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贝里振作起精神，犹疑地看着那个人，那个目前他必须视为上司的人。
推土机是特别小组的召集人，他爱上了银行劫案，过去几年这类的案件接连不断发生，他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不可同日而语。
只有他才有那种活力和点子，日复一日，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从不抱怨、从不沮丧，甚至从未显露疲态。
有时候他那些疲惫不堪的同事都怀疑他就是瑞典犯罪公司的总经理，这个邪恶的组织相当出名。
对推土机而言，警察工作是世界上最有趣、最刺激的事。
这当然是因为他本人并不是警察。
他是个地方检察官，专门承办一些棘手的持械银行抢劫案的初步调查工作。
目前有一个案子已经有了头绪，一些涉案的罪犯已被拘留，有些人甚至已经遭到起诉。
只是现在每周都有好几宗新抢劫案发生，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案件多少有些关系，但到底有什么关系却没有人清楚。
更严重的是，银行不是唯一的目标，一般大众被抢的案子也有大幅增加的趋势。
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有人被袭击，在街上、广场上、商店里、地铁中，甚至在家里，到处都有可能。
可是抢银行被认为是其中最严重的罪行，攻击属于社会大众的银行等同于向公共权力挑战。
现存的社会体系显然已经不管用了，除非每个人都凭良心做事，它才有可能正常运转。
但即便是警察也做不到这一点。
过去两年来，单单斯德哥尔摩所积压的案件就多达二十二万件，即使是非常重大的刑事案件( 虽然只占一小部分) ，也只有四分之一被侦破。
事到如今，那些应该为此负全责的人也无能为力了，他们只会摇头叹息，做出一副已尽人事的模样。
有好一阵子，大家都在相互指责，现在甚至已经找不到对象去责怪了。
最近唯一一项比较有建设性的提议，就是大家应该少喝些啤酒。
然而在瑞典，啤酒的消耗量已经算是非常低的了。
由此可知，所谓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思考方式是多么的不切实际了。
有件事倒是很明显：警方要为此负大部分的责任。
自从一九六五年警力中央化以来，所有的警力收归一个部门指挥，而从一开始，领导者的位子就被一个不能胜任的人坐上了。
长久以来，分析家及研究人员不断想要了解警政署领导人的基本想法。
这当然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为了遵行凡事不容外泄这项教条，警政署长基本上不会给予任何答案。
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非常喜欢高谈阔论的人，只是他的讲话即使被修饰得文辞并茂，也相当索然无味。
几年前警方发现了一种篡改犯罪统计数字的方法，虽然简单，但却不易被识破。
它虽不是直接做假，却能严重地误导大众。
在此之前他们只是要求更具战斗力、强度更大的训练，要求更精良的技术支援，特别是要求火力更强大的武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还夸大了警方所面临的危险。
但这类说词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说服力，他们转而寻求另一种方式：篡改统计数字。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那些六十年代后期发动的政治示威游行，正好给了他们捏造数据的良机。
游行示威的群众要求和平，却受到暴力镇压，他们除了一些标语和个人的信念外，根本没有带其他东西，但所面对的却是催泪弹、高压水枪和橡胶警棍。
这些非暴力性质的示威活动，很少不是以喧嚣而混乱的场面结束的。
那些不过是想要自卫的人被拉扯、逮捕，还被控袭警或拒捕。
这些都被计人统计数字中。
这个方法完美极了，每一次他们都派几百个警察去控制游行秩序，被指控为反抗警方的人数因此迅速攀升。
