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贡瓦尔・拉尔森在旅馆露台观看那幅美妙景象的同时，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儿瑞贝卡・林德正在斯德哥尔摩的法庭受审，罪名是持械抢劫银行。
负责本案的检察官是推土机奥尔松，多年来他俨然已成为持械抢劫案的司法专家。
然而持械抢劫的风潮正在全国各地如瘟疫般蔓延开来，也因为如此，他是个几乎没有时间回家的可怜虫。
举个例子，他老婆在他枕头上放了张简短的字条后离开了他，可是整整过了三个星期他才发现。
不过这件事影响不大，他以一贯的高效率，在三天内又替自己找了个妻子。
他的新任妻子是他的秘书，对他仰慕得五体投地、毫无保留。
当然，从那天开始，他的西装也不再那么皱了。
这一天他无声无息地来到法庭，离审判开始还有两分钟。
他是个肥胖但脚步轻盈的矮胖子，五官颇有喜剧感，动作灵活生动。
他身上永远是光鲜的粉红衬衫，配上俗气得要命的领带，贡瓦尔- 拉尔森曾经在他的特别小组中待过，差点儿没被他的领带逼疯。
推七机朝空空荡荡、暖气不足的法庭外室望了望，发现里面坐着五个人，其中除了他自己传唤的证人以外，有个人现身在此令他大感惊讶。
那人正是警政署凶杀组的组长。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他问马丁・贝克。
我被传唤来当证人。
被准传唤? 辩方。
辩方? 什么意思? 是布莱钦，辩护律师，马丁・贝克说，可见，他接了这个案子。
‘压路机’啊。
推土机说，明显带着肝火。
今天我已经开了三个会、抓了两个人，这不可好，恐怕这一下午我都得坐着听那台‘压路机’大放厥词。
你对这起案子有什么了解? 不多，不过布莱钦的话让我觉得我该出庭才对。
目前我没有特别的情报可以告诉你。
你们凶杀组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工作。
推土机说，我有三十九个案子待处理，还有同样多的案子暂时压着。
你应该跟着我工作一阵，就明白了。
推土机几乎每案必胜，当然也有几桩数得出来的例外。
不过这句话，对这位司法大将来说并不怎么中听。
不过我们会有个开心的下午，奥尔松说，‘压路机’绝对会让你有好戏可看。
两人的对话因为宣布开庭而中断。
除了一个重要人物之外，相关人等纷纷鱼贯进入法庭――瑞典首都司法大楼里一个相当阴沉的空间。
这间法庭的窗户大而堂皇――虽然这不能当做借口，不过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它看来很久不曾清洁过。
法官、助理法官和七名陪审团员坐在长长的法案后面，庄严地望着法庭。
被告从一个小边门被带了进来，她是个长发披肩的金发女孩儿，嘴唇紧绷，棕色的眼眸十分冷漠。
她穿着浅绿色绣花长衣，质料轻薄，脚下是黑色木匠包头拖鞋。
大家纷纷就座。
法官转向坐在左侧被告席上的女孩儿，问道：本案的被告是瑞贝卡・林德。
你是瑞贝卡・林德吗? 是。
能不能请你大声点? 好。
你的生日是一九五六年一月二日? 是。
我必须请被告说话大声一点。
他的语气仿佛这句话是必要的仪式，确实也是，因为这间法庭的音响设备很差。
被告律师希德伯・布莱钦似乎有事耽误了，他接着又说，在等他的同时，我们可以先召集证人。
检方有两个证人：银行出纳克里斯丁・弗兰森和助理警员肯尼斯・克瓦斯特莫。
辩方传唤的证人如下：警政署凶杀组组长马丁・贝克、助理警员克勒・克里斯蒂安松、银行主管朗福德・邦迪生，以及家政教师希娣玛莉・魏伦。
辩护律师还找了一家企业负责人华特・裴楚斯出庭作证，不过他说他无法出席，还声明他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
陪审团里有人窃笑。
现在，证人可以离席了。
在这种场合向来穿警察制服长裤、黑皮鞋外加刺眼运动夹克的两名警员随同马丁・贝克、银行主管、家政老师、银行出纳一起拥出法庭，进入休息室。
法庭上只有被告、警卫和一名旁听者留下。
推土机埋首看了两分钟文件后，抬起头好奇地打量那个旁听的人。
他揣测那个女人约莫三十五岁。
她坐在长椅上，面前摊着一本速记簿，身高比一般人略矮，留着不是太长的平直金发。
她穿着退色的牛仔裤、说不出颜色的衬衫、凉鞋，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双足宽宽大大的，脚趾平直，透过衬衫明显看得到她胸部平坦，乳头却很大。
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张棱角分明、有着倔强鼻梁和锐利眼神的小脸。
她的眼神锐利如芒，正一- 一射向在场的人，在被告和推土机身上尤其停驻良久。
她看奥尔松的目光实在刺人，这位检察官不得不起身拿起一杯水，移座纠她的背后。
但她立刻回头，和他四目相对。
她不是住性方面会吸引他的那种女人，如果他有选择的话。
不过他非常好奇，她在床上会是什么模样。
从背影望去，他看得出来她的肌肉紧实细密，一丝赘肉也没有。
如果他去问正伫立在休息室一角的马丁・贝克，说不定可以探听到一些端倪。
例如，他会知道她三十九岁了，不是三十五；她有社会学的深厚背景，目前从事社会服务工作。
事实上，马丁・贝克对她所知甚多，不过他愿意说出口的少之又少，因为那些多半是具有私密性质的事情。
如果有人问起，他可能只会说，她的名字是雷亚・尼尔森。
