的怀念之情。
会上，张学思异常激动，在给周总理敬酒时竟泣不成声。
周总理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对与会者说：二十五年了，杨先生一家四口牺牲了，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高崇民先生有感而发，即席赋诗一首，诗中有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之句。
周总理说，憔悴二字消极，不符合张将军的性格，应该说一人奋斗在东南。
张学思闻言过度激动，竟致未能终席。
散席后，周总理还特地到休息室去看望他，劝慰再三。
想到这伙人居然要对敬爱的周总理下手了，谢雪萍怒火中烧，她愤慨地说：要调查，你们到周总理办公室去，那里有记录！来人见施诡计不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面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暴力压迫，张学思始终正气凛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针锋相对地进行不屈的斗争。
虽然身陷囹圄，但张学思始终相信党，相信组织，他给周总理和毛主席又写了申诉信，但这些信件都被李作鹏一伙截留、扣压下来，他们生怕他们的阴谋败露，千方百计地严密封锁消息。
谢雪萍和子女也曾给周总理、毛主席写过信，但同样也被没收，落到了李作鹏一伙的手中。
为了彻底整倒、搞臭张学思，李作鹏一伙采取了群众斗争和专案审讯相结合的办法来压服张学思，从1967年10月25日开始，连续十几天，张学思被拉到海军大院进行批斗，批斗之后是提审，搞连续作战，丧尽天良地想以此威逼张学思屈服。
不料，张学思不但不屈服，反而逐条批驳了他们捏造的种种罪名和证据，驳得痛快淋漓、驳得李作鹏一伙哑口无言、目瞪口呆。
张学思历经磨难，还是誓不向恶势力低头，他奋笔疾书为了案徇情编造事与愿违，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表达了绝不向淫威妥协，更不寻个人苟安的高洁志向。
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把张学思置于死地是铁定不变的方针，但张学思誓不妥协的铮铮铁骨让林彪反革命集团既恨且气又怕，他们又进行了多次的内查外调，可是假案毕竟是假案，是经不起调查的，所以他们搞了几年还是一无所获，最后，连专案组也认为没有再调查的必要了，请示排除张学思的特嫌问题。
林彪集团十分清楚，张学思不是一般人物，中央首长都熟悉他，如此下死力地整了两年还整不倒他，岂不自找倒霉！所以，李作鹏十分露骨地对专案组说：你们搞不出问题来，是不是还要把张学思请回来当参谋长！于是，专案组对张学思在政治迫害的同时，更施以生活折磨和人身摧残。
非人的折磨，使张学思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失眠症和胃病。
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病情越来越重，到1970年2月时，他甚至连路都走不动了，哮喘非常严重，耳朵几乎也全聋了。
张学思知道自己的病是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他想吃点香肠、吃点酸菜都遭到拒绝，甚至想吃土豆，他们也都推说没有，他要求住院治疗。
专案组被迫让他进了医院，检查结果，果然是重度营养不良引发的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和肺原性心脏病。
如此重病，可惨无人道的林彪集团还是没有停止对他的迫害，他们以防止张学思自杀为借口，把病房的门窗都关得紧紧的，窗户拧上铁丝，灯泡换上大瓦数，整夜照得张学思无法入睡。
张学思病重的消息传到周总理耳里后，周总理不顾自己也非常困难的处境，指示全力进行抢救。
可李作鹏一伙对此指示置若罔闻，张学思的病情迅速恶化。
1970年5月29日9时13分，张学思终因肺部空洞破裂，呼吸功能衰竭，心肌衰竭，不幸逝世，年仅54岁。
在此之前，他还曾留下遗言：我非常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
关于我的问题，一个是党籍问题，我是自觉自愿参加共产党的，不是混进共产党的。
