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德伯・布莱钦的办公室虽然处于大卫巴格斯坦街的中心位置，却跟他的人一样邋遢。
他没有秘书，也没有会客室，只有一个每扇窗户都脏乎乎的房间，外加一个偶尔煮煮咖啡的小厨房――如果还有咖啡，塑料杯也没有用完的话。
房间非常之小，里头养了两只猫和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
那只鸟又老又脏，头顶也秃了。
一张大桌占据了大半的房问，这张桌子不但旧得不得了而且面积大得惊人，神乎其技的搬家工人竟然能够将它推进门来，实在令人称奇。
压路机自己常说，那张桌子是七十年前大楼建造时，特别在房间里打造出来的。
这当然是玩笑话。
瑞贝卡・林德的案子被分派到压路机手上，对她来说是幸运，至少到目前为止。
噢，他对她说，一面把那只猫从鼻头摸到尾巴。
那场官司我们打赢了。
他们没有再上诉。
这样最好。
高等法院里有些白痴，老是拿他们自以为是的解释来阐释法律。
要他们相信真相就有如天方便谭，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们的字典里到底有没有真相这个词。
他注意到，女孩儿面露哀伤。
所以，罗贝卡――瑞贝卡。
女孩说。
对，没错，是瑞贝卡，他说，瑞贝卡，你有心事吗?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而且你是唯一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雪茄烟熄了，压路机重新点燃它。
他抱起另外一只猫放在膝头，搔它的耳后，痒得它咪呜直叫。
她把自己的处境说了，而他一句话也没说。
最后她无助地说：我该怎么办? 你可以去找社会福利机构或是儿童福利中心。
既然你还没结婚，说不定有社工人员会处理你的案子。
不，她断然拒绝道，绝对、绝对不要。
那些人老是追着我跑，就像我是动物一样。
还有，我被关起来的时候他们把卡米拉带走，都没有把她照顾好。
没有吗? 没有，他们喂她吃的东西不对，我花了三个星期才让她的肠胃恢复正常。
接着她又问了一遍，我该怎么办? 布莱钦把膝头上的猫抱到一旁，那猫丑得出奇，斑驳的杂毛有黄有赭有黑有白。
他说：我这长长的一生一直在对抗各种官僚体制，尤其是那些权势在握的机构。
经验教会我一件事：你很难让别人专心听你说话，更难让他们相信你是对的。
这个糟糕的国家是谁在统治? 她问。
正式的说法是国会，不过实际上是内阁和一些委员会、资本家，还有一堆要不有钱、要不能左右政治团体而被选出来的人，外加各种工会、商会的老板。
我们就这样说吧，头号老大是――国王? 不是，国王没有实权。
我指的是政府的头头。
政府的头头? 你没听说过他吗? 没有。
政府的头头，或是首相、阁揆、国家的最高行政首长，随你怎么称呼都行。
他就是我们国家政体的领袖。
压路机在桌上摸索了半天。
这里，他说，报上有他的照片。
真难看。
那个头上戴牛仔帽的人是谁? 是美国的一个参议员，他不久就要来瑞典做正式访问。
事实上，他就是你男朋友家乡旁卜州的州长。
我丈夫。
她说。
呃，这年头谁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好。
…‘压路机说，顺便打了个饱嗝。
我们可不可以去跟这个政府的头头说话? 他会说瑞典话，对不对? 对，可是要见他还是不容易。
他不是什么人都接见的，除非在选举之前。
不过一般人可以拟一个诉状，意思就是，写封信给他。
这个我做不来。
她丧气地说。
可是我做得来。
…‘压路机说。
他从巨型书桌的中腹处打开一块封盖，里头是一台古老的打字机，他在两张打字纸当中夹入一张复写纸，再把纸张插入打字机，轻松自在地打起字来。
这会不会很贵? 瑞贝卡不安地问。
依我之见，事情是这样的，…‘压路机说，如果真正犯了罪或是伤害了社会的人都可以接受免费的法律协助，那么完全无辜的人当然不必支付昂贵的律师费用。
他浏览一遍后，把原稿拿给瑞贝卡，副本放进档案。
现在我该怎么做? 她问。
在信上签字，布莱钦说，我的地址就印在信头上。
她用微微颤抖的手签了字，布莱钦替她写好信封上的地址。
接着他把信封好，贴上印有该国那位无实权国王玉照的邮票，把信交给她。
你出了大楼后右转再右转，会看到一个邮筒。
谢谢你。
她说。
再见，罗――瑞贝卡。
如果我要联络你，要到什么地方找你? 目前没有地方。
那你就来这儿。
最快也要一个星期。
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星期内收到回音。
她走出房间带上房门，布莱钦把打字机的封盖盖好，又把那只杂色猫抱回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