预定开庭的时间过了二十二分钟后，法庭的门猛然被人推开，压路机出现了。
他一一手捻着一支点燃的雪茄，一手拿着文件。
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着文件，非得法官故意清了三次嗓子，他才漫不经心地把雪茄递给庭务员，让他拿到外面去。
布莱钦先生现在到了，法官话里带刺。
本案即将开庭审理，请问还有没有人反对? 推土机摇摇头，说：没有，当然没有。
就我所知是没有。
布莱钦站起身，走到法庭中央。
他比法庭内任何人的年纪都大，除了德高望重之外，他的大肚腩也令人印象深刻。
他的衣着品位之差、之不合时宜也是出了名的，他吃东西掉在背心上的残渣可让一只不挑剔的猫饱餐一顿。
长长的静默后，他意味深长地望了推土机一眼，终于说道：这位姑娘根本不该被送上法庭。
除了这件事，我别无反对意见。
我的发言纯粹是从技术层面来说的。
现在，请检方陈述起诉要旨。
法官说。
推土机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低着头开始绕着桌子踱步。
他的文件摊在桌上。
本人谨陈述如下：瑞贝卡・林德于今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持械抢劫PK银行的仲夏夜广场分行，事后又因为抗拒拘捕她的警官而犯下袭警罪。
被告可有话说? 被告主张无罪，布莱钦说，因此，本人的职责就是否定这一切的――胡言乱语。
他转身面对推土机，用哀伤的口吻说：迫害清白的人是什么滋味? 瑞贝卡就跟长在地上的胡萝卜一样，清清白白。
所有的人似乎都在想象这幅新奇的景象。
法官终于开口说道：这点该由本庭来决定，不是吗? 很不幸，是的。
压路机答道。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法官说，口气甚是严峻。
现在，请奥尔松先生说明案情。
推土机望向旁听的女人，而她也老实不客气地回敬，目光咄咄逼人。
他只得把目光移开，先是瞥了布莱钦一眼，接着越过法官、助理法官和陪审团，盯住被告。
瑞贝卡・林德的目光则像是飘在空中，远离这些疯狂的官僚语言和是非之争。
推土机双手背在身后，开始走来走去。
瑞贝卡，他的语气很和善，很不幸，你的遭遇就是时下许多年轻人的遭遇。
我们齐聚在此，是为了要帮助你――我想我直呼你的名字没关系吧? 瑞贝卡似乎没听到这个问题，如果这也算是问题的话。
就技术上而言，这是个一目了然的案子，几乎不需讨论。
正如审讯时所显见的――仿佛沉浸在个人思绪中的布莱钦，这时突然从西装内袋掏出一支粗大的雪茄，指着推土机的胸膛喊：我反对? 审讯的时候我不在，也没有任何律师在场。
这位姑娘，卡米拉．朗德，根本没有被告知她的法律权益吧? 是瑞贝卡・林德。
助理法官说。
对，对。
压路机不耐烦地说，因此，拘捕她是违法的。
完全不违法。
推土机说，有人问过瑞贝卡了，是她自己说无所谓的。
说实在也真的无所谓。
我马上就会让各位看到，这案子就像水晶一样清清楚楚。
审讯本身就已违法。
压路机说得斩钉截铁。
请把我的反对意见笔录在案。
来，瑞贝卡，推土机说，脸上带着迷人的笑容，这是他的重要资产。
且让我们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地把来龙去脉梳理一番，让大家知道五月二十二日这天你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事件发生的原因。
你抢了一家银行，这当然是因为你走投无路又欠考虑，后来又殴打了一名警察。
我反对检方的遣词用字。
压路机说，我要向庭上提出抗议，检方对我本人和这位姑娘的态度都很恶劣。
推土机头一回显出不耐烦，不过他很快就打起精神，恢复自若的神态，接着义是手势又是微笑的，把案情从头说到尾――尽管布莱钦打断他不下四十二次，而且是以令人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抗议为之。
简单说来，案情是这样的：五月二十二日午后不到两点，瑞贝卡・林德踏进PK银行的仲夏夜广场分行，走向一名柜台工作人员。
她把身E 的一个大肩袋放在柜台上，接着就开口要钱。
那个工作人员注意到地带着一把大砍刀，于是一面把一捆捆总计多达五千克朗的钞票往袋子里塞，一面用脚踏下按钮，启动警铃。
瑞贝卡・林德还没来得及带着战利品离开银行，第一辆巡逻警车就赶到了。
两名实枪荷弹的警员进入银行夺下抢劫犯的武器，这时候一阵混乱，钞票散落一地。
警方逮捕了抢劫犯，犯罪嫌疑人奋力抵抗，致使警员的制服受损。
两名警员后来把她送到国王岛街警察局。
这名抢劫犯，经查明为十八岁的瑞贝卡・林德，她先是被带到刑事警察局的执勤办公室，接着被转送到和银行抢劫案相关的特殊部门。
她立刻以疑似持械抢劫和袭警的罪名遭到起诉，隔天正式被提审，在斯德哥尔摩的巡回法庭上接受了一场短得出奇的讯问。
推土机承认，这次提审确实没有遵守某些司法程序，不过他同时指出，就技术层面而言这无关紧要。
瑞贝卡・林德对自己的辩护不但毫不关心，而且当场承认，她去银行就是去要钱的。
每个人都开始偷眼看时钟，可是推土机不同意休庭，反而立刻传唤他的第一个证人，银行出纳克里斯丁・弗兰森上场。
她的证词很短，证实了适才奥尔松说的每一句话。
推土机问：你是什么时候察觉她是来抢劫的? 她把宿袋往柜台上一放并开口要钱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然后我看到那把刀子，它看来很危险，是一种刺刀。
