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马哈海滩是一场噩梦。
哪怕现在（三十年后），回想1944年6月6日发生在那里的事情，仍然会让人痛苦。
我曾多次返回原地，悼念死在那个海滩上的勇敢的人们。
永远也不应该忘记他们。
也不应该忘记打了胜仗后活下来的那些人。
当天踏上奥马哈海滩的任何人都是英雄，哪怕他们只尽了自己最微薄的力量。
奥马尔·布拉德利上将1944年4月初，卡帕回到英国。
谁知道接到再次返回战场的命令还需要等待多长时间？几个星期？也许一个月？这期间，他决心好好享受一下，哪怕只是为了忘记意大利的恐怖回忆也好。
他在附近的街道和公园里散步时，他发现身边有很多美国军官和盟军的其他军事人员。
在地铁里，人们都很紧张。
将有大事发生。
伦敦出现了登陆热。
有酒就喝，有勾引的机会就勾引，有好吃的东西就快去吃。
卡帕跟红姑娘过了几天，一边喝她的酒，一边跟她做爱。
如果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次见到情人，那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使做爱让人激动的了。
在地铁里，一个女人只需要看你两眼，你就明白自己有好事了。
沃伦·特拉邦特回忆说。
他曾在美军反间谍处工作，后来在巴黎与卡帕成为朋友。
黄昏时分和天黑之后的海德公园及格林公园让许多无经验的青年军官们深感震惊。
一位去过卡帕也去过的那些街道的加拿大青年说，那些地方听起来就像性交战场。
共有175 000人见过盟军登陆日的行动，其中，卡帕是少数自愿参加的人之一。
他有两个选择，可以跟作战部队的机关人员一起去，也可以随第一波攻击部队登陆，但是，卡帕把赌注押在了后者上。
他知道自己选择了风险最大，但也是到目前为止他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采访活动，因此也很快就发现与红姑娘的性交并不足以使他淡忘与死神摆下的赌局。
他的很多记者朋友，包括恩里·皮尔已经开始需要喝酒才能入睡了。
恐惧的阴影挥之不去，皮尔写道，它让人心里感觉沉甸甸的，好像挂着担当不起的重负一样。
卡帕没有靠喝酒帮助睡眠，他选择了玩扑克。
五月初，海德公园七叶树的开花期已经过了，此时，卡帕大把大把输钱给一批相当厉害的美国作家和电影制片人。
只要有条件，他就不跟不屑为伍的耍花招的人赌博，他喜欢认真的玩家，这些人唬人的时候也有说服力，每有同花大顺和对子牌，都情愿得到机智的应答出牌。
当年春天，他的对手都是像欧文·肖、普利策奖得主戏剧家威廉·沙拉扬和好莱坞导演乔治·史迪文森及欧文·莱斯，这些人都属于美国陆军通讯部队的一个分支，专门制作宣传片。
登陆日之前的伦敦，对卡帕而言是一段时期的狂欢，肖写道，对于这种消谴活动，卡帕有相当成熟的品味。
如果不去酒吧大喝一番，那他一定在组织扑克狂赌活动，赌博期间，德国空军几乎夜夜狂轰，因此，下赌之前或走下赌桌时犹犹豫豫，那都会看作是相当不明智的行为，不管爆炸发生的地点是哪里，也不管防空火炮的声音多么震耳欲聋。
在卡帕的赌桌上玩过牌的所有人，都会很亲切地回忆起红姑娘，觉得她是相当不错的女主人。
如果有距离特别近的轰炸发生，她会甜甜一笑，眼里闪出一道光芒，之后会兑上好几份鸡尾酒给大家喝。
沙拉扬很会吓唬别人，但这让史迪文森不高兴，因为看来他并不在乎到底是输还是赢。
史迪文森是上校，他的军衔最高，牌也打得最好——面无表情，铁青发冷。
沙拉扬是二等兵，跟肖一样不喜欢部队的生活，牌打得很臭，为人粗野，很冒失，他后来描述卡帕是主营赌博，业余摄影，而摄影却不是他喜欢的事情。
卡帕从不退出，无论赌注到达多高，而且，如果有沙拉扬在场，他从来都没有赢过。
我一直在估计他的费用开支，沙拉扬回忆说，总共算起来，花掉的钱足以开一家小型电影制片厂的。
如果卡帕是靠战争赚到钱的，那么，扑克游戏就可以确保，战争一旦结束，他就不能够当有钱人了。
肖回忆说，他并不拿输钱往心里去。
如果手里有一对牌，结果碰上三张相同的牌或者四张顺，他说得最多的也不过是：‘Je ne suis pas heureux（真不走运）’。
这是歌剧《佩雷阿斯与梅利桑》中他最喜欢的一句话，他在别的更危险的场合也说过。
到5月中旬，伦敦最好的酒吧和餐馆都挤满了美军高级军官和神经越来越紧张的记者，其中就有斯利姆·阿伦斯、恩里·皮尔和乔治·罗杰，他们从意大利赶回来迎接登陆日的到来。
有一天晚上，卡帕发现恩内斯特·海明威也在多切斯特旅馆的酒吧里，两个人在城里一直玩到了快天亮。
一开始，他都没有认出老爹来，浓密的胡须都盖住两边的鬓脚了。
第二天，他告诉海明威的兄弟莱切斯特说，老爹碰到麻烦了。
那可恶的胡子吓跑了所有的姑娘。
5月22日，所有拿到报道登陆行动许可证的记者齐集伦敦中心一个军人俱乐部的会堂。
负责登陆行动的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上将走上讲坛。
伊克说，卡帕和他的同事事实上是军方的一支部队，对于赢得战争胜利是必不可少的。
