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9 1 7 — 1 9 1 9周恩来年轻时在南开中学发誓结下的那些同学友好，现在都成了他的救星。
由于周恩来早年想进入美国学校的愿望遭受了挫折，在１９岁那年他便着眼于进一所日本大学。
日本是亚洲地区惟一深受中国传统影响而现在却已完全实现了西方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
由于在国内受到抑制和挫折，中国的年轻人均把日本看成是变革的温床，在那里可以学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
像往常一样，周恩来感到力不从心，据说他的老朋友吴——那个曾经在中学保护过他的大个子东北人又出现在他的面前来帮助他。
吴已成婚，此刻已享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在日本留学。
充满热烈情感的吴劝说其他３个在日本留学的友好和另一个学生，与他一块每个月为周捐助１０美元——占他们每个人奖学金收入的五分之一。
周在启程前写了一首表达自己坚定信念的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在这首诗里，周恩来决心终身与帝国主义作斗争。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周恩来此刻正准备向它学习现代化新事物的国家，却是一个曾经比欧洲人更为跋扈地羞辱过中国并很快就要进一步彻底入侵中国的国家。
周严肃地对待自己在诗中所下的决心，１８个月后他把这首诗抄给他在日本的朋友作为警钟并作为自己的警言。
周恩来可能是向北旅行，路过他从前呆过的地方沈阳，经由朝鲜，并于１９１７年９月到达日本①。
他在神户港见到了前来接他的老朋友吴，然后很快赶往东京并首先到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注册。
在这所学校，他可以学习日语并复习准备师范学院的入学考试，因为他打算今后当名教师。
学校共有３５０个学生，都是中国人。
只要学完高等预备学校的课程，那么周恩来就可获得中国政府的资助。
但是，他从未完成这一学业。
尽管他明显在早稻田大学并可能还在其他一些大学非正式地听过一些课，但也不能够被日本大学正式录取。
他可能还在日法法律学校上过学，因为很久以后他曾经说过他在那里呆过一年。
尽管周恩来成功地从朋友们那里得到了经济上的援助，但他在日本的生活仍然是很拮据的，同时膳宿仍然是个问题。
４０００名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已经住满了为他们准备的住处。
但是，周恩来仍得到了一个许多中国学生称之为教母的日本妇女的帮助。
她为中国学生解决各种问题，帮他们洗衣服，甚至为他们的恋爱、婚姻当参谋。
在这个善良的妇女的帮助下，周恩来解决了住宿问题，和两个中国学生一起住在一个木工家的楼上。
这里挨着一家影院，离学校也不远。
周恩来深深地被日本乡村那美丽的景色所感染，尤其是富士山和中国式的寺庙。
但是，他亲眼见到日本工人在封建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所受的那种苦难，这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不幸的是在他到达日本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已变得傲慢无理。
日本现在是亚洲地区武装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国家。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利巨大，把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强加给了一个软弱贫困四分五裂的中国。
然后，广泛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入侵中国的国土。
日本人把中国看成一个没有获得真正独立的古老、软弱、无能的国家，因此把它当作一个合法的掠夺物。
周恩来和居住在东京市内中国小社区的同胞们一样，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行径及他们对周的祖国和民族的残酷暴行非常愤怒。
所以，当这种状况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周在日本逗留期间早就感到他在日本对现代化的探寻从根本上受到了日本沙文主义气氛的阻碍。
其他中国学生，包括对周进行赞助的那些弟兄（有一个例外），由于受到同样的挫折和苦楚，都卷起铺盖，整好行装，不待学业结束便乘船离开日本返回国内。
周本人也受到影响，决定弃学回国。
周来到日本时，已是日本为争取经济发展，获得西方在外交上承认它的平等地位的努力奏效的时刻。
日本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得到了西方盟国的支持并被看作一个平等的伙伴，而日本的爱国者现在意识到日本与欧洲和美国的最终平等也正在得到承认，他们为此而得意洋洋。