你为什么会把钱交给她? 我们受到指示，_ 在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抵抗，抢劫犯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这是实情。
万一员工受了伤，银行必须支付保险费和高昂的赔偿金，它当然不愿意冒这个险。
突然一阵雷鸣，庄严的法庭整个为之震动。
其实那是希德伯．布莱钦在打饱嗝。
这种景象并不少见，而这也是他绰号的众多由来之一。
辩方可有问题? 压路机摇摇头。
他正忙着在一张纸上写字。
推上机传唤下一个证人。
肯尼斯・克瓦斯特莫站上证人席，他费了好大工夫才把誓词念完。
他的证词从照本宣科开始：专职助理警员，一九四二年于阿维卡出生；最初在索尔纳区担任巡逻警察，后来调到斯德哥尔摩。
推土机不太明智地说：用你自己的话说一遍。
说什么? 当然是事情的经过。
好的，克瓦斯特莫说，她就站在那里，那个女凶手。
哦，当然，她原本无意杀人。
嗯，克勒就跟平常一样，什么都不做，所以我就奋不顾身向她扑去，像豹子一样。
那幅景象想起来真是令人不忍卒睹。
克瓦斯特莫是个没有身材可言的大块头，迟钝肥胖的下半身，肉滚滚的五官，脖子粗得像牛。
她正想拔出刀来，我就抓住了她的右手，然后我告诉她被捕了，于是就逮捕了她。
我得抱着她才能把她拖到车上，她在后座激烈抗拒，结果就变成袭警，因为我的一个肩章几乎整个被她扯掉了，我老婆帮我缝回去的时候很生气，因为她本来是要看电视的。
还有我制眼的一个纽扣也几乎掉了下来，而她没有蓝线，我是指安娜・葛瑞塔，我的妻了。
我们出了银行后，克勒开车带我们到局里去。
后来就没什么了，除了她骂我是猪一一不过这对警察来说其实不算污辱。
被骂是猪不至于对警察构成不敬或藐视――我的意思是，不管对承办本案的警官个人，也就是我，或是对全体警方来说都是这佯的，对不对? 骂我猪的人就是她，坐在那边那个。
他指向瑞贝卡。
林德。
就在这位警员表演他的叙述能力之际，推土机一直注视着那个旁听的女人，适才她忙着做笔记，现在则手肘放在大腿上，双手支着下巴，专注的眼神不断在布莱钦和瑞贝卡之间来回。
她露出苦恼的神情，或者说是深深的不安。
她弯下腰，一面咬着手指甲，一面伸出另一手去挠脚踝。
现在她的目光停在布莱钦身上，半开半闭的蓝色眼眸里半是无可奈何，半是微弱的希望。
希德伯・布莱钦似乎心不在焉，完全看不出他到底有没有听进一个字的证词。
没有问题。
他说。
推土机很满意。
就像他开头所说那样，这个案子一目了然。
唯一的缺憾是费时太久。
法官提议休庭一小时，他忙不迭地点头同意，踩着轻快的小碎步冲向门口。
马丁・贝克和雷亚・尼尔森利用休息时间去了趟雅玛兰蒂饭店。
享用完三明治和啤酒后，他们又喝了咖啡和白兰地。
马丁・贝克先前已经郁闷了好几个钟头。
他到局里跟勒恩和斯滕伦格伦待了一阵，不过似乎收获不多。
他向来就不喜欢斯滕伦格伦，和勒恩的关系也很复杂。
简单的事实就是，他在国王岛街警察局已经没有朋友了；不管是这里还是警政署，总有一部分人敬佩他，一部分人讨厌他，而第三部分――也是人数最多的――明白说就是嫉妒他。
在瓦斯贝加也是，自从伦纳特‘科尔贝里离开后，他就没有朋友了。
本尼・斯卡基请调过来，在马丁・贝克的推荐下获准了。
两人关系不错，不过距离真正交心还有一大步。
有时候他就只是坐着望着空气发呆，希望科尔贝里能够回来。
说句百分之百的老实话――他现在要这么坦白并不困难――他想念科尔贝里的程度就像是哀悼自己的孩子或逝去的亲人一般。
他在勒恩的房间坐着聊了一会儿，勒恩显得漫不经心，而且还有一大堆事要做。
不知道贡瓦尔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勒恩说，我真想跟他交换。
斗牛、棕榈树，晚餐还可以报公账，天哪天哪! 勒恩还真有本事让马丁・贝克感到良心不安。
这人比任何人更需要鼓励，为什么不让他出这趟差?你没办法跟勒恩说实话，你不能说他之所以被排除在候选名单外，纯粹是因为他们认为不能派个老在流鼻涕的北方佬出去。
还有，他外表出了名的土气；还有，他那一口英语，说得再委婉，也只能算勉强合格。
可是，勒恩是个好警察。
他一开始什么优势也没有，可是现在，他无疑是局里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跟平常一样，马丁・贝克想找些鼓励的话说，可是终究没找到，没多久他就离开了。
现在他跟雷亚坐在一起，坦白说，心境完全不同，唯一的问题是她看来很忧伤。
这场审判，她说，天哪，真让人泄气。
还有那些做决定的人。
那个检察官简直是个小丑。
还有，他看我的那副模样，就像没见过女人似的。
‘推土机’，马丁・贝克说，见过无数的女人。
再说，他不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
还有那个辩护律师，连自己当事人的名字都不知道。
那个姑娘一点儿希望也没有。
事情还没结束呢。
‘推土机’几乎每场官司都能赢，可是偶尔也会马失前蹄，而且总是栽在布莱钦手里。
你还记得斯韦德那起案子吗? 我还记不记得? 雷亚说，一面发出粗犷的笑声。
那就是你第一次到我那里的原因。
上锁的房间，诸如此类的。
快两年了。
我怎么可能忘记? 她看来很快乐，而什么也比不上她快乐更能让马丁・贝克快乐。
从那时起至今，他们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充满了聊天、嫉妒、拌嘴、信任、陪伴，而且不乏美妙的性爱。
