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里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但我已经看见他眼中闪过一抹急欲遮掩的知情神色，透露出他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是项强而有力的证明，尽管经过这一切，在这之前我始终不能确定他到底知道多少。
当前我暂不追问。
在强暴定罪之后，艾伦还有没有再惹过麻烦？就我所知是没有。
他搬到特威克纳姆的一间套房，靠劳力养活自己。
我们一直盯着他，但他很小心，没来里士满，也没跟任何他认识的人见面。
我没理由不相信他。
那为什么丹尼告诉我说，你们因为揍了艾伦而给他五千镑的赔偿？德鲁里的眼中闪现着兴味十足的神色。
因为逮捕他的那些人不太喜欢他对受害者做的事。
他的律师一直哎哎喊着警方施暴，直到他看到受害者的惨状，然后就同意以五千镑和解，告诉艾伦说他们没宰了他算他走运。
我看这价钱算是便宜他了。
我点头。
德瑞克有没有因强暴罪受刑？那可就称了你的意了，是不是？为什么？我温和地问。
我从来没指控过他强暴。
就差那么一点点。
你说他把他的阴茎塞到你的两腿之间。
我说他在我的两腿之间放了某样东西，我以为那是他的阴茎，因此以为他要强暴我。
我也告诉过你他就是要我那样相信。
他是在示范给我看，要是我再不闭上我这张爱黑鬼的大嘴巴，事情就会变得很糟。
是你告诉他我指控他意图强暴……是你让我陷入险境……尽管你已经同意了安德鲁的判断，认为最多只能以恐吓行为控告德瑞克。
我们根本不能控告他任何事。
他不在乎地说。
他有不在场证明。
无论如何，我认为那家伙有权利知道他又被指控了什么罪名。
你自己对德瑞克·史雷特也不是很自制……性侵犯可比在电话里粗声喘气严重得多了。
他的不在场证明根本是个笑话，我说。
你是三天之后才去查的。
没有差别。
那证明滴水不漏。
哦，少来了！我不耐地说。
就凭一张肯普顿公园的票根？他大可以第二天从水沟里捡一张。
那赛马场离里士满只有几里路而已，而你就只打了通电话问他的其中一个朋友？你连另外两个都懒得去查。
你不也是一直到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才报案。
他讽刺地反击。
我用手指按住嘴唇，那里有根筋在皮肤下跳动不已。
想到他可能误以为我在害怕，这个想法让我受不了。
当时我花了２４小时才鼓起勇气，我就事论事。
我一半想撒手不管这整件事，一半又明白要不是我说的话是正确的，德瑞克就不会找上门来吓我。
当然，我太天真了。
我没想到你会特地去保护一个你形容为人渣的男人……只因为他是白人。
这不是真的，你也知道。
那你为什么一直保护着史雷特一家人，不让他们接受与安妮之死有关的任何盘问？我没有。
阿诺德医生告诉你安妮的东西遭窃，你为什么没有继续追查下去？那时你一定已经明白那幅羽蛇神是打哪来的。
没有。
我是记得史雷特家客厅里有一些破烂的玩意儿，但现在我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当然也没有把这幅画跟阿诺德医生后来说的话联想在一起。
要不是一个黑人女性之死对他而言根本不算什么的话，我几乎会相信他。
那些小孩偷安妮的东西已经偷了好几个月，我说，他们不太会遮掩赃物，莫琳看到布丽姬·斯伯丁戴着一个显然不是从连锁超市买来的戒指，就打得她说了实话。
然后她就开始明白，安妮家可能是座金山。
德鲁里不在乎地挥了挥手。
如果没人报案，警方就没法行动。
我当作他没开口似的继续说下去。
对安妮下手实在太容易了。
她不肯让人进她家，不相信任何跟她邻居会话的人，认为地区委员和穿制服的男人都跟她作对，她的银行经理也跟她交恶。
事实上惟一一个成为她朋友的人就是她的医生。
我注意看他的反应，但他毫无表情。
只要希拉按时来看她，安妮就相当安全，就算德瑞克也不会笨到在她有医生关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然后希拉到美国去了，一切就改变了。
这你不能怪在我头上。
说得更直截了当一点，希拉离开后，就没有人说得出安妮有或没有什么东西。
我迎视他的目光。
你根本连问都懒得问，因为你认为黑女人就应该住在贫民窟里。
你忘了我们找到多少个空酒瓶。
她屋里的状况跟她的肤色无关，而是因为她酗酒。
那些是伏特加酒瓶。
我说。
他眼中掠过怀疑的神色。
那又怎么样？她不喝伏特加。
我从背包里抽出一叠纸。
安德鲁寄了一份名单给我，列出１９７８年里士满所有的酒馆和酒铺老板。
我父亲设法找到了其中的一半多一点。
有两个酒铺老板清楚记得安妮，两人都说她是常客，只买牙买加朗姆酒。
‘绿人’酒馆的老板说他专门为安妮·巴茨存了一批牙买加朗姆酒，因为要是他店里没货了，她就会大吵大闹。
我把那几张纸塞到他手里。
