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小节穿过陆家浜路，沿着车站南路，彭龙华来到与徽宁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幢三层楼的建筑物，这就是他返回1966年的第一个目的地：斜桥地段医院。
当时的城市医疗体系，分市级医院、区中心医院、街道地段医院、里弄卫生站四个等级。
和现在人即使患了感冒也要一窝蜂上大医院看病不同，当时的卫生医疗体系分布合理，功能完善，根本不存在医生拿红包、捞回扣的拜金风气，大家都是规规矩矩地做人。
因此，即使在规模不大的地段医院，也涌现出不少医术精湛的好医生甚至是名医。
沈云锡就是其中之一。
翻开沈云锡的从医史，有着一层非常特殊的亦医亦商的色彩，这与他的祖上是分不开的。
沈云锡的爷爷是药贩子，当时的药贩子，可不是现在的穿着名牌西装，提着考克箱穿梭于各大医院的药厂推销员，他们必须深入深山老林，从当地的农民猎户手里收购中药材，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十分的辛苦。
沈云锡的爷爷专门做西藏红花的生意，这是一味活血祛风、治跌打损伤的名贵药材，和灵芝齐名。
后来在贩药途中，为了躲避土匪的追击，沈云锡的爷爷从马背上摔下来，落下残疾。
眼看这碗饭吃不下去了，便孤注一掷，在太湖边的庙港镇开了一家叫长生堂的中药铺。
虽然只有单开间的门面，但在方圆三四十里地之内却是独一无二的药铺，附近的大沙山、小沙山、笠帽山这些岛上的渔民买药都要到这里来。
沈云锡的童年，就是在狭窄的店堂、排列整齐的药柜、放各种丸散的瓷缸、充满燃烧艾蓬时发出的那种清香中带着辛辣的气味中度过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沈云锡的爷爷在太湖边的第二大集镇——震泽镇上开了一间有五开间门面的分号，由沈云锡的父亲管理，生意兴隆，把镇上另一家大药铺荣春堂的生意抢走了不少，然而好景不长，三年不到，长生堂就毁于日军的炮火，三名伙计全被炸死，沈云锡的父亲因为外出，躲过了一劫。
痛定思痛，沈家父子决定把家业转移到当时最安全的地方——上海的租界里去。
1939年，位于法租界的恺自迩路（现在的黄浦区金陵中路）上，长生堂的总号开张了。
两年后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最安全的地方名存实亡，好在日本人只想统治支那人，并没有消灭中医药的打算，只是设置了严格的行规，禁止与共产党、国民党做生意，老老实实卖你的药。
在这间祖孙三代人经营的中药铺里，与药贩子出身的爷爷、充满商人头脑的父亲不同，沈云锡更爱钻研中医药理论及治疗，用现代话来说，他有点书呆子气。
要知道，从有文字记载的战国时期的扁鹊治病开始，中医药的历史已经有两千多年，远远超过西医。
中医的博大精深，属于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任何人一辈子都研究不完的。
在沈云锡的坚持下，长生堂的一隅开设了中医坐堂，沈云锡先后拜了三位老中医为师，在他的虚心学习、潜心钻研下，无论实践还是理论都日趋精湛。
经络、丹田，从拔火罐、扎经针到治杂病、难症，到后来，师傅借口年迈体弱回乡养老，离开了长生堂，其实是因为徒弟的本事超过了自己，师傅面子上挂不住。
当时的长生堂，虽比不上童涵春、雷允上、蔡同德这些上海滩的百年老字号，但沈家人诚守经营，不仅卖的药真材实料，沈云锡几乎手到病除，而且只收抓药钱，治疗只象征性地收取一点成本费，良好的口碑一传十，十传百，病家络绎不绝。
那时候，沈云锡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1945年抗战结束，因为给日本宪兵队沪南分队的大佐太太治愈过妇科病，沈云锡被军统特务以汉奸罪名逮捕，关进了提篮桥监狱。
沈云锡的爷爷和父亲花了三十根大条（十两重的金条）疏通关节，才让沈云锡无罪获释。
同年，沈云锡的爷爷心力交瘁，中风死去。
1953年掀起了公私合营潮，表面上是合营，实质是将私有财产公有化。
长生堂与一家国营中药店合并，改名人民中药店，挂了几十年的长生堂金字招牌摘下来，放在床上当铺板还嫌窄，最终只能劈了当柴烧，对此，沈家父子非但不能有任何情绪，还要脸挂笑容，敲锣打鼓，放鞭炮来欢迎，其中的苦涩可想而知。
沈云锡的父亲当了中药店的挂名顾问，作为股东，每月可以领取五十元的股息，足以让全家人吃穿不愁，但心底始终郁积着一口气，中医术语叫毒火攻心，一年不到就吐血身亡。
沈云锡因为声名在外，斜桥地段医院和南市区中心医院都表示欢迎他前去。
沈云锡最终选择了斜桥地段医院，那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内科到外科，从西医到中医，院里的阑尾炎手术、自行配制的脚气药水，具有相当的知名度。
沈云锡当了中医科的副主任，凭着一贯的妙手仁心，成了院里的第三块金字招牌。
沈云锡之所以选择这里，也是想找一块宁静的地方，安心行医，潜心钻研，在这期间，他写了三本中医药方面的书，《百冰治百病》是最后一本。