虽然他已年过半百，自认什么都经历过了，可是依然对她打开了心房。
他希望她对这段感情也有同样的感受，不过这一点他没什么把握。
两人当中她不但身体更强健，思想也很开放，而且应该比他聪明，总之脑筋动得比他快。
她缺点不少，别的不说，动不动烦躁气恼就是一个，可是他爱她所有的缺点。
这话听来也许愚蠢或是过于浪漫，不过他找不出更好的话来形容。
他凝视着她，领悟到自己已经不再对她怀有嫉妒的情绪。
她脱去凉鞋，两只赤足在椅子底下互相摩挲，大乳头在衣服下凸着，衬衫纽扣随意扣着，时不时就弯下腰去挠自己的脚踝。
她属于她自己而不属于他，这大概就是她最大的优点。
她的脸上现出烦恼的神色，焦虑和厌恶浮在与众不同的五官上。
我对法律懂得不多，她说，这话并不准确。
可是这起案子显然是输了。
你作证的时候可不可以说点儿什么来扭转大局? 很难，我连他要我干什么都不知道。
其他的辩方证人好像都没用处。
银行主管、家政教师、一个警察。
这些人当时在场吗? 嗯，克里斯蒂安松在。
就是他驾驶巡逻车的。
他是不是跟另一个警察一样笨? 没错。
那我想这件案子不可能在最终答辩时转败为胜，我是指辩护律师的最终答辩，对吧? 马丁・贝克微微一笑，他早该知道她会陷得这么深。
对，看来是不可能。
不过你确定辩方应该胜诉，瑞贝卡是清白的? 调查过程乱得像一团垃圾。
案子应该交回给警方才对。
什么都没好好调查过。
光为这一点，我就恨警察。
他们连一半都没调查完就转交给地方检查署。
还有那个检察官，昂首阔步走来走去的模样，活像一只站在垃圾堆上的火鸡。
而那些有权做出判决的人只会呆坐在那儿，因为他们是政治上的废物，其他方面一无是处。
在很多方面，她说得都没错。
那些陪审团的团员都是从政党大缸的底层挖出来的，他们不是检察官的朋友，就是被根本瞧不起他们的强势法官牵着鼻子走。
我知道这话听来奇怪，马丁・贝克说，不过我想你是小看了布莱钦。
走回法庭的短短几步路上，雷亚突然握住他的手。
她很少这样，她这么做一定是表示她很担心或情绪紧绷。
她的手就跟她全身上下一样，强壮又可靠。
推土机和他们同时步入休息室，这时离重新开庭只剩一分钟了。
瓦萨路的银行抢劫案都解决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可是我们又有两起新案子，其中一起――他的目光落在克瓦斯特莫身上，前面那句还没说完就插入下一句。
你可以回家了，他告诉克瓦斯特莫，要不就回去上班。
就当帮我一个忙。
这是推土机把人撵走的方式。
什么? 克瓦斯特莫说。
你可以回去上班了，‘推土机说，每个人都必须坚守岗位。
我的证词可把那个小妞整惨了，对吧? 克瓦斯特莫说。
没错，推土机说，你说得好极了。
克瓦斯特莫走了，继续和其他的帮派分子奋战去了。
重新开庭后，本案继续审理。
布莱钦传唤他的第一个证人上场，银行主管朗福德・邦迪生。
行礼如仪后，布莱钦突然用他那根没点燃的雪茄指向证人，一副审判官的腔调：你可曾见过瑞贝卡‘林德? 见过。
什么时候? 大概一个月前。
那位小姐来到我们银行的总行。
她穿着跟现在一样的衣服，不过当时她抱着_ 个婴儿，放在她胸前一个类似马甲的东西里。
而你接见了她? 是的，我当时正好有空，而且我对时下的年轻人很有兴趣。
尤其是女人? 是的，我不讳言这一点。
邦迪生先生，你几岁? 五十九。
瑞贝卡・林德来干什么? 她来借钱。
很显然，她对最简单的财务知识一点儿都不了解。
有人告诉她银行可以借钱给人家，所以她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大银行来，要求见银行经理。
那你怎么回答她? 我说银行是商业机构，没有利息和抵押品是不借钱给别人的。
她回答我，说她有一只山羊和三只猫。
她为什么要借钱? 她要去美国。
要去美国什么地方她不知道，也不知道到了美国以后要干什么。
不过她有地址，她说的。
她还说了什么? 她问有没有哪家银行不那么商业化，是由人民所拥有，一般人如果需要用钱就可以去拿的? 我回答她――其实是开玩笑的成分居多――我说信用银行，也就是现在的PK银行，表面上是由国家拥有，所以照理说是由人民所拥有。
她对这个答复似乎很满意。
压路机走近证人，拿雪茄往他胸口一戳，问道：你还说了什么? 邦迪生先生没有回答，最后法官说：邦迪生先生，你刚才发过誓。
不过如果某些问题会泄漏你的犯罪行为，你可以不必作答。
是，邦迪生说，显然心不甘情不愿。
年轻姑娘对我有兴趣，我对她们也是。
我向她提议，说我可以为她解决短期困难。
他望望四周，只看到雷亚・尼尔森那两道杀得死人的目光，以及推土机深埋于文件中的闪亮秃顶。
瑞贝卡・林德怎么说? 我不记得了。
反正什么事也没发生。
压路机回到桌边。
他在文件堆中摸索，一面说道：瑞贝卡在警方讯问的时候说‘我讨厌龌龊的老男人’和‘我认为你很恶心’。
压路机又高声重复了一遍龌龊的老男人，接着雪茄一挥，表示就他的部分而言，讯问已经结束。
我不明白这件事和本案有什么关系。
推土机说，连头都没抬。
证人走下证人席，一副受伤的神情。
接着是马丁一贝克上场，同样行礼如仪，不过现在推土机显然专心得多，饶有兴趣地听着辩方发问。
昨天，例行程序完毕后，压路机开口说道，我得知有个叫做菲利普・费思富尔・毛里松的人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