另一个是东北问题，我不知道彭真在东北做了什么错事，我也没有跟彭真做过什么错事！还有，说我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联系，这完全是政治诬陷！我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问题迟早会弄清楚！决不能罚不当罪，罪不当罚！临终之前的张学思最后一次表达了他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对真理的信念，对林彪反革命集团诬陷他的几个主要问题，再次做了明确的否认。
弥留之际的张学思最后留下的是恶魔缠身、恶魔缠身八个大字！怀着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无比愤慨，张学思溘然长逝。
第九章 新中国的海军大将——四弟学思10、历史自有公断历史不容抹煞，善恶终有鉴别。
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伙折戟沉沙于温都尔汗的戈壁滩上，落得了应有的下场，这是历史的报应，闻知者无不拍手称快。
与此同时，谢雪萍和子女们也开始四处奔波，为张学思的平反而努力。
张学思的子女上书解放军总政治部，要求对张学思的问题作出结论，但由于当时林彪反革命集团余孽尚存，四人帮淫威正盛，上书如石沉大海，不了了之。
次年4月，谢雪萍再次致函毛主席，报告张学思受迫害的情况，她亲自将信送到中南海，终于如愿地转到了毛主席手里，毛主席阅后，亲笔批示送叶剑英同志阅处。
叶剑英立即指示总政治部认真复查，以便正确处理。
复查结果表明，李作鹏一伙捏造的罪名完全是子虚乌有，所谓的证据也破绽百出，自相矛盾，复查组作出了应为张学思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结论。
1975年初，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的复查结论。
4月8日，海军召开了给张学思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大会。
4月19日，张学思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被提上了历史日程。
张学思的冤案又一次重新审查，1980年12月，终于得到了公开的彻底的平反昭雪。
张学思的家属得到了妥善安置。
对张学思最为思念的老母亲，海军党委给她请了一位服务员，照料她的生活。
周总理对张学思的老母亲十分关怀，他亲笔在海军党委的报告上，将补助一定的生活费改称足够的生活费。
许老夫人对党和国家也始终是一片赤诚之心，当她得知爱子已经去世的消息后，曾痛不欲生，接连三天不吃不喝、痛哭流涕，但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在儿媳谢雪萍的竭尽孝道下，老人家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当张学思的三姐从美国来看她时，许老夫人告诉女儿说：国家对我照顾得很好，你不要挂心。
许老夫人最后以九十的高寿离世。
张学思如英灵有知，当含笑九泉！张学思共有子女6人，分别是张先毅、张仲群、张晓晓、张啸啸、张乐然、张子京。
他们现在有的住在北京，有的住在香港。
第十章 其他兄弟姐妹1、一母同胞的二弟学铭张学良兄弟姐妹14人，男女分别排行，在兄弟中张学良居长，其下有弟弟7人，即张学铭、张学曾、张学思、张学森、张学浚、张学英、张学铨；姐妹6人，大姐张冠英，妹妹张怀英、张怀卿、张怀曈、张怀曦、张怀敏。
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字西卿，和张学良同为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氏所生。
虽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但张学铭和大哥张学良境遇相差十万八千里，张学良从出生开始就倍受张作霖宠爱，一直以来望子成龙，寄予厚望。
张学铭则完全相反，他刚一出生就犯了张作霖的忌，从此饱受冷落，不被张作霖所喜。
原来，张作霖是个非常迷信的人，1908年张学铭出生的那天，张府看门人老薛头午睡做梦，梦见一个小喇嘛，直冲进院内，恰在此时，张学铭降生了。
老薛头从梦中惊醒，起身追赶，被张作霖迎面碰上，张作霖见他慌慌张张，就问：跑什么跑，进来做什么？老薛头回答：见一小喇嘛进了院，因此我才追了进来。
张作霖一听，就很不高兴，骂道：这小子，找我算帐来了。
原来，早年张作霖办团练时，曾经枪杀过一个匪帮内的小喇嘛，迷信的张作霖认为刚降生的儿子是小喇嘛转世，来向他索命的，所以，无辜的张学铭刚出生，就不被张作霖所喜爱。
1910年，学铭两岁时，赵氏带着他从新民府来到奉天找张作霖要钱，晚上学铭哭闹起来，住在另一厢间的张作霖被吵醒了，不由分说就把学铭痛打了一顿。
