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卡帕《稍有偏焦》1944年8月25日黎明，太阳好像是匆匆升起来的。
卡帕连牙都懒得去刷了。
9点钟，吉普司机带着他和沃顿贝克跟在列克勒克的装甲坦克车后面前进，以很快速度开往奥尔良港口。
突然间，他们身边围了一大群人，他们挥舞着旗帜和鲜花。
妇女爬上了他们的吉普，很投入地吻他们。
戴高乐万岁!他们喊，列克勒克万岁！另外一些人在不停地喊：谢谢！谢谢！谢谢！上午9点40分，卡帕和沃顿贝克经过奥尔良港口。
他们比海明威的部队更早赶到了巴黎的大门。
现在，妇女们将孩子抱起来，好让军人吻，之后又喊：谢谢，谢谢，谢谢！五年之后，卡帕回到他真正称为家乡的城市。
那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一天。
过去几年尘封的情感很快倾泄出来。
我和包勃·卡帕热泪满面，两个人奔跑进城，沃顿贝克回忆说，我们不为流泪而感到羞耻，那些拥抱我们的人群也在流泪，他们也没有感到流泪有什么难堪的。
他们把吉普停在因瓦利德大道上，朝奥西码头走去，在那里，德国人还在进行最后的顽强抵抗。
一位戴钢盔的长胡须牧师从他们身边跑过去，他想赶到一名受了重伤的法国水手身边，为他进行最后的圣礼。
在一个街角上，卡帕遇到一群人，他们围着一个跪在街上请求饶命的德国军官。
多名抵抗运动成员想用枪就地正法，但之后，突然有三名法国海军士兵冲了过来，将德国军官收作俘虏了。
战斗打响了。
德国人仍然占据着外交部和其他几栋关键的建筑。
到晚上，留在巴黎城的大部分德国人都投降了。
天黑了，炮火声在远处慢慢消失，光明之城再次照亮，再没有四年多来的灯火管制了，三色旗与星条旗双双飘扬在埃弗尔铁塔上。
整个晚上，巴黎人都站在窗台上高唱《马赛曲》。
第二天下午，在蔚蓝色的天空下，卡帕拍摄到戴高乐将军的照片，他的胜利队伍正在由凯旋门向巴黎圣母院进发。
卡帕的照片显示戴高乐露出少有的微笑，而那一刻是他最荣耀的时刻。
但是，凯旋队伍在维尔饭店广场一带受阻：多名自作主张的德国狙击手也许还没有接到投降命令，他们朝人群开枪了。
数以千计的巴黎人很快就蹲在溅满血迹的人行道上。
有个戴着太阳镜的单身美女一点也不害怕，高高地站在那里，她感到极其骄傲，根本都不屑蹲下身去。
在附近的街道上，抵抗运动战士很快就找到了狙击手所在的地方，用机关枪和自动步枪回敬了他们。
在一条街上，卡帕发现一位穿双排扣细纹西服的举止优雅的商人，他仰躺在地上，正在打卡宾枪：在他身后，一家餐馆的大门上密密麻麻都是子弹洞眼。
几个小时后，最后一名狙击手被消灭，卡帕在施格里布饭店见到了沃顿贝克，这里的酒吧很快成为国际新闻报道团的水孔。
《生活》杂志的画家弗罗依德·大卫后来很好地描绘了这个酒吧的情景。
在他的画中，卡帕看着他的同事，他的样子看上去像是个浅黑肤色的匪徒。
当时在场的卡帕同事包括沃顿贝克，他像是一位杰出的将军。
还有《纽约客》的作家简内特·弗兰纳，她的嘴唇上总夹着一枝烟。
再就是眼睛做过修补的播音员威廉·谢尔。
有胸部发达的海明威，还有看上去神情严肃的约翰·斯坦贝克。
约翰·莫里斯很生动地记得编辑卡帕拍摄的巴黎解放的照片。
当时，我记得自己并没有留下很深印象——那些照片我看了感到很是失望……他的照片编辑起来很容易，他的思路很容易明白。
他并没有投身去寻找疯狂的角度。
他基本上属于那种看到什么拍什么的摄影师。
你也许会说这是个弱点。
他在寻找拍摄主题方面并不是很优秀。
但是，事过六十年后重新思考当时的事情，莫里斯说，他很喜欢再次看看当时描述巴黎解放的真实照片。
卡帕是拍摄者当中最不动感情的一位，他的技术范围总是令人惊奇地有所限制，但是，他总能够把相机在最适当的时刻对准目标，这方面的能力是无人能比的。
他描述当日巴黎欢乐场面的照片一直都是巴黎解放的确定纪录，那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一天，当然也是巴黎历史上最快乐的一天。
在巴黎解放最初的那几个风急火急的日子里，卡帕跟莫里斯、乔治·罗杰、玛丽·韦尔什、斯利姆·阿伦斯和威廉·沙拉扬一起喝掉了好多瓶香槟酒。
但是，他有意不在施格里布住下来，反而去了兰卡斯特。
让他吃惊的是，他发现乔治·罗杰一个小时以前就已经到了，而且为他订了一个房间，正如他们在意大利约定的一样。
一天晚上，卡帕和海明威忘了他们在圣波瓦发生的口角，一起在兰卡斯特饭店吃黑市上买来的食物。
接下来的那个晚上，海明威的翻译、作家马赛尔·杜哈麦尔带卡帕和海明威的一队非正规军到了塞纳河路边上的一家小餐馆，毕加索经常在那里吃饭。
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卡帕发现毕加索就坐在附近的餐桌上。
海明威跟毕加索是老朋友了，他们彼此拥抱，之后在卡帕的餐桌上一直谈到深夜，葡萄酒一瓶接一瓶地喝，还大吃新鲜的羊肉。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卡帕再次发现了巴黎其他的一些角落，跟战前就认识的一些朋友们重逢了：卡迪埃-布莱森、契姆和彼埃尔·加斯曼。
法国的《时尚》杂志编辑开了一个派对，这三个人在聚会时一起喝香槟，为这个可爱的城市的解放而干杯，一起讲战争期间的故事。
卡迪埃-布莱森在战俘营里过了三年。
第三次逃跑的时候成功了，并加入了巴黎的抵抗组织，公开的身份是心不在焉的一名佛门画家。
契姆参加了美国陆军，主要从事空中侦探情报的图片解释工作。
到1944年，他成为中尉，并成为美国公民。
不久之后他得知，他父母和大部分亲人都在1942年死于华沙的贫民窟。
第二天一早，据恩内斯特·海明威的说法，卡帕去左岸圣奥古斯丁路的一栋二层画室里看望毕加索，每天从十一点钟到下午一点，毕加索都要在这里搞一个开门迎客的聚会，招待其他的画家和朋友。
卡帕拍下了他穿着带条纹T恤衫的样子，毕加索的左手抱着《生活》杂志描述为一种令人惊骇的玩艺儿的东西，是用铁丝、金属、牛头和各种垃圾制作的。
虽然纳粹曾宣布毕加索为堕落的画家，但是，在整个占领期间，他们基本上还是没有怎么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