贝克组长，你大概还记得，毛里松是一年半前因为一桩持械抢劫银行的谋杀案而被定罪的，该案的检察官就是我们这位恐怕学术不精的朋友奥尔松先生，当时他的职务名称是王室检察官，而我本人承担的，则是吃力不讨好、在专业上又担负道德责任的辩护工作，也就是为那位我们定性为的‘罪犯’毛里松做辩护。
现在，我只有一个问题：贝克组长，你认为毛里松在那桩银行抢劫案和因它而起的命案中是否有罪? 还有，从你警察的观点来看，你对这位检察官奥尔松先生的调查过程是否满意? 不满意。
马丁・贝克说。
推土机的脸颊飞上一抹红晕，不但和他的衬衫相互辉映，也让他那条绘着金色美人鱼和草裙舞舞娘的畸形领带更为醒目，不过他还是露出开心的笑容说：本人也有个问题要问。
贝克组长，你有没有参与那宗银行谋杀案的调查? 没有。
马丁・贝克说。
推土机两手在眼前用力一拍，接着点点头，表示他很满意。
马丁・贝克走下证人席，走到雷亚身边坐下。
他揉着她的金发，却换来一个白眼。
我还以为会有多精彩。
她说。
我可没这么想过。
马丁・贝克说。
推土机看在眼里，简直快被好奇心逼疯了。
压路机却似乎浑然不觉。
他步履蹒跚地走到推土机身后的窗边，在玻璃上写下两个字：白痴。
然后他开口说：我要传唤我的下一个证人，助理警员克勒・克里斯蒂安松。
克里斯蒂安松被带了进来。
他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最近才悟出一个结论：警界是个自成一格的阶级体系，地位高的人总是随心所欲，这并不是为了剥削任何人，纯粹只是为了让属下的日子有如炼狱。
经过冗长的等候，压路机终于转过身，开始在庭内来回踱步。
推土机也是，可是步调截然不同，因此这两人看来就像是两个怪异的卫兵在执勤。
终于，压路机长叹一口气，开始他的讯问。
根据我的资料，你已经当了十五年警察。
是的。
你的上司认为你懒惰、没头脑，不过人很诚实，大体说来，就跟斯德哥尔摩警察局的其他同仁一样，都很胜任一也可以说都不胜任。
抗议! 抗议! 推土机大叫，辩护律师侮辱证人。
是吗? 压路机说，如果我说我们这位检察官就像个齐柏林飞船，是我国甚至全世界最有趣、最口若悬河的气囊，这话就没有任何侮辱意味，对不对?我其实不是说我们的检察官真是那样，而就这位证人而言，我只是指出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警员，就跟保卫本市的其他警员一样能干、一样有头脑。
我只是想将他卓越的资历和良好的判断能力介绍出来而已。
雷亚．尼尔森纵声大笑，马丁・贝克用右手覆上她的左手，她笑得更大声了。
法官提醒旁观者要保持肃静，接着带着腽怒的神情，转头望向两位律师。
推土机望着雷亚，专心得几乎没听到诘问的开头。
压路机却毫无反应。
他问：你是第一个进入银行的人? 不是。
你抓住了那个叫瑞贝卡・奥尔松的姑娘? 不是。
我的意思是瑞贝卡・林德。
卿众一阵窃笑。
压路机说：那你都干了什么? 我抓住另一个。
有两个姑娘在抢劫现场? 是的。
为什么你要抓住她? 克里斯蒂安松想了想。
这样她才不会掉下去。
这另一个姑娘几岁? 大概四个月大。
克瓦斯特莫抓住了瑞贝卡・林德? 是的。
你会不会认为，他在抓她的时候使用了暴力或是过于用力? 我不懂辩方律师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推土机嘲讽地说。
我的意思是，克瓦斯特莫――就是我们今天稍早看到的那位――压路机在文件堆中摸索了好一阵。
找到了，他说，克瓦斯特莫体重超过两百磅。
别的不说，他是个空手道高手，也是摔跤好手。
他的上司认为他是个非常专注而热心的人。
不过，提供这项证词的诺曼・哈松探员也说，克瓦斯特莫对职责往往过于热心，所以很多被捕的人抱怨说，克瓦斯特莫对他们施以暴力。
他的证词还说，肯尼斯・克瓦斯特莫曾经受过好几次申斥，而且他的表达能力还需要很好地提高。
…压路机放下文件，说：现在请证人回答问题：克瓦斯特莫有没有使用暴力? 有，克里斯蒂安松说，你可以这么说。
经验告诉他，职责所在不能说谎，至少不能说太多或太常说，更何况，他不喜欢克瓦斯特莫。
你看护着那个小孩子? 是的，我不得不照顾她。
瑞贝卡把她包在一个类似马甲的东西里抱着，克瓦斯特莫把刀子从她身上夺走的时候，她差点儿失手让孩子摔下来。
瑞贝卡可有任何抵抗? 没有。
我接过孩子的时候，她只说：‘小心，别让她摔下来! ’事情的经过似乎够清楚了，…‘压路机说，我回头会再来谈克瓦斯特莫是否有使用暴力的可能性。
现在，我要问另一件事――好的。
克里斯蒂安松说。
既然负责保护银行钱财的专业部门没有人到达犯罪现场一一…‘压路机说到这里突然顿住，意味深长地望了检察官一眼。
我们已经工作得没日没夜，推土机说，而且这种案子多得要命，本案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案子。
这就表示一开始的讯问是由在场的警察所主导的，压路机说，是谁跟银行职员问话的? 是我。
克里斯蒂安松说。
她怎么说? 她说那个姑娘抱着马甲里的孩子走到柜台，把肩袋往大理石柜台一放。
那个职员一眼就看到刀子，于是开始往袋子里塞钱。
瑞贝卡把刀子掏出来了吗? 没有。
她把刀子插在腰带上，她背后的腰带。
那个女职员怎么看得见刀子? 我不知道。
对了，她是在后来瑞贝卡转过身去时看到的，然后她就大叫：‘刀子，刀子，她有刀子! 那是一把刺刀，还是一把匕首? 不是，看来好像是一把菜刀。
就像你在家里用的那种。
瑞贝卡怎么对工作人员说? 她什么也没说。
反正当时是什么也没说。
后来他们才说她一面大笑一面说：‘我不知道借钱这么容易。
’然后她又说：‘我想我该留个收据之类的吧。