沈云锡只想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干自己喜欢的活，但是政治风云的变幻，远不是他这种小人物能够想象和承受的。
如同狂风暴雨下，一只卡在枝杈上的鸟窝想不从树上掉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风雨之大，风雨之猛，百年老树都有可能拦腰折断，何况地段医院这样一棵小树？医院比想象得要安静，挂号处的窗口已经关闭，走廊里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标语，与街上的不同，这里是指名道姓，有的是破口大骂，有的是绘声绘色。
撕开反动学术权威沈云锡的伪善面目！听！沈云锡的医药箱里传来发报机的滴滴声……原来他是台湾潜伏特务，代号114张鲁丰公然说《海瑞罢官》是部好戏！火烧张鲁丰！油炸张鲁丰！张鲁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汤国年借行医之名散布大毒草，公然支持三家村！革命群众们！火速行动起来，砸烂汤国年的狗头！（注：三家村是指文革初期，全国批判北京市长吴晗、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等三人，三家村事件被认为是文革的导火索）彭龙华一路走一路看，渐渐看出了门道：小小的斜桥地段医院冒出来两支不同的造反派，一支叫红镰刀，另一支叫疾风暴雨，它们旗鼓相当，都自诩是最红最红的革命派，怒斥对方是保皇党，斗来斗去。
但写在墙上的沈云锡之流，人人得而诛之，红镰刀斗完了，疾风暴雨拉过去接着斗。
走廊拐弯处，彭龙华不慎撞上一个人，出于习惯，说了声对不起！对方没有反应，楞楞地看着他，彭龙华这才看清楚，对方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步履蹒跚，脸颊上青一块紫一块，嘴唇边凝结着干涸的血迹，估计刚刚挨过一顿拳脚。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卡其布中山装，打着两片补丁，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戴着袖套，拿着扫把，正在低头扫地。
彭龙华刚想跟他说话，忽然想起来，那个年代两个人对话前，必须象特务接头一样对暗号，于是掏出红宝书喊了句：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对方赶紧掏出毛主席语录挥了两下，一边用脚跺地面喊：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对暗号结束，彭龙华才问道：师傅，才下午三点不到，就停止看病了？对方老老实实地回答：有最高指示下达，革命职工都集中到三友实业社的大礼堂开欢迎大会去了。
三友实业社，解放前是日本人开的纺织厂，后来改为上海毛巾十厂，是附近一带规模最大的工厂。
你是谁？彭龙华问。
我叫张鲁丰，以前是院长兼党支部书记。
当然我是混进革命队伍的篡权者、阴谋家。
现在我是黑五类、臭老九、牛鬼蛇神，是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坏分子。
所以同志，你最好不要跟我说话，因为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万一被他们看见，不光我有麻烦，你也吃不了兜着走。
自我嘲讽的话语里，透着苦涩的幽默。
彭龙华拍拍胸脯说：阿拉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不怕那些造反派！不瞒你说，我是慕名而来找沈云锡看病的，他人呢？张院长苦笑了一下，指着墙上的大字报说，沈云锡是本院的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又是资本家、反革命分子，院革委会担心他利用手中的经络针、拔火罐、煎药罐——别小看这些治病救人的小玩意儿，被坏人拿着也可以当作凶器——向革命群众疯狂报复，所以早就被剥削了行医资格。
他看了看周围，没有人，就继续说，象他这样的三反分子（注：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简称），本院还有十多个，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都属于严控对象，参加了学习班，每周一三五汇报思想，深刻反省自我批判。
今天是礼拜二，他应该在家里闭门思过，但必须随叫随到，对我们的批斗是不定时的，造反派的时间表就跟他们的面孔一样，说变就变……说到这儿，张院长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担心祸从口出，赶紧闭上了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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