他们鼓励穿着制服的警察不要动粗( 这是他们的用词) ，这些警察也非常乐意遵从，因为用警棍追打一个酒鬼，他会还手的几率可是相当高的。
这是每个人都学得会的把戏。
这种计策很管用。
现在瑞典的警察出门都是全副武装，转眼间，以往只需带着铅笔和少许常识就可以解决的状况，现在则需要一卡车配有自动步枪和防弹背心的警察出动。
长久下来，也出现了未曾预料到的情况，暴力管制不但增加了民众的反感和怨恨，也提升了人民的不安全感和恐惧。
最后，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人与人之间相互惧怕，斯德哥尔摩变成一个拥有数万个心怀惧意的居民的城市，而在惊惧中生活的人民也是最危险的人民。
六百个巡警中，大部分的人都突然失踪了――事实上是辞职了。
因为他们感到害怕，是的，即使他们全副武装，大部分时间也只是坐在车子里。
许多人当然是因为其他理由才逃离斯德哥尔摩的。
有些人不喜欢这里的环境，有些人则是憎恨那些自己必须遵从的行事方式。
这个社会制度已遭到反抗。
至于其最深层的动机，则依然隐藏于黑暗之中，然而，在这种黑暗中，隐隐让人嗅到一丝纳粹色彩。
类似的处理方式多不胜数，有一些已呈极端的犬儒主义。
一年前实行了一项政策，针对那些使用假支票的人。
很多人的银行户头都透支，其中有些钱进了不法分子的口袋。
当局看到未侦破的小额诈欺案的数目后，视其为奇耻大辱，要求采取激烈措施。
于是警政署拒绝认可被视为法定货币的支票。
每个人都了解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带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出门。
这无疑是送给那些在街道及广场上的劫匪大把的好机会，而这也正是当前的状况。
当然假支票消失了，警方可以拿这个成果来炫耀，然而每天都有市民被袭击的事实却被忽略了。
这就是暴力风气渐盛的部分原因，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增加更多、更强有力的武装警察。
但是到哪儿去找这么多警察来呢? 政策执行初期的六个月里，官方发布的犯罪率大幅下降了两个百分点，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案件还是有大幅的增加。
原因很简单：警察还未公布的都不算犯罪，而每一个透支的银行账户就是一起犯罪案件。
在政治警察被禁止监听人民的电话后，警政署中的理论家立刻伸出援手，借着吓人的宣传说服国会通过法案，当局准许警方在查缉毒品时监听电话。
从此以后，那些反共人士便高枕无忧地继续窃听，而毒品交易也达到空前的盛况。
不，当警察一点儿也不好玩，伦纳特・科尔贝里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属的部门逐渐腐败，他也无能为力。
听到法西斯鼠辈在墙后大放厥词，他又能如何? 他的大半生都忠诚地奉献给这个部门了。
该怎么办，把你的想法说出来，然后被开除? 不太好。
一定有更有建设性的做法吧? 当然肯定有其他警官和他有相同的看法，可是是谁? 又有多少人昵?推土机就没有这种困惑。
生活对他而言只是一场欢乐的游戏，在他眼里，大多数的事情都像水晶般清清楚楚。
可是有一件事我不懂。
他说。
是吗? 拉尔森说，什么事? 就是那辆车子到底去哪儿了? 那些路障应该有用啊，不是吗? 照理说是的。
所以在五分钟之内，每座桥上都应该已经有人了。
斯德哥尔摩南边是个小岛，与内陆有六个连接点。
特别小组早就规划过详细的步骤，可以在最短时间封锁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所有的区域。
当然，拉尔森说，我和市警局核对过了，一切行动都已在进行中。
那是哪一种车? 科尔贝里问道。
到现在他还没有时间去了解每一项细节。
是辆雷诺十六，浅灰或是米色，车牌是‘A ’开头的，号码里有两个三。
他们应该会用伪造的车牌。
拉尔森插嘴说。
显然是。
我听说在玛莉亚广场和闸门广场附近，有人可以替车子重新喷漆。
假设他们换了车子――然后呢? 那么第一辆车子到哪儿去了? 推土机在房间里踱步，额头埋在巨大的手掌中。