’那些钱好像散落了一地，…压路机说，怎么会这样? 噢，我们在等待支援的时候，克瓦斯特莫站着抓住那个姑娘不放。
后来工作人员就开始数钞票，看钱有没有少。
克瓦斯特莫就大叫：‘住手，这是违法的。
’然后呢? 然后他又叫：‘克勒，别让任何人碰那笔赃款。
’我当时抱着孩子，所以只抓得到袋子的一头，结果不小心就把袋子摔到地上了。
里头多半是小面额的钞票，所以飞得到处都是。
呃，后来又来了一辆巡逻警车，我们把孩子交给他们，然后就把犯人带到国王岛街的警察局去。
我开车，克瓦斯特莫跟那个姑娘坐在后座。
后座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是的，有一点儿问题。
一开始她大哭，想知道我们把她的孩子怎样了。
后来她越哭声音越大，克瓦斯特莫就想给她戴上手铐。
你有没有说什么? 说了。
我说我觉得她不需要戴手铐。
克瓦斯特莫的块头有她两倍大，而且她一点儿也没有抵抗。
你在车上还说了什么? 好几分钟，克里斯蒂安松就这么静静坐着，压路机也静静等待。
克里斯蒂安松瞪着自己的裤管，心虚地四下望了望，这才说出口：我说：‘肯尼斯，你不要打她。
’其他的就好办了。
压路机站起身，走到克里斯蒂安松身边。
肯尼斯・克瓦斯特莫通常都会打被他逮捕的人? 他打过。
你有没有看到克瓦斯特莫的肩章和那一颗差点儿掉下来的纽扣? 是的，他提到过。
他说他老婆不好好整理他的东西。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是抢劫案发生的前一天。
现在该检方质询。
压路机轻声说。
推土机注视着克里斯蒂安松的眼睛，久久没有移开。
到底有多少案子是毁在一些笨警察的手上的? 而其中又有多少被挽回了?本人没有问题。
…‘推土机小声说道，接着仿佛附带一提似的说：检方撤销被告袭警的罪名。
接下来布莱钦要求庭讯暂停，他利用这段时间点燃第一支雪茄，蹒跚走向遥远的洗手间。
片刻后他回来了，站着跟雷亚・尼尔森说话。
你交往的女人都是些什么人啊? 推土机问马丁・贝克，她先是在庭讯进行之间嘲笑我，现在又站在那里跟‘压路机’聊天。
每个人都知道‘压路机’的口臭可以把五十码外的长臂猿熏倒。
都是些好女人，马丁・贝克回答，或者说，这位是个好女人。
噢，你又结婚了? 我也是，这样生活多点儿乐趣。
雷亚走向他们俩。
雷亚，马丁・贝克说，这位是资深检察官奥尔松先生。
我想也是。
大家部叫他‘推土机’，马丁・贝克说完，转向奥尔松。
我想你这起案子不太顺利。
没错，已经垮了一半，推土机说，不过另外一半会固守到底。
要不要赌一瓶威士忌? 这时重新开庭的宣告传来，推土机匆匆走进法庭。
辩护律师传唤下一个证人上来，家政教师希娣玛莉・魏伦，一位年约五十、全身晒成古铜色的女人。
压路机一直在整理文件，最后终于找到了他要的资料。
他说：瑞贝卡在学校的表现并不好。
她因为分数太低升不上中学，十六岁的时候就休学了。
不过，她是不是所有的科目都一一样糟呢? 她在我教的科目上表现就很好，证人说，她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之一。
瑞贝卡很有自己的想法，尤其在蔬菜和天然食品方面。
她知道我们目前的饮食很有问题，超市出售的食品或多或少都受到污染。
瑞贝卡很早就体会到健康生活的重要性。
她自己种菜，看到有野生植物时也会采集。
这就是为什么她的腰上总是带着一把园艺刀。
我跟瑞贝卡聊过许多。
聊有机萝卜? 压路机打了个哈欠。
还有其他很多事情。
不过我想说的是，瑞贝卡是个健全的孩子，她受的教育或许有限，不过那是她理性选择的结果。
她不想让一大堆无关紧要的东西造成大脑的负担。
她唯一有兴趣的事情是拯救自然环境，以免它被破坏殆尽。
她对政治毫无兴趣，只觉得这个社会非常难以理解，领导者不是罪犯就是疯予。
没有问题了。
压路机说。
他显得意兴阑珊，仿佛除了回家外什么都没兴趣。
我对那把刀有兴趣。
推土机一面说，一面从座位上跳起来。
他走到法官桌前，拿起那把_ 刀。
这是一把普通的园艺用刀，希娣玛莉・魏伦说，就是她一向在用的那种。
谁都看得出来，刀柄都磨旧了，刀刃也用过很多次。
话说回来，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武器。
推土机说。
我完全不同意。
我都不会用那把刀子去杀一只麻雀。
瑞贝卡跟我一样反对暴力。
她不明白怎么会发生暴力，她连打别人一个耳光的念头都不曾有过。
话说回来，我还是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武器。
推土机说，一面挥舞着刀。
不过他自己似乎也不是百分之百相信，虽然他对证人微笑着，却也不得不用尽所有的宽容，才能以他那远近驰名的幽默感承受住她下面说的那句话。
那表示你这人不是居心恶毒就是智力有问题，证人说，你抽烟吗? 喝酒吗? 我没问题了。
推土机说。
讯问结束，法官说，在被告的人格评估报告和最终答辩之前，有没有人有任何问题? 布莱钦步履维艰地走向法官桌前，一面咂着嘴唇。
所谓被告人格评估报告不外是照本宣科而已，它的目的只是让写报告的人赚五十克朗的报酬。
因此，我想――也希望其他有责任感的人支持我――问瑞贝卡本人几个问题。
他第一次转身面向被告。
瑞典国王叫什么名字? 连推土机都面露惊讶。
我不知道，瑞贝卡・林德说，我一定要知道吗? 不必，压路机说，你不必知道。
你知道我国首相的名字吗? 不知道。
首相是什么人? 他是政府的行政首长，也是我国政治人物的龙头。
