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所说的这些话是经过慎重考虑和众人细致研究的，只有这种开诚布公的坦率谈话才能消除美国方面对马来亚政府的疑虑。
如果开口痛骂，一副势不两立的样子，反倒会引起了怀疑，毕竟中国也是华人组成的，相对而言更是马来亚政府中很多人的母国。
而且西方对对红色中国的敌视与恐惧，主要体现在对集权暴政的敌视与恐惧。
反面的中国形象由各种灾难与迫害的恐怖故事组成。
这种想象往往相隔的现实距离越远，就越真切。
5年代初的红色中国与1840年前的中华帝国一样，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国家。
30年代最高峰的时候有将近20，000美国人在中国，而50年代最低谷的时代，在中国大陆的美国人还不到20名。
在这种相互隔绝的状态下，任何从那个封闭的红色帝国传来的消息，都变成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证实着西方人的仇恨与恐慌。
这些故事的叙述者或见证人，大多是最初几年从红色中国逃出的流亡者和一些到处搜集小道消息的记者。
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来自于道听途说与猜测。
没有人关注什么才是真实，也不可能获得真实的报道。
因为直到万隆会议之后，西方记者才被允许进入中国。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GCD将会使中国从一个和平、宽容、宁静的东方国家，变成一个斗争、仇恨、暴乱的GCD国家，甚至比苏联东欧更加更怕。
他们哀叹的不仅是将失去了亲美的国民党中国，还有神秘甚至有几分可爱的传统中国。
那个在赛珍珠笔下描述的王龙阿兰们耕耘地黄土与墓碑间的田园。
后一种态度尤其普遍出现在西欧国家，伴随着他们二战以后殖民帝国主义体系崩溃造成的感伤。
在吴铭想来，如果中国不是被迫进入了封闭状态。
那么中国国内在那个年代造成地悲剧，还有西方对中国地恐惧和仇视可能会减轻。
当然，也也只是大家的想象而已。
杜鲁门和马歇尔同时沉思起来。
半晌。
马歇尔抬头问道：刘先生，你的意思是不是在共产主义阵营里搞区别对待，让他们在内部产生不和？ 共产主义阵营并非铁板一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慢慢演变。
吴铭点了点头，说道：而外来的压力却将使他们之间忽略矛盾，团结得更紧密。
高论，很高明的理论。
杜鲁门两眼闪闪发光。
对马歇尔说道：对于这种理论的可行性我们有必要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而且要电告司徒雷登，让他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美国政府地东亚政策是比较僵硬，但这不是某个人的意志。
马歇尔说道：而是一群人，一大群人的意志，我们是否能够灵活地采取不同的策略，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这是当然，要不美国不也成了独裁的国家了。
吴铭笑着说道：我这也只是个人的看法。
姑妄听之吧！ 这种看法很独特，也很有诱惑力。
杜鲁门说道：如果能在中、苏间制造裂痕，当然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刘先生，据我们的情报显示，你通过私人关系和现在中国地一些熟人打了招呼。
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体，一方面希望他们能说服中国的工商资本家、银行家、各行各业的学者专家能到马来亚发展。
马歇尔狡黠地笑着说道：这是不是在提前挖中国GCD的墙角啊？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些人在马来亚和美国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和更广阔地发展前景。
吴铭笑着解释道：相信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也会这么认为。
资金，人才。
看来马来亚政府想得很周到。
杜鲁门赞赏道：一方面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帮助。
一方面也能让这些人避免共产主义的迫害，对此。
我是很赞同的。
这么看来，刘先生也是并不看好内战中的蒋先生地国民政府地了？ 只是从军事上的角度加以分析，国民政府地处境不妙。
吴铭点了点头，战争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虽然现在国民党军在人数上还占据优势，但什么叫击败敌人？必然是消灭其武力，使其不能作战。
然蒋先生总是不肯放弃土地城池，处处死守，也就处处守死，反观GCD军，为了保存实力，不惜放弃延安，转战陕北，直到击败国民党军，再收复延安。
从指挥艺术上看，明显高出一筹。
攻占延安的最大成就仅止于宣传，并未也实际的军事效果。
马歇尔明显对蒋介石有不满，有些轻视的说道：他刚刚已经拒绝了美军顾问团从东北撤军，巩固华北的建议。
吴铭苦笑着摇了摇头，岔开了话题，总统先生，国务卿先生，我和现在的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私交不错，只是碍于他的官方身份，并没有要求他在中国运用影响力，使更多的知名人士来马来亚，在此，我想征求一下意见，我是否可以这么做呢？ 如果是以你个人名义发出的邀请，我想这是私事，于司徒雷登的官方身分无碍。
杜鲁门狡猾的说道：这可以做为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助来处理。
吴铭呵呵一笑，伸出大拇指对着杜鲁门比划了一下，如果是这样，我很乐意以我个人的名义向老朋友司徒雷登先生提出要求，以他的人脉和名望，我想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们的会谈很愉快，刘先生的睿智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鲁门对吴铭这个举动感到很新鲜，也很高兴，刘先生不仅在战争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外交上也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相信在随后进行的正式会谈中，美国和马来亚能达成更多的共识，我个人很希望美国能在马来亚的重建中起到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