他已四十多岁，身材微胖，比一般人矮些，肤色有些红润，他的动作就像他的思维一样活跃。
现在他自问自答道：他们把车停在地铁站或巴士站附近的停车场，然后一个人用钱币刮车子上的漆，另一个人装上新的牌照，然后他也帮忙刮车子。
到了星期六，那个接车人回来替车子重新喷漆，然后昨天早上那辆车就准备上路。
可是――可是什么? 科尔贝里问他。
可是我的手下一直到昨天晚上一点，都还在对每一辆离开南区的雷诺汽车进行检查。
它不是找到空档溜掉了，就是还在这儿。
科尔贝里说。
贡瓦尔・拉尔森没说什么，反而审视着推土机的衣着，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厌恶感。
一件皱巴巴的淡蓝色外套，艳粉色的衬衫，还有一条大花领带，脚上是一双黑色短袜和棕色有缝线的尖头鞋，显然从没擦过油。
你说的接车人指的是什么? 他们不会自己安排车子。
通常他们都会专门找一个人，把他们送到特定的地点，事成之后再去接他们。
这种人一般都是从另一个城市来的，例如马尔默或哥德堡。
他们对逃离时所用的车都是非常小心的。
科尔贝里看起来更加疑惑了。
他们? 谁是他们? 当然是莫斯壮和莫伦。
莫斯壮和莫伦是谁? 推土机瞪着他，愣住了，不过稍后这种表情就消失了。
啊，是的，当然，你才刚进到这个小组来，不是吗? 莫斯壮和莫伦是我们掌握的两个聪明的银行劫匪。
他们四个月前才出来，而这是他们出来之后犯下的第四起抢劫案。
他们是二月底从库姆拉监狱溜走的。
可是库姆拉监狱应该看守很严密啊。
科尔贝里说。
莫斯壮和莫伦不是逃出来的，他们是周末获得假释出来，然后就没有再回去了。
就我们所知，他们一直到四月底之前都没有犯下任何案子――这段时间他们一定是到加纳利群岛或是冈比亚去度假了，也许去玩了十四天左右。
然后呢? 然后他们添置了装备及武器，他们通常是在西班牙或意大利买这些东西。
可是上星期五袭击银行的是个女人，不是吗? 科尔贝里强调。
那只是一种伪装，…推土机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
用金色的假发和一些东西伪装。
不过我十二万分肯定那是莫斯壮和莫伦干的。
还有谁会这么大胆或这么聪明地突然来这么一下? 这是个特殊案件，你看不出来这是个极为周详的计划吗? 相当惊险刺激，事实上这就像――和棋王下棋一样。
贡瓦尔・拉尔森说，姑且不论他们是不是顶尖高手，莫斯壮和莫伦至少都是彪形大汉，这是无法否认的。
他们两个人都有二百零九磅，鞋子都穿十二号，胳膊则像两把铁钳一样。
莫伦的胸围有四十六英寸――比安妮塔・埃克柏格。
最胖的时候还要壮五倍，我很难想象他穿套装又戴上乳垫会是什么样子。
那个女人不是穿裤子吗? 科尔贝里问他，而且身材挺瘦小的吧? 显然他们另派了一个人来，推土机平静地说，那是①安妮塔埃克柏格(Anota Ekberg ，193 卜) ，出生于马尔默的瑞典女演员，胸围傲人，她曾出演意大利知名导演费里尼执导的名片《甜密生活》。
他们常玩的把戏。
他走到一张书桌旁边，抓起一堆纸。
他们一共抢了多少钱? 他自问自答，在波尧斯抢了五万，在古邦根抢了四万，在默斯塔抢了两万六，加上这次的九万，已经超过二十万了! 所以他们很快就会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科尔贝里问道，准备好什么? 他们的大买卖啊! 这笔交易是天文数字，他们现在犯的这些案子只不过是要弄到资本而已。
现在随时都会发生惊天动地的案子。
他看起来非常激动，不断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可是在哪儿呢，各位，会在哪里儿呢?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我们必须思考。
如果我是华纳・罗斯，现在我会做什么? 我要怎么将他的军? 你会怎么做? 又会在什么时候? 谁又是华纳‘罗斯? 科尔贝里再次发问。
他是个飞行事务长。
贡瓦尔・拉尔森说。
首先要搞清楚，他是一个罪犯，…‘推土机高声喊道，就他所从事的这个勾当而言，他是个天才，就是他筹划所有细节的，没有他，莫斯壮和莫伦只是两个无名小卒。
