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鹭石区岛坡街上的一栋房子外面，有个雪人站着仔细研读一张纸。
湿透的纸已经开始解体，在纷飞的大雪和按暗淡的街灯光线中，他看不清上面的字迹。
但是他似乎终于找对地方了。
这人像狗一样抖动身体，走上台阶，在前廊上使劲跺脚，然后按门铃。
他掸掉帽子上的雪，就这样手拿着帽子等待。
门打开了几英寸，一位中年妇女朝外窥探。
她穿着一件打扫用的罩杉和围裙，手上沾着面粉。
我是警察，这人沙哑地说。
他清清喉咙继续说道：努丁侦查员。
女人焦虑地打量他。
你有证件吗? 最后她说，我是说……他沉重地叹了口气，把帽子换到左手，解开大衣和外套纽扣，拿出皮夹里的身份证。
女人担心地望着他的一举一动，仿佛以为他会拿出炸弹、机关枪或者保险套似的。
他举起证件，女人从门缝里眯着眼睛查看。
我以为警察都有警徽。
她怀疑地说。
是的，这位太太，我有。
他沮丧地说。
他的警徽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
他不知在不放下帽子或是不把帽子戴回头上的情况下，是否能抽出手去拿。
哦，我想身份证应该就可以了，女人勉强说道，松兹瓦尔? 你大老远从北边来找我? 我在这里也有其他事要处理。
对不起，但是你知道……我是说……她显得不知所措。
怎么样，太太? 我是说现在这种世道，小心总没错。
你不知道……努丁想知道到底该拿自己的帽子怎么办。
大雪继续下着，雪花在他的秃头上融化了。
他总不能这样一手拿着身份证，一手拿着帽子一直站在这里。
他可能要做笔记什么的。
把帽子戴回头上似乎是最实际的做法，但可能会显得失礼，把帽子放在台阶上又未免太可笑了，或许他应该问问能否进去。
但如此一来，这位女士就得做决定，她必须回答可以或不可以。
如果他的判断正确，做这种决定可要花上好久的时间呢。
在努丁的家乡，人人都会邀请陌生人进入厨房，请他们喝咖啡，在炉子边暧暖身子。
他认为这是个实际的好风俗。
或许在大城市里不合适吧。
他收起散漫的思绪，说道：你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提到一个男人，还有修车厂，对不对? 非常抱歉打搅你们……哦，我们非常感激。
她转头望向屋内，几乎把门给关上了。
她显然惦记着烤箱里的姜饼。
非常高兴，努丁喃喃自语，高兴得快发狂了，几乎难以忍受。
女人再度打开门。
你说什么? 呃，那间修车厂――就在那边。
他顺着女人的视线望去。
我什么也没看见。
从楼上看得很清楚。
女人说。
那个男人呢? 嗯，那个人有点奇怪。
我有好几个星期没看见他了。
一个黑皮肤的矮男人。
你经常注意那间修车厂吗? 我从卧房窗口就看得见。
她红起脸来。
我又做错什么事了? 努丁思忖。
修车厂是外国人的。
那里有各种各样奇怪的人出入。
我想知道的是……努丁不知道是她话没说完，还是接下来声音太小他听不见。
这个黑皮肤的矮男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这个嘛……他会笑。
会笑? 对，非常大声。
你知道现在修车厂那里有没有人? 不久之前还亮着灯。
我刚才上楼时看见的。
努丁叹口气，戴上帽子。
我去那里看看好了。
他说，多谢你，太太。
你……要不要进来? 不了，谢谢。
她把门多开了几英寸，很快瞥他一眼，贪婪地说：有没有赏金? 什么赏金? 呃……我不知道。
再见。
他蹒跚地朝女人所指的方向走去。
他的头感觉好像敷了热水袋一样。
那个女人立刻把门关上，现在八成已经站在卧房窗口观望了。
这家独立的小修车厂墙壁是纤维混凝土，屋顶是波浪状的铁皮。
至少可以停两辆车。
门口上方有盏电灯。
他打开双扇门的其中一扇走了进去。
里面停着一辆一九五九年款的绿色斯柯达欧雅。
这车如果引擎不太糟的话，至少还值四百克朗，努丁思忖。
他的警察生涯有不少时间都花在追查汽车和可疑的车辆买卖上。
车子用低矮的支架撑起，引擎盖掀开。
有个人躺在车身底下，一动也不动。
他全身只露出穿着蓝色工作鞋的双脚。
死了吧，努丁想着，走近车身用右脚轻踹这个人。
车底的人像是触电般吓了一跳，立刻爬了出来。
他右手拿着手电筒，惊讶地瞪着来客。
我是警察。
努丁说。
我有合法文件。
那人很快说道。
毫无疑问。
努丁反击。
修车厂的主人大约三十岁，身材瘦削，眼睛是棕色的，黑发呈波浪状，还留着仔细梳理过的鬓角。
你是意大利人吗? 努丁问。
除了芬兰口音之外，他对外国口音完全不熟。
瑞士，瑞士德语区，格劳宾登州。
你的瑞典话说得很好。
我在这里住了六年了。
你有何贵干? 我们在找你的一个朋友。
谁? 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
努丁打量着这个穿着工作服的人。
他没你这么高，但是比较胖一点儿。
黑头发留得挺长的，眼睛是棕色的。
大约三十五岁。
那人摇头。
我没有这样的朋友。
我认识不多人。
认识的人不多。
努丁和蔼地纠正他。
对，‘认识的人不多’。
但我听说修车厂这里常常有不少人。
都是开车来的家伙。
他们要我修车。
他努力地想了一下，然后解释道：我是修车工人，在还……环状路的修车厂工作。
现在只去上午。
所有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都知道我有这家修车厂，他们会到这里来要我免费修车，许多人我根本不认识。