学铭才两岁，本来两岁的小孩夜间啼哭是很正常的事，不应该大动肝火，但张作霖因白天赵氏要钱而将怒火发泄在学铭身上，他之不喜学铭也可窥见一斑。
后来张作霖依靠日本人的帮助，掌握了东北大权之后，他的势力得到不断膨胀，日本人担心他的势力过于强大，恐怕难以控制，就假惺惺地建议张作霖送一个儿子到日本去留学，实际上是作为人质。
正在读中学的张学铭因一向为张作霖所不喜，遂被选中派往日本，进入陆军步兵学校学习。
大哥张学良倒是很关心这个在异国求学的胞弟，经常写信鼓励他发奋学习，增长才干，曾写过如下一信：二弟手足：前函谅达。
弟能知在异邦奋勉，不贻国人之羞，不丢父兄之脸，兄甚喜。
我弟论起东瀛人士，皆努力前程，非同吾国之军阀官僚，日以大烟麻雀为生活者可比，兄闻之更快甚，觉我弟知识高进矣。
但望我弟永远保守此种思想，将来学成归国，勿践旧官僚之臭习，是为切妥。
......切望弟勿入学习院，那是贵族式学校，要知我兄弟力谋平民生活，勿染贵族教育习惯，为盼。
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
盼弟在东瀛留心他们平民生活状态，研究他们一般社会的真精神。
弟有什么感触，常常以告兄为盼。
后来，张学铭学成归国，先在东北军任职。
1930年10月，他就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931年3月，出任天津市市长，兼任公安局局长和东北政务委员会财务整理委员会委员。
对于他出任天津市长这件事，张学良非常生气。
张学铭因为从小不受父亲喜欢，不被重视，和一母同胞的大哥有天壤之别，心里自然不服和不高兴，此时大哥又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大业，主政北平，他认为大哥的一切来得都太容易了，是白捡来的，张学良跟弟弟说，你哥哥能有今天，是把脑袋拿下来干，是拿命换来的！但张学铭不信，老是觉得大哥太顺利了，张学良说他是欲大胆小，有好处就来，会做表面功夫，常常把人哄得好好的。
张学良主政北平时，本来对天津市长的人选早已确定。
但吴铁城出于私利，保举了张学铭当市长，他上报中央政府，在张学良不知情的情况下，中央突然发布了任命张学铭为天津市长的命令。
吴铁城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送张学良人情，因为他与张家两兄弟关系都很好；二是他要拉拢张学铭，想以后多知道点内幕消息。
张学良对此事十分生气，他本来是有权否认的，他只要给蒋介石打个电报就可以顶回去，但他考虑再三，他要是顶回去，张学铭不乐意倒也罢了，可吴铁城就完蛋了，蒋介石肯定不会轻饶他的。
所以，张学良思虑再三，还是没有顶，默认了这个事实，不过，他后来说，这是他平生最抱歉最难过的事。
张学铭的原配夫人姚氏，是张作霖包办的婚事，两人成婚后长期感情不和，终致离异。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张学铭愤而辞去天津市市长一职，出国到欧美游历。
在德国，他遇见了曾是北洋政府代总理的朱启衿的女儿朱洛筠，说来这朱洛筠也算是老朋友了，在天津时，他们常出入于大型的娱乐场所，曾是共同娱乐的伙伴。
此次异国相逢，他乡遇故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后来两人一直交往密切，终于结成百年秦晋。
无独有偶，朱洛筠还曾是赵一荻的同学和闺中至友，此时密友成为妯娌，交谊更深了一层。
后来，当朱洛筠得知赵一荻甘愿抛弃舒适的生活，无怨无悔地陪伴张学良幽禁时，作为同学、至友、妯娌的朱洛筠对她敬佩万分，她曾公平地评价：我总觉得我们张家所有的人，都对赵一荻欠情很多。
在张学良将军被软禁，长期处在逆境的日子里，我们张家的人，不管心肠多么好，有谁能伸出一只援助的手，帮助他做点他需要做的事呢？只有赵一荻，她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全身心地陪伴、照顾着张学良。
数十年如一日，多么不易！我们张家所有的成员都从内心敬佩她感激她！1937年，张学铭才从巴黎辗转得知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及大哥被软禁、拘押的消息，在为大哥担心的同时，张学铭又感到深深的自豪，他很想亲见大哥一面，但是一时无法脱身，只好在异国遥寄思念之情。
直到1941年，张学铭夫妇才得以携子张元冲、张鹏举从香港转道回到祖国。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任命张学铭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室中将主任、东北行辕参议室副主任、中将总参议等职，但张学铭一直住在天津，从未上任。