我得到报纸的情报，说一项军事行动即将展开，他补充说，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如果我们的人民掌握了最好的消息，那我们的国家就会打出最好的效果来。
你们将获准报道任何可能报道的内容，当然，也要符合军事安全方面的要求。
我永远也不会跟大家讲虚假的内容……我对未来的结果不存一点疑虑，但是，对于这项重任的艰巨程度，我也绝不存任何幻想……那不光是一篮子玫瑰。
5月24日，卡帕举办了一次大型晚会。
他明白，这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晚会了。
在客人们看来，包括约翰·莫里斯和其他的牌友在内，在新闻团里稍有分量的人都请到了，包括恩内斯特·海明威，他现在是替《柯利尔》杂志报道。
莱切斯特·海明威也跟大家一样留下深刻印象，他发现卡帕搞到了大量黑市酒，好让大家狂喝一番，以消除战前惊慌。
卡帕是组织能手，也会搞东西，更会让人人放开喝。
混酒用的巨罐放在房间的中央，那是从一个原子能研究实验室里借来的10加仑的玻璃罐，酒上面浮满了刚刚摘下来的桃子。
到早晨三点，酒终于喝光了，人们开始陆续散去。
四点刚过，恩内斯特·海明威就跟一位彼德·多勒医生离开了，他主动提出送海明威回多切斯特。
约七点钟，卡帕唤醒莱切斯特。
老爹今天早晨离开后出了车祸。
伤得很重吗？莱切斯特问。
不是很重，割破了。
就在附近的医院里。
他们赶往莱茨布里奇的圣乔治医院。
恩内斯特躺在床上，打着绷带，就好像一道光环围在他的头上。
他的头皮撞破了，有很深的伤口。
怎么回事？莱切斯特问。
撞到街上的水箱了，他兄弟回答说，(多勒的)腿伤得很厉害。
我算是走运的。
老爹要去缝头皮了，离开之前，卡帕给红姑娘照了一张相，是她耍疯的样子。
她把这位深受众人尊重的作家的病号服掀起来，露出了纯白的屁股。
这张照片并没有登上《生活》杂志，但是，海明威头缠绷带的照片倒是登上去了此前，一名记者曾来过医院，有人告诉他说，海明威已经死掉了。
在意大利，《星条旗报》刊载了一份报道，说伦敦实行灯火管制以后，海明威在一次车祸中丧生。
那次撞车事件并不是致命的，但是，他的头部还是受了很重的伤，这可能是他1960年最终发生精神崩溃的原因之一。
1960年，海明威抓起一杆镶银的12标理查逊式双筒散弹猎枪，把自己的脑浆都打出来了。
海明威出事后不久，卡帕接到通知，去参加盟军公共关系部的一次会议。
他得知要打好包裹，假如写有遗书的话，还必须说出遗书具体内容，并登记自己的血型。
他一次离开旅馆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小时。
他知道登陆行动迫在眉睫了，因此决定为这次行动购买一些东西，作为最后一刻的购物行动。
他买到的东西主要有一件新的伯恩伯里牌军用外套和一个银制水瓶。
《生活》杂志的一份登陆日摄影记者照中显示，就在这次疯狂购物活动之后，卡帕的双手深深地插在外套的口袋里，唇间夹着一枝香烟。
卡帕完全没有留意有人在照相的事情，只有派往美国空军的弗兰克·谢切尔强装了一个笑容。
包勃·兰德里是除开卡帕以外《生活》杂志派出跟随美军攻击部队的惟一记者，他甚至都没有隐藏自己担忧的神情。
卡帕开始准备行李了。
他允许携带125磅重的行李参加登陆，结果他在里面放上了很多白兰地和刚刚买来的避孕套。
在意大利，他注意到有很多军人利用部队发的避孕套防止火药受潮，因此而在摄影记者中掀起一股高潮，大家也用这些东西来存放胶卷和相机。
5月28日，红姑娘准备早晨去看他，跟他说再见，祝他好运，但一大清早，一位公共关系官员就唤醒他了，要他立即准备出发。
长期的等待终于过去了。
南岸特别搭起了很多营帐，卡帕加入了数千军人。
他后来回忆说，一走进大门，他就感觉到自己已经到了英吉利海峡的中央。
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
只有一条出路还在——随装满士兵的卡车奔往法国海滩。
在他的军营里，他跟第116师第二团在一起。
他将随同第一波攻击队伍出发，这一波攻击将于退潮后一小时，即6点30分准时开始。
卡帕和第116师的步兵们一起不出声地坐着，情报官员们解释了他们在霸王行动中担当角色的具体内容。
特别制作的两栖坦克将最先登陆，准备突破德军的滩头防线，从而清除掉海滩的逃跑渠道。
上岸的第一批部队将包括快速袭击小组，这些小组已经过数月的高强度训练，因此勇猛无比，他们还带有火力极猛的新式武器：30英寸的机关枪、火箭炮和火焰喷射器。
爆破组专门清除海滩上的大型障碍物，他们将留下旗帜作为信号引导艇长，而这些艇长到时将引导多波登陆艇开向海滩。
H-时，也就是第一批部队打击海滩的那一刻的两个小时后，奥马哈海滩将夺下。
德国人早就料到了盟军会在法国北部登陆。
如果成功，他们最终的失败将不可避免。
因为威胁很大，希特勒就派上了他最聪明的上将，也就是总有独立见解的沙漠之狐欧文·隆美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