那他就是坏人，瑞贝卡・林德说，我知道瑞典在斯科讷省的巴撤巴可设立了一个原子能发电厂，距离哥本哈根市中心只有二十五公里。
他们说环境遭到破坏都是政府的错。
瑞贝卡，推土机说，口气和善。
你连首相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原子能发电厂这种事? 我的朋友都会谈这种事情，不过他们对政治没兴趣。
压路机给大家时间会过意来，接着才开口说道：在你去见那位银行主管之前――他的名字很不幸我忘了，说不定永远也记不得了――你可曾去过银行? 没有，从来没去过。
为什么? 去干什么? 银行是有钱人去的，我和我的朋友从来不去那种地方。
可是你终究还是去了，压路机说，为什么? 因为我要用钱。
我有个朋友说，你可以找银行去借钱，所以当那个奇怪的银行经理说这里有银行是由人民所拥有时，我就想，大概可以从那里拿到一点儿钱。
当你去PK银行时，你真的认为你可以从他们手里借到钱? 是的，可是我很惊讶，借钱怎么这么容易? 我根本还没来得及说我需要多少钱。
推土机现在已看出辩方采取的策略，连忙插手阻拦。
瑞贝卡，他说，笑容挂在脸上，有些事情我怎么也想不通。
今日的大众传播如此普遍，一个人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最简单的社会现状? 你的社会又不是我的。
瑞贝卡- 林德回答。
你错了，瑞贝卡，推土机说，我们都住在这个国家，它的好坏你我都有责任。
不过我想知道的是，一个人怎么可能不听收音机也不看电视报道，而且完全不知道报上写些什么。
我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而且我看报只看星座运势。
可是你受了九年的学校教育，不是吗? 学校只教给我们一堆无用的垃圾，我根本没听进去。
可是，钱，推土机说，钱是每个人都有兴趣的。
我没兴趣。
那你哪里来的钱过日子? 福利救济金，可是在此之前我需要的钱很少。
法官接着念出被告的人格评估报告，内容并不像布莱钦料想的那么无趣。
瑞贝卡・林德生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成长于较低层的中产阶级家庭。
她父亲是一家小建筑公司的营业处经理，家庭环境良好，可是瑞贝卡很早就开始反抗父母，这股反抗精神在十六岁时到达高潮。
她对上学毫无兴趣，初中读完就休学了。
她的老师都认为她的知识贫乏得惊人，虽然智力不差，她的心态却很怪异，与现实严重脱节。
她一直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兴趣工作。
十六岁的时候，因为在家的日子越来越难捱，她就搬了出去。
她父亲被调查员找去问话时，还说这样对大家都好，因为她还有其他不那么令他们失望的兄弟姊妹。
最开始她住在一问乡下小屋，这是她向一个朋友以一笔类似永久性的贷款租来的，后来她又在斯德哥尔摩南边租到一间不供应热水的小套房。
一九七三年年初，她遇到一个叫做吉姆．阿斯圭的美国逃兵，随即搬去和他同居。
不久瑞贝卡就怀孕了，在自己的意愿下，一九七四年一月生下了女儿卡米拉。
柯斯圭想工作，可是一个也找不到，因为他蓄长发，又是个外国人。
他在瑞典这几年唯一做过的工作，是某年夏天在往来芬兰的渡轮上当了两个星期的洗碗工。
而且，他很渴望回美国去。
他有工作经验，认为自己一旦回到故乡，替自己和家人安排个出路应该不成问题。
二月初的时候，柯斯圭主动和美国大使馆联络，说他自愿归国，条件是政府要给他若干保证。
他们因为急着要他回国，答应他只会给他形式上的惩罚。
柯斯圭于二月十二日飞回美国。
由于男友的父母答应出钱接济她，瑞贝卡本想三月份就可以去，可是好几个月过去了，柯斯圭却没有只言片语捎来。
她去社会福利局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柯斯圭是外国人，他们也无能为力。
瑞贝卡于是决定靠一己之力飞去美国，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了筹措旅费，她转而求助银行，结果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情况。
人格评估报告基本上有利于被告。
它指出瑞贝卡是个很好的母亲，既未堕落沉沦，也不曾显露任何犯罪倾向。
她具有无可质疑的诚实本性，只是对这个世界存有不切实际的心态，轻易就会上当受骗。
关于柯斯圭也有一段简短的评估报告。
报告上指出，他是个有目标的年轻人，他没打算规避责任，并相信在美国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找到未来。
推土机站起身，准备最终答辩。
雷亚两眼半睁半闭，打量着他。
除了他那一身无可救药的衣着打扮，这人浑身散发出无比强烈的自信，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极为专注热心。
他已经看穿压路机的辩护策略，不过他没打算让自己的行动受到影响。
相反，他以言简意赅的言辞，固守着先前的论点。
他挺着胸膛――其实挺出的多半是肚子，低头望着他那双没有上油的棕色皮鞋，用动听的声音说道：我只打算重复几项业经证实的事实做为最终答辩。
瑞贝卡・林德带着一把刀和一个打算装战利品的宽大肩袋走进PK银行。