德鲁里皱着眉翻看了几眼。
这不能证明她没有从超级市场买伏特加。
他说。
是的。
我同意。
那么这就不能作为证据。
或许它本身不是，但要是你看看最后两页，就可以看到好几个酒铺老板都记得莫琳·史雷特喝伏特加。
其中一个人说，她常常在领到津贴支票之后就跑来，一口气买个半打。
他说后来他拒绝卖酒给她，因为她其中一个孩子——八成是艾伦——说他需要新鞋，结果挨她一个耳刮子。
那又如何？这只能证明莫琳有买伏特加，并不能证明安妮没买。
你到底要说什么？意思是史雷特家的人把酒瓶放进安妮的厨房？不对吗？什么时候？在她死后。
为什么？让你形成既有的那些看法：她是个长期酗酒的酒鬼，住在垃圾堆里，不会照顾自己。
所以他们关掉了水电，拿走她买的所有猫食。
哦，拜托，他不耐地咆哮。
每个人都说她是个酒鬼，又不是只有史雷特家的人。
他反手一拍纸张。
无论如何，德瑞克笨得跟什么似的，他不可能完成这种计划。
只要我们一盘问，他就会露出马脚。
德瑞克或许不可能，但莫琳一定可以。
她只要利用你的偏见就行了。
我套用他讲过的话。
你永远也不会相信一个‘被踩扁的贱女人’可以骗过你，而一个‘管不住自己喝酒的可悲黑人’就一定会在自己家的地板上大便、一定会尿裤子。
反正你在安妮屋里找到的酒瓶就已经证实了莫琳要让你相信的一切，你又何必问它是哪种酒呢？那时候没有盘问他们的理由。
没有人告诉我们说她不喝伏特加。
我又递给他一张纸。
这是什么？莎伦·波西证词的影印本。
你的名字列在上头，是你负责问她话的。
前半段是关于她那天晚上人在何处——顺带一提，那些全是假话——后半段是她形容安妮是个什么样的人。
最后一段说的是：她常常喝朗姆酒喝得大醉，然后就开始骂每个人，还用空酒瓶朝小孩挥打。
我一直报警，但都没有用处。
一他不耐地也把那张纸撕碎丢在地板上。
你这是在做无益的挣扎，他说。
你爱怎么瞎搞随便你，这改变不了事实，当时并没有理由质疑任何人的证词……包括你丈夫的。
病理学家的验尸结果清楚无误——安·巴茨是走到卡车前面被撞死的。
那是你叫他说的。
你证明不了。
如果韩利的档案不见了，就没有东西能显示我们谁先说了什么。
我短笑一声。
他把档案丢掉可没有帮上你的忙。
此时此刻惟一能支持你那意外致死的文件，就是韩利交到验尸官那里的一页报告，那报告里错误百出得简直是个笑话。
他拼错了安妮的名字，把她右手臂上的淤血说成是在左手臂，也完全忽略了她大腿上的铅色部位，那在照片上非常明显。
我惊讶地看着他紧张地伸舌头舔嘴唇。
我不认为这是真的。
就是。
我向他保证。
那个时候韩利已经完全不行了，根本就是送尸体来解剖的警官说什么他就写什么。
我想是你弄错了手臂，因为我告诉你说她是左边身体朝下躺着，背对着路灯柱。
他回答前得先想一想。
这不是我的责任。
他有他的工作……我有我的。
要骂就骂他吧。
我伸手拿背包，拉起口袋上的拉链。
记者不会去追着死人不放，我告诉他。
活着的人就不同了。
一个因为受不了不必要地切割尸体而用酒把自己灌死的病理学家，以及一个拒绝调查黑人谋杀案、具有种族歧视态度的警察，显然后者比较有新闻价值。
拉德里不会继续要你的，我不带感情地说，一旦报纸头条登了你的一大堆新闻，你所有的正当生意都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会来光顾的人只有‘民族阵线’的那些暴民。
他额头上冒出小小的汗珠。
告诉我你来这里的目的，他说。
因为我们两个都知道这跟安妮无关。
他真说对了吗？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我花了两年时间才能重新相信我自己，我慢慢地说，又花了两年才敢再次信任其他人。
现在我还是会做噩梦……还是常跑到水槽边清洗自己……还是会检查门有没有闩好……每次听到陌生的声音还是会吓得要命。
我推开椅子站起来，把背包背上肩膀。
‘’我看这跟安妮关系可大了。
我们之间惟一的差别是她有勇气站起来奋战……而我逃走了。
我走向门边。
所以她死了，我活着。
香港维多利亚女皇医院精神病医生乔瑟夫·伊莱亚斯医生的来信时间为１９９９年香港维多利亚女皇医院精神医学部拉内莱太太南非开普敦海特路兰花楹木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７日亲爱的拉内莱太太：哎呀呀！这下你终于要回英国去了。
我会屏息以待你的消息。
是的，尽管我已经老得不可思议了，我还是在医院里负责小小的心理咨询，这纯粹只是因为我的病人似乎比较偏好熟悉的魔鬼而不是陌生人。
你的那些魔鬼又怎么样了呢，我亲爱的？我有点怀疑替安妮伸张正义对你来说还是不够。
但我又有什么资格批评？正如我的拉比朋友会说：要赢得和平必须先进行战争。
应你要求，随信寄上我１９７９年做的笔记。
乔瑟夫·伊莱亚斯 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