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起义军南下中，蔡却带着自己的第１０师站在了敌人一边。
周向同志们汇报说：蔡假借要向军官们讲话，于是召集起军官，把他们抓了起来，并残杀了……第３０团的团长和３０名共产党员。
其他我们的同志中只有一人侥幸逃了出来，安全返回，几十名同志则失踪了。
我们在第１０师的苦心经营全部毁掉了。
这是我的过失，我应承担全部责任。
张国焘火上烧油，指出：周应当自责才是，因为他没采取预防措施。
不过，据张说，他当时并没有乘机利用周的错误大做文章。
他告诉周，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在这件事上我们太大意了，应当引以为戒。
如果这件事被人所知，它将影响我们的士气。
我们最好还是保密。
在这种关键时刻，不能气馁，不能说你要受到责备，想辞职。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必须正视它。
周答应尽力而为。
张发奎将军曾给共产党提供过部分物资援助，而现在他则开始反对共产党。
迫于军事压力，共产党只好同他分道扬镳走自己的路。
周和叶挺径直向南，朝沿海和周早已熟知的汕头地区挺进。
他们不仅要同那里的国民党部队作战，而且农民们也不敢向他们提供粮食和水。
疾病、开小差、叛变和敌人的进攻，使共产党伤亡惨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错呢？周肯定对这次令人沮丧的南下进军进行过反复考虑。
由于某种原因，起义太迟了，未能利用３个月前蒋介石在上海残杀共产党人时席卷全国的义愤，只是在武汉政府结束它同共产党的合作后，才开始行动。
所以，未能充分利用那一联盟。
对此，共产国际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它的指示是错误的，无用的。
共产党不费周折就向农民及自己的部队传达了起义的目的。
托洛茨基本人在这一点上对周大加指责。
他写道，周在其报告中，表明了党对部队的态度。
他对党员们说：‘加入这支国民党革命军，壮大它的力量，提高它的战斗力，但是，不要采取任何独立行动’……担任政治顾问的我们的同志们则应专心致力于国民党的军事和政治工作。
不能说周的同志们组成了一支士气高昂的队伍。
领导革命委员会的那个人①不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也不受人爱戴。
周的精力放在军事上，他坚信没有军事的胜利，政治就是空话。
李立三同意这种观点。
张国焘失去了同志们的信任。
党内的意见分歧远远超出了共同的目标范围。
当然，也有值得高兴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在南昌变得成熟了，因此８月１日被中共确定为红军诞辰日，并受到纪念。
作为军队的缔造者，周受到了人们的拥护。
也因他终于领导共产党摆脱了在国民党内的寄人篱下的生活走向独立而受到赞扬。
８月７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周缺席。
不过，他还是保住了政治局的职务。
９月２４日，周的部队抵达汕头港。
时值鲁莽的南昌起义近两月，在这里周接到上海党总部的命令：放弃这座城市，同农民联合，开辟新的农村根据地。
事到如今，他还是不让步，坚决要求到前线指挥战斗。
但他未能如愿。
在国民党陆军与海军向广东开拔之前，周被迫撤退，身体有病，发着高烧。
周命令张国焘和李立三回到共产党总部。
他说：你们两位必须立刻离开部队，悄悄回到上海。
我留在这儿，见机行事。
你的病好一点了吗？张问。
你应当第一个离开这里，因为你有病。
让我来代替你的工作吧。
我的病不要紧。
我能够坚持住……我们别争了，咱们最好快点行动。
前线局势吃紧，也不知能幸存下多少部队。
周轻声说。
由于部队数量及实力受损，周下令向海陆丰撤退。
这里是为数极少的共产党在香港东海岸的前哨。
周的兵力此刻只有８周前的一半。
国民党封锁了他的突围线。
战斗中，他失去了几十筐银元，这是他的储备。
担架员放下他，在这一关键时刻，只有叶挺、聂荣臻跟着他，半架半拖地带着他沿一条沟前进。
他勉强答应乘船到香港接受治疗。
周乘一条租船来到了香港。
据说，他身无分文，高烧得不省人事。
西方人所管辖的城市又一次为他提供了避难所，使他免遭同胞的残害。
在与朋友联系期间，有好几天他都是在路旁的小饭店里，吃着和黄包车夫一样的东西。
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周应当在香港停留，把病治好。
这个时候，周的行动让人摸不着头脑。
有报道说，他留在香港，做党的地下工作。
埃德加·斯诺认为他逆水而上，到广东组建广东政府去了。
而斯诺的同伴新闻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则断定周到了莫斯科。
比较合乎情理的猜测是，周在香港停留了两周，身体恢复后大概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上旬来到了上海，承担了党的重任，并受诗人瞿秋白的领导。
负责党的工作的新同志们发现，要对南昌起义作出正确官方的评价是很困难的，它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重性。
１０月，在周缺席的情况下，他们称赞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
而一个月后，有人又把这一事件斥责为军事机会主义的不成功尝试。
他大力支持中央的工作，对共产国际几乎言听计从。
结果，中央没有因南昌失败而处分他①，甚至还同意他留在政治局，负责军事工作和保密工作。
通过这些办法，他的结局比他的南昌起义合作者李立三与张国焘都强多了。
不过，后来跟他俩不同的是，周强忍住没向中央提交南昌起义的辩解报告。
他尽量表现得很冷漠，对那些争吵很超脱，也不向任何同志施加威胁。
这使他在受挫后，得以轻而易举地重振旗鼓。
最终，１９２８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党代会上，重新为南昌起义平了反。
它被承认为反对国民党的一次正确军事行动。
在一般人眼里，周现在毕竟胜过多数同志，这是党内许多人和俄国顾问们的一致看法。
假如他是在苏联而不是在法国留学的话，那么，在暂时忍受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之后，他这时可能在党内已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然而，最后还是一位受共产国际偏爱，受过苏联教育的人占据了这一高位。
周拥护自己的同志独立于国民党，然而，他却不得不认真对付意识形态上的殖民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毛泽东是钦佩周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无论是经验还是资历，这时毛都比周低几级。
自从他们在广东匆匆相遇以后，彼此很少联系。
后来，实际上却是毛肯定了周在红军创建中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周的一项新任务是负责监督顾顺章的秘密人员打入当地警察总部。
８个月前，顾曾负责过上海起义。
对共产党来说，他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作为秘密的青帮成员，他可以在警察采取反共行动之前得到情报。
返回上海，给人带来了一点欣慰。
１９２７年底避开广东国民党的追捕后，邓颖超赶到了丈夫身边。
上海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但是至少他们夫妻团圆了，在当时周所住的位于威海卫路的一座西式小房里安顿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