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说，他当时跟约20名男子在一个战壕里，这些人手里只有一些破旧的步枪，这一点跟他在《纽约世界电讯报》的采访中所说的话有很大出入，形成很大的矛盾。
在朝外的一个山坡上，他补充说，叛军的机关枪就架在远处，那批人朝机关枪开火，打了5分钟的样子。
之后，他们站起来说，冲吧！之后就爬出了战壕，并且朝机关枪的方向过去了。
肯定的，卡帕继续说，机关枪吼起来，哒哒直响，剩下来的人爬回来了，再次朝着机关枪的方向一通乱射，但机关枪手显然很狡猾，根本就不回应。
又过了5分钟，他们再次喊‘冲啊’，结果再次像割草一样割倒一批。
这样的事情重复了三四次，因此，到第四次的时候，我正好把相机举过头顶，甚至都没有朝外看，就在他们一边朝战壕外面爬的时候，我就按下了相机。
卡帕解释说，当天拍摄的照片并不是他本人冲洗的。
他把胶卷送回了巴黎，是跟其他一些胶卷一起送走的，之后在西班牙继续呆了三个月。
回到法国的时候，他发现他已经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家了，因为我举过头顶的相机正好捕捉到了一个人中弹的那一刻。
倒下的战士最早登在1936年9月23日的《看到了》杂志上，次年又登载于《今夜》和《注视》。
根据普特尼教授，《看到了》杂志的瑞士赞助人在卡帕的照片登出来以后，将路西安·伏格尔解雇了。
吉塞尔·弗洛依德确证，1936年秋节，（伏格尔）组织的那期西班牙内战特别报道站在支持共和党人的立场上，因此，特刊的出现激怒了《看到了》的赞助者，伏格尔被迫辞职。
1937年7月12日，这张照片出现在《生活》杂志第19页，旁边的图片说明是：西班牙士兵，正好在一粒子弹打中头部的那一刻。
如同在欧洲一样，这张照片也引起轰动。
多名读者愤怒地写信给编辑，抗议杂志上登载如此触目惊心的暴力描写。
中美洲地区还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图片。
直到1974年，倒下的战士的真实性问题才有人提出来，并在公开场所受到质疑，是菲律普·莱特雷的《第一批伤亡者》。
莱特雷采访过奥·加勒尔，他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由《每日快报》派出的记者。
加勒尔告诉他说，倒下的战士是在作战的间歇期内表演出来的系列动作拍照。
根据他的说法，卡帕和其他一些摄影人员对共和党的一名军官说，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好拍摄的。
那名军官说，他将派一批士兵过来，供大家表演一些动作。
照片后来发表的时候，加勒尔评论过，说照片看上去就跟真的一样，因为底片看上去稍有模糊。
他告诉莱特雷说，卡帕开心大笑，并说，‘如果想拍到好的动作照，那焦距就不能调得太准。
如果你的手抖动一下，那你就得到了极好的动作照’。
但是，这份证词稍有一点不妥当的地方，因为他1978年跟史学家约吉·列文斯基进行采访谈话时说，卡帕是在叛军控制的西班牙地区拍的。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卡帕曾去过民族主义者控制的西班牙地区。
的确，这样的一次访问一定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他本人是共和党事业的热情支持者。
莱特雷书中的另一份重要资料来源于泰德·阿伦，他是一位加拿大的退伍军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他曾爱上过19岁的格尔达，并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成为卡帕的好朋友。
他写信给莱特雷，告诉他说他曾与大卫·塞穆尔谈过那张照片的事情，因为塞穆尔曾报道过西班牙内战的事情，卡迪埃-布莱森也是一样。
塞穆尔告诉我说，卡帕并没有拍那张照片。
到底他说是他本人拍的，还是说是格尔达拍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
格尔达·塔罗的传记作家艾姆·莎伯尔说，她宁愿不在自己的书中长篇议论倒下的战士的事情，因为她觉得，这对理解她的主角来说并不是至关重要的。
她觉得，格尔达拍下那张照片的可能性极小，但也不是不可能。
西班牙文化史家卡洛斯·塞兰洛考察过卡帕和格尔达在这个时期拍摄的照片，他写道，很难分辨哪张照片是谁拍的。
直到1937年，几乎格尔达所有的照片都要么是没有签名，要么是用卡帕的名字。
仔细研究卡帕的底片后，人们可以看出他的照片到底是不是侥幸成功的，或者可以看出他的照片到底是一组由不同人构成的表演照的一部分，还是同一个假装被击中者的照片。
很明显，照片所属的那一个系列的底片，有很多都不存在了。
原来冲洗的照片或者实际照片的底片都没有了。
如果卡帕的确是请人表演拍照的，他有可能拍出数张由民兵倒下构成的照片，这些人都假装中弹倒地，或者会利用三角架防止照片模糊。
可笑的是，这种性质的证据倒是可以在《看到了》杂志本身找到。
《看到了》杂志用跨页大标题写道：西班牙内战，然后将那张著名的照片放在另一个死去的民兵照片的上面。
两幅照片都有小标题：他们如何倒下。
杂志的图片说明清晰地表明是指两个不同的人：双腿紧绷，胸口对着狂风，步枪拿在手上，他们顺着满是短茬的山坡往下跑……突然之间，他们的飞奔中断了，一粒子弹射来——一粒种族相残的子弹——他们的鲜血就被家乡的土地饮下了。
在第一幅，也是更著名的照片里面的那个士兵穿的是白衬衣和深色长裤。
第二幅照片里面的士兵穿着暗色的连体服。
第一张照片里面的男子穿深色鞋。
第二张照片里面的士兵穿白色的平底凉鞋。
第一幅照片里面的男子的皮制肩带上有三个子弹袋。
第二幅照片里面的男子皮带上有两个子弹袋。
他们倒下的动作也很是不同。
两张照片里面是同一个人的假设极不太可能。
但是，卡帕有无可能当真拍到了第一个人倒下的情形，如同本人所说的是一次侥幸成功的事件，之后又侥幸在同一个山坡上拍到了第二个人也被击中身亡的？或者说，我们看到的是由不同演员表演出来的同一个时刻？对每一个心存怀疑的人来说，都会有一个更激烈地为倒下的战士辩护的人。
格尔达和卡帕有一个尚在人世的共同的朋友，就是露丝·切尔夫，关于这张照片的事情，还没有引述她的任何纪录，但是，她对两位拍摄者在那个时期的熟悉程度，比今天活着的任何人都要高。
她现在坚持认为，那照片是真的：我看到过那张照片之后的另外一些照片，当时，那个士兵已经死在地上。
但是，她是如何看到后来那些照片的，而且那些照片的下落如何，这些问题她说得不甚清楚。
莱特雷揭露此事之后，西班牙内战退伍军人乔治·索尼亚强烈主张，那张照片的确是真实的。
卡帕有很高的职业诚实精神，根本不可能相信他会发明一场骗局，无论是无伤大雅的骗局还是值得鄙视的骗局。
他写道，1936年8月，他曾与卡帕一起到了马德里的北方，也就是瓜达拉马山脉。
索尼亚回忆说，共和党人的一次反攻后，子弹倾盆而来，卡帕并没有回到掩体里，反而站在那里拍照，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此时，很多人跟割草似的倒下了。
索尼亚并没有亲眼看见卡帕拍摄倒下的战士，他承认，敌人的第一批机关枪子弹飞来时，他就跑进了掩体。
但是，他认为，那张照片是8月份拍的，就在离马德里一天车程的某个山区拍的。
但是，1936年，塞罗墨里安诺离马德里至少有三天的车程，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那张照片都应该是在9月而不是8月拍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