新中国成立后，张学铭一家得到了党和国家的热情关怀。
1950年，张学铭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并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毕业时，他希望能做一名真正的劳动者，自食其力，并提出愿意管理公园，于是，组织上就任命他为天津人民公园管理所副所长。
后来，张学铭又曾担任过天津市政工程局副局长，还曾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文革期间，由于周总理的保护，张学铭一家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张学铭对周总理总是感念不已。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学铭又先后担任了天津市政协常务委员，民革天津市委员会主任，民革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虽然年事已高，但几十年来，对大哥张学良的思念却没有稍减，而是与日俱增。
每每忆及大哥，他便禁不住情绪激动，热泪盈眶。
每年六月张学良生日时，张学铭总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家里摆上寿桃，举行寿宴，领着全家人吃长寿面，遥祝大哥平安，康健。
每次一提起大哥，张学铭总会愤然道：我大哥被老蒋关了几十年，至今还被软禁在台湾，我们在大陆的一家子老小盼了一年又一年，就是不得见面！多少年来，我只能在梦中与大哥相会。
1978年2月，在全国政协第十五届全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张学铭从怀念周总理说起，又情不自禁地提到了大哥张学良，他情绪激动地说：我大哥被蒋介石软禁，已经是第四十二个年头了。
我大哥几十年来身陷囹圄，孤零零在台湾度日如年，真是苦海无边哪！我们弟兄都老了，难道要我们都到了阴间后，才得以骨肉团聚吗？祖国统一、亲人团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每每想到这些，就气愤、不平、伤心，心里不是滋味！我......激动万分的张学铭气喘吁吁，老泪纵横，他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在座的许多政协委员们也都鼻子发酸，感慨万千。
1982年，张学铭已身患重病，病榻上他仍念念不忘身在台湾的大哥。
从一本海外出版的中文杂志上，张学铭看到了大哥访问金门的消息，并看到了大哥用望远镜眺望祖国大陆河山的照片。
四十多年未见，大哥也垂垂老矣！张学铭感慨良多，他悲伤地说：为什么不放我大哥回大陆，而要摆弄什么望远镜呢？再说，可以让我去看望大哥嘛！我什么都不怕，单枪匹马一个人去也敢，就看台湾当局肯不肯放我进去。
我张学铭今生见不着我大哥，作鬼也要去一趟台湾！听者无不低头垂泪。
可惜骨肉相聚的心愿未了，张学铭便于1983年因肝硬化而溘然长逝，临终前，他留下遗言嘱托儿子张鹏举：我一生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与大哥见面。
将来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告诉他。
夫人朱洛筠女士还专门填写了一阕《思佳容》，表达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怀念：少小同嬉忆故情，而今白发说余生；将军手拨乾坤转，淑女心期玉雪清。
怀旧雨，盼新晴，春回两岸海波平。
中华一统归来日，万户融融笑语声。
张鹏举是张学铭的次子，现在天津市政建设开发总公司工作，1998年6月3日，张鹏举专门赴美国夏威夷为大伯张学良祝寿，完成了父亲的心愿。
张鹏举与大伯是平生首次相见，他首先向大伯行了大礼，跪地叩头。
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双手合十，连连作揖。
在随后的叙谈家常中，张鹏举将父亲临终的心愿告诉了大伯，并说：为了还父亲的这个愿望，我便决定通过这次祝寿，来檀香山与从未见过面的大伯父相聚，实现父亲临终之遗愿。
张学良听了侄子的话，神色黯然地叹息道：你父亲去逝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张学铭的长子张元冲目前在香港定居，从事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