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独立审计人查看梅格纳姆50年代的账本，一定会发现财务上的不规则现象，在今天看起来，那是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
卡帕把手伸到合伙人和招募人员的收入里，支付他在女人、昂贵的衣服、餐馆和赌博上的支出。
看起来他不可能被自己亲自创立的公司解雇。
他招募来的人，他们的事业都要归功于他，在他经常利用他们的收入的问题上，看样子不会有强烈的抗议的。
但是，他的态度并不是故意的诈骗。
梅格纳姆的强人艾略特·厄尔威特也许是梅格纳姆过去50年里最稳定的支取工资者，他记得50年代初期去梅格纳姆巴黎公司的情景——或者不如说是参观楼下的咖啡屋。
卡帕在隆香赢了双赔。
他差不多抱了一大堆钱回来，在咖啡屋里一张张点清，之后开始给手下发钱，咖啡屋里的，楼上办公室的，他都发。
到发完的时候，他已经一文不剩了。
玛丽亚·艾斯纳当总裁的时候，她总是担心，有朝一日，创始人之一在国外拍摄完毕后，会来要求得到他们所有的回报。
卡迪埃-布莱森在印度过了三年回国后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公司欠他好几千法郎，因此，他对卡帕说，他急需要那笔钱。
为什么呢？卡帕问，你妻子有皮毛衣，她并不需要一件新皮毛衣。
你不喜欢汽车，那你要钱干什么？卡迪埃-布莱森想买一栋房子，很便宜的价格，他需要用这笔钱修补房屋。
我已经把你的钱花了，因为我们差不多就快要破产了。
卡帕回答。
哦，那你应该提醒我的啊。
别跟只青蛙似的在这里叽叽哇哇的。
听我说，普雷明格正在拍电影，你去帮他拍电影吧。
我们之间钱不是问题，卡迪埃-布莱森后来说，我们得生活，他却在赌博，在替别人找工作。
事情总是这个样子的。
苏茜·马奎掌管着梅格纳姆的小钱箱，根据她的看法，卡迪埃-布莱森可不是这么无所谓的。
她记得，卡帕和他的这位贵族同志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卡迪埃-布莱森认为卡帕来自另一个世界，她回忆说，他喜欢包勃，但完全不理解他，或者大部分情况下不理解包勃实际的意思——他的话永远都是不连贯的英语、少部分德语和一点匈牙利语的混合物。
事情弄得很着急的时候，包勃会捶起桌子来。
契姆总是想办法让事情平息下来。
过一阵子后，马上就会出现停火。
最后，亨利承认，包勃永远也不会变。
因此，只要亨利外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拍他想要拍的照片，事情就好起来，他会很开心。
乔治·罗杰的寡妇金克斯记得，卡帕赌博的事情是梅格纳姆所有创始人都经常操心的一件事情。
她丈夫会在钱的事情上跟他吵架，就跟卡迪埃-布莱森一样。
卡帕赌博把钱都输了，她说，他好像并不在乎，但我们在乎。
最后，契姆和卡迪埃-布莱森决定，他们不能依靠卡帕赌博来维持梅格纳姆的运转。
他们得做点别的什么。
卡帕不仅仅是一个控制不住的赌徒，而且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追求与无名妓女过性生活的人。
如果赛马赢了钱，那么，香榭丽舍附近的酒吧就会有很多抽幸运牌香烟的模特出身的妓女。
如果他想去离兰卡斯特饭店不远的一处妓院里逛一逛，那么，有一个万国之家可以去，那里的房间就是按照他这样一个有着广泛的国际兴趣的男人装饰的：东方式的房间里面有榻榻米和木雕的富士山。
那些姑娘当然都是极有异国情调的年轻漂亮的女人。
如果卡帕运气不好，巴士底广场附近的阴影和巴黎各处的角落共有二万多嘴唇樱红、艳香袭人但价格低廉的妓女在四处游动。
卡帕的这种控制不住的强迫行为也许有一个简单的解释。
他觉得无聊。
你必须记住，包勃是一个喜欢行动的人，苏茜·马奎说，他希望成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见证。
他总是必须要活动，要行动，要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他一辈子一直都在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为了生存。
卡帕在一个冲突的家庭出生和长大，在巴黎烟雾弥漫的弹子球室玩的时间越是长，在梅格纳姆为钱的事情发生口角，为署名的事情进行争辩，他就越是有可能怀念战地摄影的挑战性。
评论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位同时代人承认：我所体验的高潮从来都没有在战场上一天的体会深，肾上腺素的那种上升是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发生的。
那是一种极痛快的感觉，你能够体会到的最激烈的感情莫过于在前线，在炮火下，在战争中。
卡帕对朋友说，他是勉强参战的，很高兴能够当一名没有人雇用的战地摄影记者，但是，战争使他成为传奇人物，如果他要保持这个传奇，那就只有回到战场。
但是，他也知道，从下一个战场再次返回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的。
他已经报道过四场战争，在特拉维夫侥幸躲过使他吓了一大跳，他突然明白了生命的脆弱。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50年代初他没有去报道朝鲜战争，差不多牺牲掉他作为当代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的地位那场战争有多名战地摄影记者做了杰出的报道，但是，也许最出色的报道是美国前海军大卫·道格拉斯·邓肯，他是美国普通大兵的骄傲，他在《生活》杂志上夸大了这些大兵镇定自若的战地神态。
虽然卡帕没有去朝鲜，但是，他招募来的第一批新手，沃纳·比斯柯夫为梅格纳姆报道了这场战争，他主要报道了美国轰炸机受害者的情形。
但是，如米勒在《梅格纳姆》中所说的一样，卡帕觉得那些照片太软了，无法卖给《生活》杂志，因为《生活》杂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像是在替美国人在远东的侵略行为当啦啦队长。
卡帕的多个同时代人都相信，他对朝鲜战争没有足够强烈的感情，因此不愿意再次拿自己的生命打赌。
在一场战争中，你要么仇恨什么人，要么热爱什么人，他曾对玛莎·格尔霍恩说，你必须有个立场，否则你就无法忍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是，也许还有一个更浪漫的原因：有梅格纳姆提供资金，他并不那么急需要钱用。
去看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如何屠杀农民，那并不值得人拿生命去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