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深得蒋的信任，所以在广东的同志就利用他作为向蒋进谏的渠道。
可是他在国民党中的主要盟友、具有自由思想的廖仲恺却于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０日被暗杀了。
这时候，那个意志坚定的小造反者邓颖超闯进了周的生活，这是他们自４年多前周赴法分别以来的第一次相见。
她作为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从天津南下来此，邓在这次政治生活的分离中比周显得更出色。
但是，他们的个人生活却不会出现分离。
没几天功夫，他们便悄然无声地结婚了。
当时，周２７岁，邓２１岁。
对他们来说，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婚姻由父母包办的年代里，他们彼此做了自己的选择——自愿的、充满热情的、不受他人支配的选择。
他们抛弃了正规的礼仪，只是当着许多朋友的面，宣布了他们的八互，即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
事实证明，他们是相互恪守了诺言的。
他们的婚姻被证明是中国夫妻生活中最成功、最忠诚、最持久、最具有说服力的婚姻，是两个具有类似背景和思想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之间的生命结合。
邓的父亲是广西人，而她自己则是在１９０３年或１９０４年在河南出生的。
同周一样，她被中国一个传记作者描述成来自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
她父亲死于突发病。
同周一样，没有了父亲，成年之后只有靠自己。
邓是独生女，她母亲对她要求严格，立志把她培养成人。
邓的母亲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在一些显赫的家庭里做家庭教师，很有可能她也影响到后来的周。
她们母女俩移居天津的法租界，在那里邓的母亲仍然当家庭教师，以此挣来的钱使女儿获得良好的教育。
１９１５年，邓颖超考入了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在班上，她的成绩常常中等偏上。
她聪颖，但并非出类拔萃；她活跃，善于雄辩又具有直率开朗的性格。
据说，这是中国中原人的特点。
她在１２岁芳龄时，便参加了反对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学生爱国运动。
她后来说：在两年内，我便完成了学校规定的整整八年的功课，可是由于过度疲劳，我患了肺结核。
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地理、历史、音乐、物理和汉语，我不喜欢针线活。
在离校的前一年，她积极参加了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
邓回忆道：我们分别组织男学生和女学生，因为让他们一块行动是困难的。
我们是‘女子爱国协会’，并与男同学进行合作，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个。
可是后来的生活中邓承认，她们所做的一些行为是有些过激的。
在激动中看书学习是不可能的。
抗日的热情这么高涨，以至于我们把一个日语教师给赶走了，并撕毁了他的教科书。
我现在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为了反抗日本，我们必须学习日语。
１９１９年秋，觉悟社成立了。
这里正是两个未来的情人初次相遇的地方。
周恩来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一位中国作家写到，那时邓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姑娘，她积极参加了所有的宣传和游行活动。
在频繁的接触中，他们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
同年１０月，在天津，这对情人再次站到了斗争的前头。
邓承认，他们利用书中所学到的一切来引起革命。
我们鼓动人民拯救祖国，推翻那些卖国贼。
当我们演讲时，经常泣不成声，听者也为之感动。
邓带领一个演讲团，到处散发激进的学生报纸，包括周编辑的那份报纸。
１９２０年夏，邓来到北京的一所私人学校任教。
由于她母亲失去了工作，所以她必须赡养母亲而无法出国。
据说，是邓先爱上周恩来的。
一个后来跟他们很熟悉的德国人安娜认为，邓相貌一般，所以周很明显看中的是她内在的东西而并非其外表——不过那是在长征之后的事了，长征使她变老了许多。
邓颖超后来回忆说：一方面我憎恨旧的婚姻形式，另一方面我也不赞同所谓的自由恋爱思想。
她觉得年轻人对这些事情不太了解，所以形成一种成功的现代婚姻是不容易的。
我没有爱上任何人，周恩来和我当时只是好朋友，那时我只有１７岁。
她的教师工作很辛劳，她希望在收入较高的银行谋一个职，为此便在晚上学习会计知识。
正像３年前在天津上学一样，由于疲劳过度，她的身体再一次垮了下来。
这样她不得不放弃学习，更谈不上在银行谋职了。
在北京住了两年半之后，她又回到天津在一所小学里任教。
到１９２３年①，她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和周恩来一起成了天津学生领袖的核心人物。
这些领袖们定期聚会，讨论俄国革命，并受到北京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李大钊的巨大影响。
中国的年轻妇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所以西方的政治理想对她们可能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种大胆而又新颖的自由、平等思想可能对邓比对周更有意义。
邓同周一样，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感兴趣，并于１９２４年加入了国民党。
她见过周所尊敬的同志蔡和森。
１９２４年她又参加了共青团，几个月后转为共产党员，被任命为妇女部部长。
１９２５年，国民党选代表参加在广东举行的第一次党代会①，她被选为天津的代表，正是这个机会，使她能与她所爱慕的人结合在一起。
后来，她常常对她的朋友们说当周恩来在巴黎时，他们是通过书信来往而恋爱的。
另一位作家写道，他们借鸿雁传书使爱情从１９２２年便建立起来了。
这样，才有了他们在广东的相聚。
一位西方记者是这样描绘邓的，她有着敏锐的政治头脑，在表达其思想时又不受感情所左右；她有礼貌、和蔼可亲；而周恩来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坦率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
他的夫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长处，可以在这方面给他一些弥补。
周恩来亲切地称邓为小超，这就成了她后来的别名。
邓是周工作中的好助手，家庭中的好妻子。
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党的领导人常常到他们家里来探望，来客都无拘无束。
邓从不让她的客人知道她很忙或很累，使他们有宾至如归之感。
然而，客人从佣人那儿得知邓颖超总是亲自挑选购置家具，并特意指教厨师做菜。
他们赞叹她不辞辛苦，既忙于政治，又忙于家务。
一位传记作家这样写道：结婚以后，他们是由邓来掌权当家。
有人会说她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习惯，无论如何，虽说他们出身于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但他们已经背叛了那个阶级的习气、价值观及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