他专门负责动脑筋，少了他，其他人就没辙了。
他是个卑鄙至极的家伙! 他是那种――别他妈的那么大声，贡瓦尔・拉尔森说，你现在不是在地方法院。
我们会抓到他的。
推土机说，那语气就好像他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点子。
我们一定可以抓住他，马上! 然后明天再把他给放了。
贡瓦尔・拉尔森说。
没有关系，吓吓他也好，抓他个措手不及。
你想这样做吗? 这已经是今年的第五次了。
无所谓。
…推土机说着，走向门口。
推土机真正的名字是史坦・奥尔松，可是除了他的妻子之外，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个名字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她倒很可能已经忘了他的长相。
这里面似乎有许多我不了解的事。
科尔贝里抱怨道。
关于罗斯这方面，‘推土机’可能是对的。
贡瓦尔’拉尔森说，‘‘他是个狡猾的恶魔，总是会有不在场证明，绝妙的不在场证明。
只要有事情发生，他总是远在新加坡、旧金山或东京。
可是‘推土机’怎么知道这起案件是莫斯壮和莫伦在暗中操控呢? 某种第六感吧，我猜。
贡瓦尔・拉尔森耸耸肩说，可是这说得通吗?莫斯壮和莫伦从未承认自己是盗匪，可是这两个流氓也进出监狱好几次了；等到他们终于被关进库姆拉了，却又准许他们在周末假释! 唉，我们也不能就把一个人永远关在一个只有一部电视机的房间里啊，对吧? 是不行，贡瓦尔・拉尔森说，那倒是真的不行。
他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两个人都在想着同一件事：政府如何花了几百万盖了库姆拉监狱，采取了可靠的防护措施将那些与社会脱节的人隔绝起来。
从各地而来且对刑事制度很有经验的外国人士都认为，库姆拉的管理制度可能是世界上最不人道、最没有人性的。
床垫上没有虱子或食物里没有虫，都取代不了人与人的接触。
就鹿角街这件凶杀案来说――科尔贝里开口说。
那不是凶杀案，可能只是个意外。
她是不小心开枪的，可能她根本不知道里面有子弹。
确定是个女人吗? 是的。
那这关莫斯壮和莫伦什么事? 噢，可能是他们派了个女人。
没有指纹吗? 就我所知她甚至连手套都没有戴。
当然有指纹，就在门把上。
可是在我们采集之前，一个银行职员把它弄模糊了，所以不能用。
做弹道分析了吗? 当然。
专家分析了子弹和弹壳，他们说她用的是一把点四五，可能是骆马自动手枪。
很大的枪，尤其对女人来说。
是啊。
根据‘推土机’的说法，这又证明案子是莫斯壮、莫伦和罗斯干的。
他们都习惯用大而重的武器。
那是可以吓吓人，可是――可是什么? 莫斯壮和莫伦是不会向人开枪的，至少他们没有这么做过。
如果有人找麻烦，他顶多向天花板开一枪，让对方乖一点儿。
有没有人想过，干脆去把罗斯这家伙抓起来? 嗯，我想‘推土机’打的算盘是，如果罗斯又像以前一样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比如说他上星期五在横滨，那我们就可以完全确定这次抢劫案是他策划的；反过来说，如果他在斯德哥尔摩，那事情就比较棘手了。
罗斯本人都怎么说? 他不会大发雷霆吗? 从来没有。
他说莫斯壮和莫伦的确是他的老朋友，他觉得他们的生活那么不顺利，实在是件令人难过的事。
上一次他还问我们，有什么他可以帮他老朋友的，当时马尔姆碰巧也在，他差一点儿脑溢血。
那奥尔松呢? 推土机只会吼叫，他喜欢这样。
那他还等什么? 他们的下一步行动。
你没听他说吗，他觉得罗斯正在计划一项大行动，莫斯壮和莫伦会负责执行。
看来莫斯壮和莫伦想要搜刮一大笔钱，以便悄悄移民，然后靠这笔钱度过余生。
那需要抢银行吗? 推土机认为除了银行之外，其余的都不值一提。
贡瓦尔．拉尔森说，那是他的观点，大家都这么说。
目击证人呢? 埃纳尔的那个? 是啊。
他早上来过了，看了一些相片，可是没有认出谁来。
但是，车子他可以确定吧? 完全可以。
贡瓦尔．拉尔森静静地坐着，轮流拉着手指，让每一个关节都喀喀作响。
过了好一阵子，他说：关于那辆车子，还有些地方不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