斯德哥尔摩很多这样的人。
嗯，努丁说，我们要找的这个人穿着一件黑色的尼龙外衣，米色的西装。
跟我说也没用。
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人，我确定。
你的朋友是些什么人? 朋友? 几个德国人和奥地利人。
今天他们有人来过吗? 没有。
他们都知道我在忙。
我日夜都在修这个。
他油腻的大拇指指向那辆车。
圣诞节前要修好，然后我就开回家看爸妈。
开回瑞士? 对。
好长一段路。
对。
我买这辆车只花了一百克朗，但我会修好，我技术棒。
你叫什么名字? 霍斯特。
霍斯特・迪克。
我叫乌尔夫。
乌尔夫・努丁。
瑞士人微微一笑，露出完美的白牙。
他似乎是个正直而好相处的年轻人。
那么，霍斯特，你不知道我说的人是谁? 迪克摇头。
不知道，抱歉。
努丁并不失望。
他只是问到每个人预料中的结果。
要不是线索稀少，这种情报根本不会有人调查的。
但他还没准备要放弃，此外他也不想立刻回去跟那些穿着湿衣、不友善的人群一起挤地下铁。
这个瑞士人显然努力想帮上忙，他说：没有别的了吗? 我是说关于那个人。
努丁想了一下，最后他说：他笑得很大声。
瑞士人立刻脸色一亮。
啊，我想我知道。
他笑起来像这样。
迪克张开嘴，发出高亢的声音，又尖又刺耳，像是鹬的叫声。
努丁完全没料到。
过了十秒他才能开口。
对，或许吧。
对，对，迪克说，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
一个矮小、黑皮肤的家伙。
努丁满怀期待。
他来过这里四五次，可能更多。
但他的名字我不知道。
他跟一个想卖零件给我的西班牙人一起来。
他来过好几次，但我没买。
为什么? 太便宜了。
我想是偷来的。
那个西班牙人叫什么名字? 迪克耸耸肩。
不知道。
帕科，巴布罗，巴吉托，像这样的名字。
他开什么车? 好车，白色的沃尔沃。
这个会笑的人呢? 完全不知道，他只坐在车里，我想他喝了几杯。
当然他没开车。
他也是西班牙人吗? 我想不是。
应该是瑞典人，但我不知道。
他多久前来的? 这样说听起来不太对。
努丁打起精神。
他上次来是什么时候? 三个星期……大概两星期以前，我不确定多久。
从那次以后，你还见过那个西班牙人吗――叫帕科什么的那个人? 没有。
我想他回西班牙去了。
他需要钱，所以才来卖东西，他是这么说的。
努丁思索了一下。
你说这个家伙好像喝醉了。
你想他可不可能是嗑了药? 对方耸肩。
不知道，我以为他喝了酒。
但是，嗑药? 好吧，有何不可? 这里几乎每个人都这样。
不出去偷东西的时候就躺在垃圾堆里吸毒，不是吗? 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或其他人叫他什么? 不知道。
但是有几次车子里有个女孩子，我想是跟他一伙的。
很高很壮的女孩子，长长的金头发。
她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但是他们叫她……什么? ‘金发马林’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以前在城里见过她。
城里的哪里? 戴涅街的一家咖啡馆，靠近斯维尔路。
外国人都去那里，她是瑞典人? 金发马林? 对。
努丁想不出还能问什么。
他怀疑地望着绿车说：希望你平安到家。
迪克充满魅力地一笑。
我会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回来了。
永远不回来？不回来。
瑞典不是好国家，斯德哥尔摩是烂城市，只有暴力、毒品、小偷、酒精。
努丁一言不发。
他倾向于同意此人的最后一项说法。
很悲惨，瑞士人总结道，但外国人赚钱很容易。
其他一切都没希望。
我和三个人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一个月付四百克朗。
你们怎么说――敲诈? 很恶劣。
只不过因为房子不够住。
只有有钱人和罪犯能上得起餐厅。
我把钱都存起来。
我要回家了，自己买栋小屋成家。
你在这里没遇见喜欢的姑娘? 瑞典姑娘不值得要。
或许留学生之类的可以认识些好姑娘。
平凡的工人只能认识一种姑娘，像金发马林那样的。
哪一种? 妓女。
他把妓字念成鸡。
你是说你不想花钱? 霍斯特・迪克噘起嘴。
许多都不用钱。
反正都是妓女，免费的妓女。
努丁摇头。
霍斯特，你只见过斯德哥尔摩，真可惜。
其他地方比较好吗? 努丁用力点头。
然后他说：关于那个家伙，你还记得别的吗? 不记得了。
只记得他这样笑。
迪克再一次张嘴发出那种尖锐的叫声。
努丁点头告辞离去。
他在最近的一盏路灯下停住脚步，掏出笔记本。
金发马林，他咕哝道，垃圾堆，免费的妓女。
我真挑了个好工作。
这不是我的错，他心想，是老爹逼我的。
有个人沿着人行道走来。
努丁举起覆满了雪的毡帽，开口说：对不起，你可以――那人充满疑心地瞥了他一眼，弓起背匆匆走开。
告诉我地铁站在哪里? 努丁对着飞舞的雪花喃喃说着。
他摇摇头，在笔记本上潦草写下几个字。
巴布罗或帕科。
白色沃尔沃。
戴涅街一斯维尔路咖啡馆。
笑声。
金发马林。
免费的妓女。
然后他把纸笔收进口袋，叹口气离开了街灯的光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