但是，在他们的野心范围内，惟一能够成为其直接目标的是中国——日本在远东的对手。
呆在日本继续学习的那些中国青年被自己的一些同胞认为是懦弱胆小、自私自利，不打算回去挽救民族的命运。
日本的敌对，促使中国学生组成了一个新中学会，相集研讨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封建主义和把中国从这两者中挽救出来的办法。
周参加了这个学会并为该学会撰写宣传稿件。
１９１８年５月，中国学生在神户一家中国餐馆秘密集会，抗议日本让中国政府派军队去西伯利亚的要求。
集会被警察驱散了，而中国学生中的返乡运动却从这一事件中获得了力量。
此外，他们还取得了其他方面的成功。
一次，当地警察署长在讲话中使用了侮辱中国的语言，为此中国学生宣读了一篇由周起草的抗议书，使该警察头头不得不赔礼道歉。
周作为集会的３个组织者之一，亲自作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军阀主义的演讲。
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处于低潮的时候，１９１７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遍了亚洲，受到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们的欢迎。
周和大家一样，无比喜悦，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他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日本的杂志和报纸上关于列宁及他的同志们的消息。
正如周的同事们所说的那样，周很少去上课，而把时间主要花在政治会议上和附近的一家革命杂志的编辑室里。
艰难困苦现在又一次缠绕着周。
吴此刻在京都学习，他仍然从那里给周寄钱，但周却不得不勒紧裤腰带。
他放弃了吃肉，停止了试图获得正规学生资格的努力，把所有的时间均用在阅读和帮助其他学生组织会议上面。
１９１８年，当秋日来临之际，周感到丝丝凉意。
这时，吴邀请周到他那里去和他住在一块儿。
吴由于获得了两份生活津贴，再加上有一个聪慧的妻子，他能够继续生活下去，并且按照学生的生活标准，吴过得非常舒服。
你和我们呆在一起，他在信中写道，这样我们可以抽时间商量一下你上京都大学的事情。
京都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师资力量很强，你会喜欢那里的。
我已经问了你好几次，但每次你都说不愿意靠朋友过日子。
然而，即使你不考虑我们在南开的友谊，可我们现在都是处于异国他乡的外国人，难道我们不该互相帮助吗？吴的其他信都未能说服周，但这最后一封信感动了周。
他整好行装，乘上火车，奔向京都。
在京都车站，他热泪盈眶地扑进了他中学时的老朋友吴的怀抱。
吴和他的妻子与其他两个中国学生共同住在一栋租借的房子里。
周现在也跟他们住在一起了。
他每天早早起床，把整理房间、打扫卫生作为自己的任务。
有时，当吴氏夫妇回家太晚时，周便给他们做晚饭。
吴不时带回来一瓶酒，他们便一起来欣赏周的烹饪手艺。
正如在舞台上演戏一样，周不介意他的伙伴们把这称为女人的事情。
吴给周讲他听过的课，而周给吴讲他读过的书。
和在东京一样，周在这里实际上没有进入大学。
他填过一份申请书，选修政治学和经济学课程，并仍把自己的地址写为东京 田。
不过，这份表格事实上是否交了去都不清楚。
但是，周的确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那受益匪浅，因为从１９１９年起周便成为河上肇博士的半月刊《社会问题研究》的热心的读者。
这是一份第一次真正影响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杂志。
令人惊奇的是，他却从未见过这位学者。
周让吴介绍一下这位学者，但吴却不愿意这样做，或许是因为他怕自己与他的南开老朋友在意识上的不同会因此而变得更大。
吴已经后悔把自己的《资本论》一书借给了周。
吴正寻求一种对中国的俾斯麦式的领导，吴认为俾斯麦是权威的政治家，这样的人能领导国家强大并使之向着现代化迈进；而周却相信只有对中国人的头脑进行意识形态的改造，才能使中国发生必要的变化。
一个实行铁血政策的强人在一个没有普通人民进行的革命中是不可能使中国加以改变的。
吴的妻子经常在这两个老朋友的争论之间进行调停。
有一次，争论发生在吃饭后，争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拯救中国。
由于争论得比较厉害，周不停地往自己的杯子里倒酒喝，在争论的高潮中竟有点失态。
光靠强硬的领导，他断言说，是不可能挽救局势的，必须拥有坚定的追随者来支持领导，必须逐步地对年轻一代和老一代进行彻底的再教育，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包括学生、工人、甚至农民；在革命成功之前，必须使这些人站在自己一边。
不进行革命，中国便得不到拯救！这时，吴倾过身来从他的朋友手中夺走了酒瓶，把它扔在地上。
如果你坚持这种观点的话，那你就不可能拯救中国！他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