以我对这类较为单纯的银行抢劫案――事实上，去年就发生了数百起――的丰富经验，我相信瑞贝卡的行为就是遵照这种模式，而由于欠缺经验她立刻就遭到了逮捕。
我个人对被告甚为同情，这么年轻就禁不起诱惑，任由自己犯下这样的重罪。
话说回来，基于对法律的尊重，我有义务为这样的罪行请求处以无期徒刑。
先前大家在法庭上看到的证据是不容辩驳的，再多的辩解也抵赖不了。
推土机摸摸领带，做出结语：本人兹将本案交由法庭裁决。
辩护律师准备好最终答辩了吗? 压路机显然根本没准备好。
他在完全不曾整理过的文件里摸索一通，对着没点燃的雪茄瞪了好半晌，将它放入口袋，接着环视整个法庭，以怪异的眼神一一注视着在场的每个人，就好像从未见过这些人似的。
之后他才站起身子，蹒跚着在法官面前走来走去。
他终于开口了：正如我先前指出的，这位被放在被告席――或许我该说是被告椅――上的姑娘是无辜的，因此发言为她辩护大体来说并无必要。
不过，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
每个人都紧张地暗自思量，不知道压路机所谓的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压路机解开外套纽扣，如释重负地打了个饱嗝，肚子往外一挺，说：正如检方所指出的，这个国家发生了许多银行抢劫案。
大家对这些抢劫案的争相报道，再加上警方往往令人瞠目结舌的防范措施．不但造就了这位检察官的知名度，也造成了普遍的歇斯底里。
压路机顿了顿，双眼盯着地板，像是凝神思索，接着又说：瑞贝卡．林德从来没有从这个社会得到过多少帮助或快乐。
学校、父母、整个上一辈的人对她都不曾提供过支持或鼓励。
她不愿置身于当前的法律制度之下，说实在的，并不能怪她。
和时下许多年轻人不同的是，她试过找工作，可是得到的答复总是没有工作可以给她。
我很想说明为什么这一代的年轻人会找不到工作，不过我想还是克制点儿好。
不管怎么说，她后来发现自己陷于困境，于是转向银行求助。
她对银行的运作没有丝毫概念，因此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PK银行比较不那么资本主义，或者说它是人民所拥有的。
银行职员一看到瑞贝卡，当时就认为这个姑娘是来抢劫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她不懂这样的人跑到银行来干什么，一方面则是因为受到新近无数指示的刺激，这阵子这类指示多得有如排山倒海。
她立刻按下警铃，开始将钱塞进瑞贝卡放在柜台上的袋子里。
结果呢? 唉，这位检察官和远近驰名的侦查员连人影都没出现，因为他们没时间去管这种无所谓的小案子，反倒来了两个开巡逻车的警察。
其中一个，根据他自己的说辞，像只豹子一样扑向这个姑娘，另一个则是不小心把钱洒了一地。
除了这个贡献外，他还询问了银行职员。
从问话当中，我们知道瑞贝卡根本没有威胁银行人员，也没向她要钱。
整个事件只能称之为误会。
瑞贝卡的行径堪称天真，可是，正如各位所知，天真并不是罪。
压路机缓慢而艰难地走回座位，审视文件后，背对着法官和陪审团说：本人谨请求庭上将瑞贝卡・林德当庭释放，并且撤销她被起诉的罪名。
我没有其他的请求，因为只要有点儿头脑的人一定看得出来她是清白的，不可能有第二种判决结果。
法庭的决议来得很快，不到半个小时就宣判了结果。
庭上宣布瑞贝卡・林德重获自由，立刻释放，不过那两项罪名并没有撤销，这表示检方还可以上诉。
五名陪审员投票赞成释放被告，两名反对，法官则建议以有罪定案。
马丁・贝克和雷亚走出法庭，奥尔松赶上他们俩，说道：你看，要是你刚才动作快一点儿，就赢了一瓶威士忌。
你打算上诉吗? 不。
你以为我没其他事干，会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案予花一整天在高等法院跟‘压路机’唇枪舌剑? 他匆匆离去。
压路机走向他们，似乎更加举步维艰。
谢谢你出庭，他说，愿意这样做的人不多。
我想我懂得你的想法。
马丁・贝克说。
这就是问题昕在，布莱钦说，很多人懂得我的想法，可是出来支持它的人少之又少。
压路机一面剪下雪茄的烟头，一面若有昕思地看着雷亚。
我在休息时间和这位小姐还是女士一一呃，我忘了贵姓――有过一段很有趣也很有收获的对话。
她姓尼尔森。
马丁・贝克说，雷亚・尼尔森。
谢谢提醒，压路机说，语气中透着几许热情。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不是因为记人姓名这种事，我大概不会输掉这么多案子。
总而言之，尼尔森女士应该进入法律这一行。
她在一分钟内就对案情做出分析，还得出那位检察官花费数月才能得到的结论――如果他有那个脑筋的话。
嗯，马丁・贝克说，如果‘推土机’想上诉，他在高等法院不太可能输。
噢，压路机说，你必须想到对手的心理。
如果‘推土机’一开始就输了，他绝不会上诉。
为什么? 雷亚问。
这有损他的形象。
他已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做其他事。
再说，如果昕有的检察官都像‘推土机’一样战无不胜，瑞典有一半的人口都会被关在监狱里。
雷亚做了个鬼脸。
再次谢谢你。
压路机说完，蹒跚走开。
马丁・贝克带着沉思的神情望着他远去，这才转身对雷亚说。
你想去哪儿? 回家。
你家还是我家? 你家，我开始觉得已经离开很久了。
准确说，好久是指四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