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着感情谈到英国人，就好像他们才是对手；他谈到他们不声不响地胡乱应付的方式。
玛莎·格尔霍恩《到死才分手》1942年年初的一个早晨，卡帕在一个小公寓里醒过来，公寓在纽约第九大街西头60号的一幢5层赤褐色砂石建筑的顶层。
他取回邮件，发现《柯利尔》杂志寄来一封让人开心的信——他们需要他去英国，之后准备报道盟军在法国或北非的登陆行动。
更让人倍受鼓舞的是，还有预付的1 500英磅支票在里面，或者大约是这么一个数目吧，都是他后来回忆的。
但是，来自司法部的一封信却让他感觉大祸临头：他已经被分类为潜在的敌方侨民。
他有可能被扣留。
至少，他不再可能在公开场所拍摄照片了。
只要在比如中央公园这样的地方拿出莱卡相机，他就有可能被逮捕。
1947年，他写了一部回忆录《稍有偏焦》，在书中，卡帕解释他如何作为一个潜在的敌侨而报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这么做的惟一摄影家。
他请《柯利尔》杂志的编辑做一些幕后工作，之后就去了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
卡帕请一位抱同情态度的官员吃午饭，上了十多只龙虾，还上了一瓶1921年的蒙特拉榭酒。
那位官员指点说，必须为他做特别的安排卡帕也许真的凭自己的魅力过了关，跟他后来所说的一样。
但是，《稍有偏焦》的某些部分是不可信的，还有某些部分完全是编造的。
事实上，卡帕是想把自己的回忆录写成电影脚本，并且从来也没有声称那是他在1942～1945年间的真实经历。
《稍有偏焦》于1947年出版，出版的时候，护封广告上甚至都有作者写的这么一句警示的话：如实照写明显是很困难的，出于这个原因，本人有时候稍有出格，稍有朝有利自己一面写的可能。
本书所有事件和人物纯属偶然，但与真实有某种联系。
等待大使馆的消息期间，卡帕跟米龙·戴卫斯夫妻一起留在华盛顿，他是《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年仅23岁。
戴卫斯记得卡帕霸占着他家的浴室，泡在浴盆里看他的书，一泡就是一两个小时。
有天早晨，卡帕忘了锁门。
他不想从浴室出来，结果，戴卫斯就抓起他的劳莱弗雷克斯相机拍他的裸体。
卡帕一点也不开心。
只有这样才能让卡帕从澡盆里出来。
戴卫斯说。
他拍的照片显示，卡帕在看西门隆的小说，看上去视力模糊的样子，很适合那本小说。
直到今天，他还相信卡帕的晨间仪式是使自己从弗里德曼变成卡帕所必须的。
最终，卡帕收到英国大使馆寄来的正式函件，这份函件可作为临时旅行文件使用。
他回到纽约，打起行李，之后在城里过了最后一个晚上。
他后来说，《柯利尔》杂志寄来的预付款他赌博输掉了，因此只好借了5美元的出租车费到达布鲁克林。
他上楼清理允许他离开美国的一些许可证件，朱莉亚就在楼下的出租车里等着。
他在码头上离开泪眼蒙蒙的母亲，挥手道别。
之后，他下到船舱里放好行李，为自己喝了一顿庆祝酒——他终于再次成为战地摄影记者了。
卡帕的船是护航船队的一部分，这次横跨大西洋的旅行本身都是一篇好故事。
1942年，大西洋战役发展到了关键阶段，贪婪的U型船使盟军货船受到很大损失。
在卡帕与安全地带之间，一共有3 000英里宽残酷无情的海域，里面活动着由140多条德国潜艇组成的流氓团伙。
这段时期跨海去英国是最危险的。
第二天，卡帕跟海军准将麦吉自我介绍，他负责整条船队的安全。
麦吉在一战期间曾进行过著名的多佛尔巡逻，1939年再次服役的时候，他已经退休八年多了。
听我说，在这次航行途中，别指望挖到什么独家新闻！他警告卡帕，我们的工作不是作战，而是要逃跑，要闪避。
我们宁愿要一百多货船完全抵港，也不要维多利亚在任何一天多出一百多十字架来。
跨海几天之后，警报终于响起来。
发现30英里外有德国流氓出现。
卡帕掏出相机，正好拍摄到水手们从机舱里跑出来进入战斗岗位的情景。
在甲板上，他看见一艘驱逐舰在制造防护烟幕。
黑烟从舰船上冒出来，同时在整个船队中间穿插。
他很快连几码外的军官也看不见了，更不用说这个船队其他的二十多条船了。
到了黄昏，大海翻起巨浪，是深水炸弹造成的。
过了紧张的几个小时后，迎接的英国驱逐舰才重新加入船队，并一直护送船队到达安全海域。
5月中旬，卡帕到达伦敦。
《柯利尔》杂志的记者昆丁·雷诺尔兹一个星期后才到达，他是派来跟他一起报道战况的。
他是布鲁克林出生的美国人，性格外向，体重220磅，很喜欢喝酒，他们一起去伦敦的酒吧，结果很快就喜欢上了卡帕。
卡帕写道：伦敦在闪电战之后和美国人完全进入英国之前的精神面貌，既开放又友好。
有一天晚上，他们碰到《溪谷青青》的作者理查德·卢韦林恩，他的回忆录写的是在威尔士的矿区成长的经历。
根据这本书改写的电影刚刚赢得1941学院奖的最佳摄影奖。
那里的溪谷到底有多青？雷诺尔兹问他。
你自己去看看吧，作者回答说，看看我是否有所夸张。
看看那些男女是怎么生活的，就是那些挖煤的人，那些参与最重要的战争工业之一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